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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人们解释为天才的人身上，总有一种本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不能控制。就在等待新加坡使馆签证的那几个星期，他又写了一个新程序，他把它叫做中文之星。按照他对新婚妻子的解释，是因为闲着没事，写着玩儿的。可是几个月后，全中国的计算机经销商和消费者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玩笑。
如果说BDWin把中国计算机的软件工程师们带上一条新的道路，那么中文之星则是这条路上的一座丰碑，并且成为90年代中期中关村传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文操作平台，简洁、机敏，而又符合汉字世界的习惯。然而在1992年的这个春天，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中文之星的价值。他叫贺文，是王志东在北大读书时的朋友。此人学的是政治学，满脸憨厚，工于心计，虽然不懂技术，但却极有商业眼光，善于蛊惑人心。当他在王志东的电脑上看到中文之星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财源。于是他下决心说服王志东放弃出国，留下来和他一同创业。这贺文摆出一副热血青年的样子，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振兴中华，一会儿中国硅谷，一会儿又说中文之星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直到把王志东弄得热血沸腾。两人凑了15万元，注册一家公司叫北京市海淀区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专门兜售中文之星的。王志东成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从此再也没有加入出国潮。
贺文没说错。当计算机的显示屏上悠悠滑出中文之星四个汉字的时候，人人称羡，都说汉字世界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中文之星一炮打响，第一个月就赚进90万元纯利润。贺文把它标价680元一套——与BDWin同价，因为挂在视窗3？0上特别好用，所以买家也不嫌贵。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所有那些中文平台的缔造者中，王志东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以他的发明为基础的中文之星，在它最后从市场上消失之前卖出至少1000万套——不是正版的就是盗版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使用它。但是王志东却没有从他的发明中获得财富。他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财富暴涨，而在于他的技术想像力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微软产品的进入将会扫平中国的一切竞争者。在王志东早期的合作者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知难而退，就连王志东本人也不认为自己拥有和微软抗衡的力量，所以他那时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微软。有证据表明，尽管微软公司还没进入中国大陆，但是他们设在台湾的机构已经注意到中文之星的市场表现。1992年5月，一个叫陈秋潭的台湾人代表微软来到北京，一定要见到王志东才肯罢休。此人是微软视窗中文版的项目经理，一个行家，而且心地善良。他在一番仔细考察之后，终于相信中文之星在技术上有不少地方优于微软视窗中文版，不免对这小伙子心生敬佩。然而他更相信，微软能以远远高于其他公司的效率来开拓市场。
他对王志东说：我就当你是朋友，给你一个忠告。你这个产品要赶紧卖。
王志东问：赶紧卖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的视窗中文版9月份就要推出。
不用说，这是在委婉地宣布，微软产品进入中国之时，就是中国产品的灭亡之日。王志东一边催促贺文赶快推销中文之星，一边半信半疑地等待末日来临。可是到了9月，他没见到微软产品，却见到另外一个人。此人来自台湾，却有个日本名字，田本和，自称是微软公司的，要在北京开设微软的分支机构，而他也的确带着微软公司那种目空一切的风格。就在王志东兴致勃勃地向他解释中文之星的好处时，被他打断。
你不用说了。我只是劝你千万别和微软作对。田本和说：不论前进的路上有什么障碍，我们都会一炮把它轰平了。
然而中文之星还是让微软感到压力。微软不肯买它，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相信拥有足够优势改善自己的技术。事实上陈秋潭的大陆之行以后，微软便把视窗中文版的整体方案全部推倒重来，所以发布产品的时间一再拖延。这给了中文之星至少两年去席卷市场。
这件事让不少人对王志东刮目相看，把他当做振兴民族软件的英雄，可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一个讲求实际的梦想家，对国家的界限没有真正的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挑战微软霸权这样的事。事实上他对微软的感觉相当复杂，有时候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候又觉得不过如此。对于陈秋潭的善意，他说我非常感谢；对于田本和的狂言，他说我会记一辈子。如果说他做了什么事情真让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感到压力，那也不是源自一个民族主义斗士的激情，而是出自他的纯粹技术的追求和商业眼光。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是一种发财欲望和胡打乱撞相结合的结果。它不是从技术的发明而来，而是从技术的应用而来；不是由什么人预先设计的蓝图来指引，而是在万千商家的买卖中自发形成。它是下列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崇拜，一方面是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是市场急速地成长，一方面是零打碎敲、缺少法律、漠视规则、以人际关系和口头承诺来维系的交易；一方面是独具匠心，一方面是模仿剽窃；一方面是雄心勃勃眼光四射，一方面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一方面信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方面仰赖政府的袒护和资助；一方面秉承天时地利，一方面凭借个人善恶。那些最杰出的人几乎全都充满矛盾百出的品格，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自我保护的奇才、狂热的梦想家、孤注一掷的冒险家、兢兢业业的实用主义者。它提供了一条途径，把中国人的破坏性和创造性牢牢扎根于一块已经僵化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史上，它可以说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的典型一例。
