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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拆开看看，你妈妈死活不让，她说，我都不能拆她的信，何况是你！她要你一定回去一趟，回去看你的那封信，免得误事儿。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的《来去如风》！我给出版社留的联系地址！天哪，他们一定是先寄到棉花地，查无此人后又改寄到老妈那里的。我竟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我急于看到出版社的信，当即就向早雷巴根“爸爸”辞行，和阿原一起向草原外冲去。
在路上，我问阿原，你过得好吗？
他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看我，久久不说一句话，末了，他说，你认为呢？
我一笑，紧紧依偎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四天后，我终于回到家里，回到老妈身边。老妈拿出那封压得平平整整的信，慎重地交到我手里。她真是我的好老妈，自从那年她偷偷拆开我的信件遭到我的绝食抗议后，她就再也不敢动我的任何东西了。
并不见得完全是好消息。出版社认为文笔很美，也指出了作品里的很多可贵之处，然后就提了一大堆意见。最后建议，能否干脆把它改写成一个纪实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建议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虽然结局不如预期的好，但毕竟有人认真地看过它，并且肯定了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并不太沮丧。
老妈照例在一旁故作精明地观察着我。她突然对我说，你不用撒谎了，我知道你根本没在报社上班，其实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真实地址就行，免得我有事跟你联系不上。
我一脸惭愧地看着她，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心里却在想，老妈，我怎么可能什么事都告诉你真相呢？
然后我就去找康赛。税务局大楼是小城最为醒目的大楼。康赛在四楼。
看到康赛的第一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胖了，整整齐齐的制服上面，白净的小脸看上去憨憨的。我大喊一声：康赛！他猛地抬起头来，一见是我，他的脸居然红了。
他快步走了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说：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出来了，他的声音都高兴得有点颤抖。
我一把掀掉康赛头上的帽子，说你把头发剪短了？可我还是觉得你留长发更好看。
他又一次窘得满脸通红，赶紧抢过帽子戴在头上，竖起手指嘘了一声，还向左右看了看，顺便向一个正从他身边路过的制服笑了一下。我不满地说，你干吗呀，鬼鬼祟祟的。话音刚落，就看见有些脑袋向这边探过来。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
他把我朝走廊外推，指着外面一家小店，轻声说，你先在那里等我一会，我还有一刻钟就下班了，我一下班就过来找你。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道，千万别乱走，就在那儿等我，啊。
十二点整，透过巨大的玻璃大门，我看见税务局的人依次走向考勤机，他们在那里排队打卡，然后鱼贯而出。康赛也走在队伍里面，他走在他们中间，走得不紧不慢，中规中矩。很奇怪，以前他穿牛仔裤的时候，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就像走在棉花上。不知是不是穿了制服的原因，我觉得他的步态突然变了，变得有点拖泥带水了。
他来到小店，四下看了看，突然一把摘下帽子，放在桌上，笑嘻嘻地望着我。
我却觉得有点别扭，我说康赛，你变了，和陶乐时的康赛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他垂下眼皮，难为情地笑了一下。
讲讲你的生活，你回来以后，一切都还好吧？看得出来，你过得很好，比在陶乐时胖了，气色也好多了。
陶乐！康赛的表情顿时变得悠远起来，他轻轻呼出一口气，陶乐！
我说我后来给你写过好多信，可你一封也没回。
那些信都被我母亲扣住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有点明白了。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妈，她远远不如康赛的妈妈厉害，她绝对没有跑到新疆去我把押回来的魄力。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我点点头说，我知道她，我已经领教过她的厉害了。
小西，如果她曾经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请你不要记恨她，她现在再也不能去抓我了，她的一条腿已经残了，是因我而残的。
