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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起来。康赛说，小西，我走后，你要看好我们的陶乐。
我捶了他一拳，说你快走吧，不然就误车了。
我有点急了，早上，阿原出门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让我十点钟赶到他公司去。他们公司今天有趟上天池的货车，他将把我塞上那辆车，做一次免费旅行。眼看就要九点了，康赛却还在磨磨蹭蹭的。但我不能过分催促他，我答应过他要送他上车的。
康赛又跑回屋里去，说是忘了带上一本书，书找到了，他突然又想起来要上厕所。我只好坐下来等他，心里却急煎煎地想着阿原的那辆货车。
康赛终于出来了，我站起来就走，康赛拉住了我。小西，你急着把我送走，是吗？
我说你再不走，就要误车了。
误就误，有什么了不起，你根本就不是怕我误车，你是急着打发我走。
康赛，我们之间难道也会有这种时刻吗？
你就是急着打发我走，你急着到阿原那里去。
我瞪着康赛，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算了，你也不要去领奖了，你今天就呆在家里，你看看我会不会去阿原那里！
我真的这样想，与其让康赛不高兴，我宁愿不去天池。
康赛马上笑嘻嘻地过来拉我，说走吧，我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一路上，我想对康赛说，再也不要开这种玩笑了。但我说不出口，我还不能虚伪到如此程度，只好做出假装生气的样子，一声不吭地走在他旁边。康赛想方设法哄我开心。他说小西，我会用奖金给你买一条裙子回来的，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你要指甲油吗？要什么颜色的？我一笑，康赛接着说，我从来没有给女孩子买过这些东西。
康赛上车了，他坐在车窗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不停地向我挥手。我慢慢觉得他有点异样。他以前从不这样，他一直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车开出很远，康赛还在里面挥手。我有点想哭，这是怎么啦，他只不过去领奖，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却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汽车刚从视线里消失，我便跳起来去坐公交车。如果不塞车，我还来得及在十点钟赶到阿原的公司。我真的那么想去天池吗？我不能解释自己。一路上，我总觉得康赛那双眼睛盯在我身上，令人坐立不安。我甚至想，他会不会中途跳下车来，赶回陶乐呢？
这天注定是不愉快的一天。气喘吁吁地赶到阿原的办公室，却被告知阿原出去办事了。阿原不在，去天池的计划当然也就泡汤了。我沮丧地站在那里，心想，还不如安安心心跟康赛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呢，真想马上打个车赶过去，赶到康赛身边去。
幸亏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那只正要抱窝的母鸡，它冲我咯咯叫着，一下子就冲走了我的沮丧和烦恼。我用一枚银戒指把它换了回来。我记住了那栋房子，那个缺了一颗门牙的胖老太太。等我有了钱，我一定要来想法换回我的银戒指，那是老妈给我的戒指，她从来没有送过我任何东西，除了这枚戒指。我还记得那天我十八岁，她给我煮了面条，然后就从自己手上捋下了这枚戒指。老妈要是知道我拿她送我的戒指换了一只老母鸡，一定会气疯的。可是老妈，就算我赎不回来，我也会记住你的戒指的，它会一直戴在我的心里，就像我永远记得你是我最亲爱的老妈一样。
我还向一些温和的老人要来了蔬菜种子，讨来了一些时令蔬菜的种法，他们全不问我这个外地人从哪里来，只是满脸诚实地看着我，慷慨地回答我又简单又愚蠢的问题，甚至自告奋勇地教给我做饼子的方法。
阿原说，没想到你还是一个持家的好手，转眼之间，陶乐就被你弄得有声有色。
有那么一天，起床送走阿原（我每天都要站在门口目送阿原上班）后，我突然不想开荒，也不想去找野菜了，一阵莫名的忧郁击倒了我。我穿上外套向外走去。穿过一片又一片菜园和农田，来到一个小树林里，倚着一棵树干坐下去。我想我今天究竟是怎么了，我的心平气和哪里去了？远远地我看见了陶乐，它无动于衷地趴在那里，对我的心情一无所知。我掉过脸去缓缓巡视着安静的田野，村子像陶乐一样安静，一样漠然。我又仰头去看天，天也是安静的，漠然的，没有云彩，没有鸟鸣。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去看哪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难道我来到陶乐，仅仅是为了考验自己的生存能力吗？难道不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好久以前要写一部巨著的理想，心里豁然开朗。原来是它在提醒我呀。
我居然将这件事忘了这么久，这才是陶乐生活的主题啊。
我赶紧跑回家去，手忙脚乱地找稿纸，找一杆好使的笔，选一个最佳的角度摆放桌椅。忙完这一切，我又去洗脸洗手，然后君王似的坐下来。我再一次在心里责备自己：我居然将这件事忘了这么久！
我的桌椅正对着窗户，窗框不偏不倚装着窗外五棵白色的树干，远处是颜色错杂的苏醒后的田野，正是我所喜欢的画面。我坐在桌前，情绪高涨，跃跃欲试，却又不知如何下笔。
索性站起身来走一走，我知道它会来的，它已经在路上，正向我长途跋涉而来。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的头发因为身体的旋转而轻轻地飞扬起来。它们依次掠过我的脸颊，再沙沙地落到肩上。这种感觉让我想起许多次在火车站，在长途汽车站，在轮船码头，车船将开的一刹那，我总是要回过头去，最后一次打量我要离去的地方，因为我今生多半不会再来。每逢这时，我就会感到我的头发轻轻飞扬起来，依次掠过脸颊，然后便是它们均匀地撒在肩上的沙沙声。