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只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开拓者的无知、粗陋和胆大妄为，不仅不会成为障碍，而且正是驱使他们迈出第一步的原因。中关村早期商业体制的主要内容，比如计算机部件进口、整机批发、建立零售商店以及上门推销，实际上是在模仿城市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既成模式。只是前人身陷公有财产的体系，又有政府计划约束，不能感受到真正的激励。而中关村的公司从一开始就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宗旨，其中要害，并非开辟新天地，而是将新的种子播撒在原有的土壤中。然而这完全是过渡性质的。新种子拥有吐故纳新的奇特力量，一旦生根开花，就不仅创造短期的买卖合同，而且从中生长出影响商业体系的长期因素，这正是中关村开拓者们留下来的遗产。
新因素是伴随着新人物一起诞生的。1992年，中关村出了两个销售奇才，杨元庆和冯军。这两个人，如今一个是联想集团董事长，一个是华旗资讯总经理，都是中关村的出类拔萃之辈。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曾想要出国留学、又鬼使神差般地留在中关村大街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推销员，拎着产品上门兜售。除了这些，这两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身上带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本色，这让他们看上去很像那些前辈；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现代文明的亲近感，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那些后来人。中关村第一代人常用下海描述自己的行为，那里面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中关村的第二代人更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他们中间的流行语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了。尽管代与代的年龄距离越来越小——中关村的第二代比第一代差20岁，第三代比第二代差10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不了解第一代人，甚至也不了解第二代人。报纸电台电视台上那些成功者的趾高气扬和耀武扬威的形象，使人看了以后以为创业是一个紧张刺激、有惊无险、一夜之间梦想成真的故事，把那些事后诸葛亮也都当成未卜先知的英雄。即使遇到一个爱说老实话的人来回忆往事，他们也会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么一个时代？今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当初真的风雨无阻、昼夜不分、请客送礼、低三下四、被人家打碎牙齿和着血吞到肚子里？
这样的年代的确有过。它孕育了中关村的第一代人，还有第二代人。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两个商业奇才，杨元庆和冯军，在1992年全是一副寒酸潦倒相，和今天大街上的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
杨元庆建立公司商业体系时的那种劲头，和前辈们推着平板车沿街兜售的情形如出一辙。他率领一小队人，来到白颐路的十字街头。大家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说声一、二、三，各自沿街走去，左右张望，活像一个个流浪汉。看见一个卖电脑的商店就走进来，自我介绍来自联想，手里的东西价廉物美，然后解释什么叫代理，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做这生意。就这么一家一家找过去，接连好多天都是空手而归。
1992年4月，杨元庆终于有了第一个代理商。他与中关村的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签署合约。当时他在联想的主要业务是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根据这个合约，鹭岛将承担分销惠普绘图仪的责任，联想则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当日杨元庆指使自己的助手林扬去起草一份合同。林扬毕业于西安电子工程学院，1990年夏天进入联想，后来成为神州数码公司副总裁，始终没有离开销售这个行当，应当说是公司销售的大行家。当时他初出茅庐，授命起草代理合同，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于是他把惠普和联想的协议文本拿出来，照葫芦画瓢，写出自己的合同。他坚信当年他起草的这个文本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这种生机勃勃的民间创业故事，至今未能进入官方历史大事记，但它的确具有历史价值：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出现在这条大街上，也为联想微机每年数百万台的销售记录掀开第一页。
然而即使是这年轻一代，也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正在建造一个现代商业大厦。这个大厦的内部结构，是由代理和分销这样一些概念组成的。毫不奇怪，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引发了商业制度的巨大变化。此前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并无代理和分销，市场销售是由批发和零售来完成的。前者买进货物以后还要转手卖给别的商家；后者则是直接面对消费者。如果你在90年代初期走进中关村的任何一家电脑商店，店家开口第一句必是问你批发还是零售。因为零售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税率，所以卖家总是为每一样商品规定两种不同的价格，而买家也常常会以批发名义来完成一桩零售交易。但是无论批发还是零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坐商。他们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既没有专门的销售渠道，也没有特定的顾客群。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商业制度显示出它的区别。它类似于批发而又不同于批发，其实质是确立稳定的代理商和销售渠道，主动寻找客户群，而非守株待兔。
国有商业体系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常常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道鸿沟，从而促使代理商兴旺起来。代理商网络的规模依据其顾主的实力大小而定，它们通常由北京扩张至外省区的中心城市，随着高速公路的兴建逐渐伸向中小城市。中国幅员辽阔，交通线路曲折漫长，很多地方甚至为飞机火车不能到达，令大公司无法一一涉足，而代理商则扎根当地，身在消费者之中，所以能够完成很多大公司无法做到的事。代理商制度在计算机产品领域里特别流行，还因为计算机在常人看来总是陌生和神秘的，如果有一个他们信任的人加以游说、解释和训练，就能大大增加交易的可能。