康赛慢慢向我讲起了他被母亲抓回来以后的事情。
他回来后，第二天就被母亲押到税务局报到去了。他被安排到缴税大厅上班。简单的岗前培训过后，他就正式上岗了。三尺柜台，几本票据，他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数钱、开票。他说，你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外面有人排着队等你，里面有头儿盯着你，有时，你想上厕所都找不到机会。
没过几天，康赛就出事了。傍晚扎账的时候，康赛的柜台短款八百元。头儿来帮他查账，一连查了三天，也没有结果。头儿说，实在查不出来，就按制度办事吧。所谓按制度办事，就是责任人自动补上短款。康赛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补上短款，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贪污行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赔款。
像天一样高
姚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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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也没办法，谁也拧不过制度。局里决定，每月从他工资里扣掉二百元，分四个月还清。为了表示抗议，康赛拒绝上班，可他又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件事，怎么办呢？他突然有了个孩子气的主意，他早上按时从家里出发，在大桥下面逗留，在书店里看书，消磨着一天的时光，到了下班时间再一脸镇静地回家。可不到两天，母亲就知道这件事了。
这次她没有埋怨他，她主动去局里替他补齐了短款，然后苦口婆心地劝他，要他珍惜得之不易的工作，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了。他对母亲说，他宁肯去卖烤红薯，也不愿去那个地方上班了，因为他受不了那种羞辱。母亲说，这怎么是羞辱呢？这是事故，任何一个做财务的，都难免会碰上这种事故，以后做熟练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故了。可他认定那就是羞辱。母亲生气了，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想趁这个机会溜掉。我告诉你，这次你休想，我捆也要把你捆死在那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康赛就被母亲从床上揪起来，他慢吞吞地走在前面，母亲抵着他的后背，走在他的后面。看的到税务局的大楼了，康赛停了下来。母亲在他后背又捶又打，走啊，停下来干什么？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你就应该好好地去上班，你以为我给你找到这份工作容易吗？你以为人人都有你这样的福气吗？早知道你会被小西那个死丫头带坏，当初就不该让她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
一听到小西的名字，康赛拔腿就往回跑。为了迅速甩掉母亲，他也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起来。正是上班时间，汽车、自行车顿时乱做一团。他母亲没想到他会突然逃跑，可把她气坏了，她想也没想，紧跟着追过去。没跑多远，一辆摩托车撞倒了她。
她的一条腿就此残了。
小西，我完了，我这一辈子，在我母亲面前，我彻底完了。以前，她行动自如的时候，我总想着要逃出去，现在，她只有一条腿了，我反而不想逃了。我每天按时上班，下了班就向她汇报一天的工作。小西你能理解吗？我母亲为我献出了一条腿，我再也不能昧着良心违拗她的意志了，她用她的一条腿打败了我，她把我的一生都打败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康赛再也不会随便往外跑了，甚至，就算他母亲有一天过世了，他也不会往外跑了。从此以后，他会老老实实地呆在这个地方，过着母亲希望他过的生活。
这时，小店门口突然走进来一个穿着税务制服的中年人。康赛赶忙起来，迎着他走过去。我偷偷观察他，他满面笑容，毕恭毕敬，而且发自内心。那人向他点了点头，又瞟了我一眼，径直上楼去了。康赛目送着他，直到他在楼上消失不见了，康赛才回转来，坐在我对面。
我说，这人是你们领导吧？
康赛点点头，说就是他，把我折磨得自信全无。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康赛接着说起他到税务局后两件令他丢脸的事。
第一件事，他母亲拿着他的诗稿，一瘸一拐去找了局长。她对局长说，康赛还是有些特长的，但他从小算术就不太好，为避免他再出事故，她请求局长能对青年员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康赛知道这事后，怒气冲冲地跑回去质问母亲，他说他宁肯忍受赔钱的耻辱，也不愿拿诗稿去为自己换取什么。母亲拍着桌子把他痛骂了一顿，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觉得它见不得人，当初为什么还要去写它呢？在凌厉的母亲面前，康赛总是无言以对。
第二件事，也许是局办公室正好缺人手，也许是局长对这个瘸腿的老太婆动了恻隐之心，没多久，康赛真的从柜台提到了局办公室。上班第一天，就遇上起草文件，他从没写过公文，好不容易写完了，送给局长签批。局长说不行，这不是文件的写法。他只好拿回来，重写，再拿给局长看。局长说，怎么搞的，还是不行。这一次，局长把文件稿啪地扔在他脚下，他站在那里，想着要不要去捡起来的问题。局长吼道：还不赶快拿去重写！他只好弯下腰去捡起来，拿回去重写。一共重写了四遍，第五遍，局长才嘀嘀咕咕地签了，边签边说，你母亲不是说你是个诗人吗？怎么起草一份文件还这么艰难呢？回到家里，康赛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号啕大哭，他从没受过这种侮辱，因为他的笨拙无能，他的诗歌、他的母亲都连带着受了侮辱。母亲知道后反而笑了。她说，这就好，这说明你终于知道上进了。康赛觉得她简直莫明其妙，他从没想到过上进这个词会落到他头上。
小西，我现在才知道，我母亲真是太厉害了，她能从我身上看到我自己都看不到的东西。
第二天，没有任何人要求，康赛主动找了些公文范例看了起来。他没想到公文原来是这么简单，条条框框，四平八稳，像一个个空套子，你只要选中一个套子，往里面填些适当的内容就可以了，比写诗不知简单多少倍。
小西，你肯定想像不到，不到一年，我就成了局里有名的快手高手，你肯定知道一句话，越能干，越让你干。我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白天在办公室做不完，晚上带回家接着做。有时我想，我还不如就在柜台上工作，那里虽然忙碌一点，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业余时间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分成两半。可现在你看，我整个儿成了别人的。
有时我想，我要是不学会写公文就好了，可我做不到，我不能容忍他批评我，鄙视我，我本能地要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小西你看，我先是在母爱面前妥协了，接着又在自己的尊严面前妥协了。我已经一败涂地了。
康赛突然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时间到了，我该去上班了。
他马上换了一副表情，快步向税务局大厅走去。我看见他在考勤机前熟练地打卡，然后上楼，在拐弯处消失不见了。
晚上，我又像以前一样，兴冲冲地向康赛家的小院走去。我总觉得白天跟他谈得不够畅快，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对他讲，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没有告诉他。另外，我还想把这本《林间清唱》送给他。刚一走进院子，我就听见了康赛母亲的声音。听说小西回来了？她肯定去找过你吧？
小西回来了？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你不许去见她，你别不吭声。你要向我表态，这次你们不许见面！
我知趣地退了出来。我在巷口站了一会，慢慢踱到街上，踱到以前那个卖烤红薯的地方。那个小摊子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卖小家电的商店。我感到出去的时间并不长，可街上的变化却大得很。
一个人在街上闷闷地转了一圈，十分无聊，只好回家。正准备上床睡觉，却听见有人在敲我的窗户。拉开门一看，竟是康赛！他也不进来，只站在门外冲我招手。他说我只能跟你呆几分钟，母亲在家等我呢，我不回去她是不会睡觉的。
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气喘吁吁的站在那里。我说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我妈给我在电大报了名，她说在机关上班，不能没有文凭。现在，我每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还有每个周末，都要去电大上课。
我点点头说，好好听她的话吧，她也是为了你好。
小西，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可笑吧，你不用安慰我了，你一定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有时我会有些罪恶的念头，我想，要是那天我母亲干脆被撞死了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收拾好行李去找你。
康赛！不许这样说。
小西你知道吗，阿原和我闹翻了，彻底闹翻了，你知道他是怎么鄙视我的吗？他说我拿诗歌当敲门砖，门敲开了，诗歌这块破砖头就被我抛到了一边。他还说我其实一直就渴望着能有从良的一天。我当时就跳起来跟他打了一架。
我说你们怎么像两个小孩似的，动不动就打架。