代理商不同于传统商业机构的分公司。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自负盈亏，它为委托者代销产品，把收到的现金如数返还，其本人利益由佣金来保证。佣金通常不会超过销售收入的3％，此外他们还要收取广告补贴、奖金、抽样检查之类的专门费用。一开始，代理商经营的是计算机整机以及辅助设备，一旦自己成了行家，就把形形色色的零件也控制起来。很多生产商甚至把原来由分公司担任的业务也转移到代理商手中。从制度上说，他们可以挑选代理商，但是这种选择通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公司初创、寂寂无名之时，如果有谁愿意代理他们的产品，已是求之不得，及至成长起来，他们的代理商也随之坐大，要想重新选择已经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联想，至今仍然流传着有关杨元庆和代理商的两个故事，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尚未成名之时，杨元庆跑遍全国寻求代理商，得到的回答是，让我给你做代理，还是你来代理我好啦。另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成为全国第一之后，杨元庆已是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之人，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代理商未经预约就找上来，他也绝对不敢拒之门外。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产商越是强大，也就越是无法离开代理商。因为生产的过剩以致市场供过于求，使得销售环节愈加重要。于是代理商成了生产商的主人。他们不仅知道生产商的长处和短处，还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一个势力强大的代理商，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覆盖一个省区，甚至半个国家。他们可以操纵产品价格，以至于卖什么、在什么地方卖、卖给谁，都由他们一手操办。他们成为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道屏障，能够把生产商和复杂多变的消费者世界连接起来，也能分割开。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戴尔公司创造的直销模式才有了迅速成长的理由，这一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代理商帝国，当然也会遇到代理商帝国的顽强反击。不过，这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仔细检查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分销历史，可以发现联想不是这一体系的发明者，而是模仿者。他们是在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商之后，才见识了这种销售模式。惠普公司是把分销这一概念输入中国的第一商家，当联想成为惠普公司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的一部分时，杨元庆由此及彼，看到了代理制度的全貌，立即就被迷住了。这情形就像杨元庆后来反复说过的那样，惠普是我们的老师。也如林扬说的，他是照葫芦画瓢。
既然惠普能够以自己为核心建立起遍及世界的代理制，他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建造起自己的代理制度呢？
就从这一年起，中国计算机行业里增加了一个新概念——分销。它让联想尝到甜头，也让中关村的影响力以一种可以触摸的方式伸向全国。旧秩序有利于千千万万小商家的生存，而新制度催生了巨商大鳄。杨元庆依靠这样一种制度，率领联想的微机团队在全中国攻城略地，直到占领微机市场第一位。
像杨元庆和中关村第二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冯军也是外来人。他的祖籍是江苏北部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县，而他本人出生在西安。那是这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可以达到的最远的城市。父亲和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本人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完成他的最后学业。他充分显示出一个年轻人的见异思迁的本性，他学习建筑设计，还学习贸易、国际金融和管理，此外还以极大热情完成托福考试。他在大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事实上他的确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那是1992年夏天，全中国的大学生们都被卷入出国潮，这引起政府的忧虑，于是他们颁发一系列限制留学的政策。其中一条说，只有拥有海外亲属的人才能出国，这难不住冯军，因为他的母亲在海外还真有个什么亲戚。但是还有一条政策，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想要出国，先要交出5万元作为教育赔偿。这笔钱成了冯军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他的口袋里当时只有26元，而这个家庭的全部积蓄还不到3万元。
他在万般无奈中收起出国的梦想，来到中关村大街上。街上生机勃勃，万象更新，和学校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形成对照。那是一家国营建筑公司，他讨厌它，拒绝把自己的命运绑在那艘正在下沉的大船上——这一点倒是和王志东不谋而合的。他开始为几家生产商代销计算机机箱，最终在一个熟人的柜台后面摆下一张桌子，在这三尺天地中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他很快立住了脚。与其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倒不如说他是情愿去做别人不做的事。这一年白颐路上最流行的一个绰号是冯五块，整条街都知道。这是送给冯军的，多少带着贬意，意思是，只要能挣五块钱，他就忙不迭地登上平板三轮车给人家送货去。老实说，中关村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的名声那么大，是因为只有他一人拥有清华大学的文凭，而大学生是挣不了这五块钱的。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这个脸皮。冯军的早期合作伙伴，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就是因为觉得丢脸才离开的。告别的那天他对冯军说，他蹬着三轮车去送货，竟被同学看见，遭到一通嘲笑。那一刻，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自以为是、眼高手低，是大学生的陋习之一，越是出自名牌大学，越是如此。然而冯五块经历四年清华大学的生活，却奇怪地保留着纯净谦卑老实率真的品性。他自幼体会物力艰辛，深知挣钱不易，所以即使是五块钱的生意，也会全力以赴。为了确立自己在机箱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他甚至绞尽脑汁设计出全世界第一个免工具拆装机箱。我没别的本事，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