这次不像以前，以前，我们打完了他就送我上医院，这次，他打完了就拍拍两手扬长而去。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了。他还骂我，穿上这身制服很牛逼是吧？什么狗屁诗人，什么柯尔庄园，什么陶乐，见鬼去吧！不过是一场闹剧！小西你是知道我的，你知道我其实……
话没说完，他突然转过身，向楼下冲去。我有些发愣，正要关门，康赛又蹬蹬蹬地跑了回来。
小西，我请你给阿原带句话，谁说我活着非得写诗不可，谁说的？谁给我的使命？当我写诗的时候，那些人鄙视我，疏远我，威胁我，当我不写诗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又来谴责我，数落我，瞧不起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除了痛苦，诗歌给我带来过什么！谁又真正在乎过我的诗歌！
康赛连珠炮似的吼完，不等我说话，倏地回头，向楼下冲去。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康赛又一次冲了上来。
小西，我就不相信，一个上班的人，一个有着稳定工作的人，真的不能同时做一个好的诗人吗？真的不能吗？我偏不相信，我绝不相信，你们就等着瞧好了。
我大喊：康赛！康赛！
他再也没有回来。他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巷口闪了一下，向大街上奔去。我趴在窗边，一直盯着他的背影，他行动起来可比以前迅速多了。我想起他以前，轻飘飘的步伐，漫不经心的眼神，连说话都是慢悠悠的。
不一会，夜色就吞没了他。
十二
又过了三年，老妈去世了，我回来奔丧。
多亏了康赛，我还没到家，他就在替我张罗了。他给我提供车辆，预订酒席，租借场地，布置灵堂，使这个葬礼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我很感激，没有他，这一切我是应付不来的，我觉得他比以前能干多了。
他在人群里默默地走来走去，神情专注，时时刻刻都有事可做的样子。和三年前相比，他明显瘦了，沉默了。有时，他不得不停下来对人说上几句话，也十分简短，而且面无表情，吐字含混。我给他沏好一杯茶，想招呼他过来歇一会，顺便说说话。他拒绝了。他说他现在没空。不知是我们分开太久有了些隔膜，还是他觉得葬礼正在进行，不宜过多说话。整个葬礼中，我们几乎没有交谈。
丧事办完后，我们终于坐在一起了。我碰碰他的手，问他，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他的手动了一下，我以为他要来握住我的手，以前，在我们之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动作。但他没有，他只是稍稍动了一下，像瞬间的犹豫，然后就停了下来，静静地搁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他点了一支烟，一口就吸了小半支，这才没有表情地回答我的问题。
小西，你以前也工作过的。你知道，那就是一个集装箱，一个流水线。像我这样的人，注定是那里面一枚生锈的钉子，一小段没有刨平的木头。
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灰瞬间变长，危险地挂在指间。他喷出一股浓烟，在烟雾后面轻轻地说，母亲的脾气更坏了，年纪一大，她就开始想念那条腿，她越是想念那条腿，就越是觉得为我付出那条腿不值得。
我不想我们之间如此沉闷，我拍拍他的肩，用愉快的声音说，不谈这些了，给我看看你的新作吧，我很想知道，康赛现在在写什么。
他似乎还有话没有讲完，他不理我的新话题，径自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小西，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家乡不爱我这样的年轻人。以前我就有这感觉，从陶乐回来，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很少有人信任我，包括我的母亲，我儿时的伙伴，也许你还信任我，可你杳无音信。
小西，你还记得以前跟你讲过的荷尔德林吗？他的前三十年是在光明和天才的激情中度过的，在他三十岁那年，他悲哀地告别了青春。我经历得不多，但我的黄昏／那冰冷的呼吸已临近／我在这里寂静无声，如阴影一般／再没有歌，寒颤的心在胸中睡去。在他后四十年里，他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一个在朦胧和黑暗中写作“夜歌”的人，他说，我享过了世上的美好乐趣／青春的喜悦早已、早已远离／四月、五月和六月已走远／我什么也不是了，不想再活下去。
小西，其实我的生命只到陶乐为止，当我被母亲押回家乡，押到那个流水线上，我就已经不是我了。可我实在没有勇气第二次自杀。别看我还活着，别看我还神志清楚，其实我已经死了，我连唱一首“夜歌”的力量也没有了。
我想安慰安慰他，我试着向他伸出胳膊，想要抱住他，像以往那样，贴着他的后脑勺，贴着他的后背，猜猜他的心脏躲在什么地方。可他像没看见似的，两眼空空地站起身来，说，我要上班去了，再不走我就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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