我突然为我的那部作品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标题：来去如风。我要写一部自传式的小说，这个平庸的世界上，还有一个姑娘这样生活着，一个姑娘还可以这样生活。我相信，他们看后肯定又羡慕又沮丧，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像那种生活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除了习惯一种土生土长的生活模式，对任何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都会一筹莫展。他们羡慕奇特的经历，却害怕脱离常规一步。所以我要写一部充满各种奇特经历的书，让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繁杂事务中，偶尔出一会神，发一阵呆，最不济也会大惊小怪一番。
一旦动笔，我的进展十分顺利。春天的风穿过窗棂，轻轻地吹拂着我的面颊，阳光温柔地照耀着，一切都是那么温情，一切都是那么安闲。我看见我的笔尖像一张小小的犁，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上犁着犁着。它的身后是一小块新翻的泥土。它显得那么渺小，又那么执著，令人感到路远迢迢，完工之日遥遥无期。这种景象让我产生一种使命感、沉重感，仿佛自己在做着一桩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业。
晚上，阿原提着摩托盔推门进屋的时候，我还在作奋笔疾书状。阿原说看来陶乐式生活已经全面铺开了嘛。
我赶忙收起稿纸和笔。阿原回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干活，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我又无法抗拒自己。尤其是当他叉开两条长腿站在我背后，紧紧地环抱我时，我更是脑子一片空白。
阿原提议带我进城兜兜风。他说把今天晚上给我吧，到我那里去住。
今天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我做成了一笔生意，很有成就感。
我非常愿意帮他庆祝，虽然我根本就不想问他到底成就了什么。我找到了陶乐，并且在今天抵达了陶乐的核心，他也应该在他的道路上取得进步。
阿原在夜色中将摩托车踩到八十码，我紧紧抱着他的腰，心里忽然想到一件事：康赛可能已经拿到奖金了，他站在领奖台上是什么样子呢？他会致获奖词吗？他对着麦克风讲话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我喜欢坐摩托车的原因，在风驰电掣的速度中，一个人静静地想着心事。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街灯闪烁的闹市区，饱餐一顿之后，我们醉醺醺地来到那个耸入云霄的豪华套间。
我躺在柔软的沙发上，闭着眼睛踢掉鞋子，大声唱着乱七八糟的歌；又一跃而起，赤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甚至放肆地将阿原所有的柜门开得砰砰直响。我不要克制，不要勉强，我要彻底的快乐，忘情的快乐，傻瓜似的快乐。阿原在浴室里问：你是不是带来了抄家队？我说我要找出你的秘密，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阿原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我真想抓几件回去，因为有许多衣服康赛穿着会很合适，而康赛的衣服太少了。
我的眼睛突然停留在一双红色的皮拖鞋上，似乎是一双女式拖鞋。好奇心驱使我弯下腰仔细观察。这是有人穿过的。我安慰自己，也许就是阿原的拖鞋，因为它们看起来实在不算太小，至少有三十八码的样子。我突然想去重新搜查一遍阿原的衣柜。走到柜门前，又犹豫起来，我要看到什么呢？我是希望看到女人的衣服吗？看到一只女人的纹胸吗？万一看到了我准备怎么办呢？吃醋吗？吵架吗？怎么吵呢？说你欺骗了我？欺骗我什么呢？阿原对我有过什么承诺吗？
没有，阿原什么诺言也没给过我，他只是说过：康赛，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三个人永远在一起。
我无力地退回来，咚地一声坐到沙发上，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种局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只知道不能轻举妄动，不能破坏现在的生活。我现在有陶乐，而且，我还没有讨厌阿原，我们之间还有快乐的时光。我又想起自己的格言：快乐的时光不能有一丝糟踏，因为快乐转瞬即逝。
我还想起我的“来去如风”，那是一个奇特的姑娘，她的奇特的经历让人羡慕，又让人沮丧。奇特的人就该有奇特的胸怀啊，怎么能看到一双红拖鞋就捕风捉影地和男人吵架呢？这样的事情，就连老妈也没有做过呀，老妈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她从大城市退到了县城里，从机关大楼退到了工厂的一个小仓库里，最后退到了那个黑暗破旧的小两间套里。
像天一样高
姚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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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原像刚出炉似的走了出来。仅围着浴巾的身体散发出好闻的味道。在这样的味道里，在这样的身体前，拖鞋的疑问不得不含糊过去。阿原朝卧室走去，说快点，我等你。看着阿原兴致不错的样子，我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盘问他的生活，你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而已。为什么不做一个温柔的让人刻骨铭心的过客呢？为什么要做一个让人不自在的过客呢？你想向他要什么？天长地久？金玉良缘？不，我不想要这些，我说过我的生活在远方，我怎么能去想这种没出息的事情呢？但我到底还是烦闷起来，我在温暖的水雾中蹲下去，我开始讨厌自己。我问自己，你拿起这个，又想起那个，拿起那个，又放不下这个，你到底想要些什么呢？
阿原在那边大声催促起来。小西，你不会在里边睡着了吧？
我抹掉镜子上的水雾，镜子里的我肋骨毕现，肩胛骨高高翘起。我比秋天以前在家里时更瘦了，我甚至比刚进浴室的时候更瘦了。我在瞬间消瘦得厉害。别问他，什么也别问他，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吧。我提醒着自己，轻飘飘地走进卧室。
阿原已经躺在了床上，他掀开被子向我伸出一条胳膊。略略停顿一下，我摔掉睡衣，跳水似的将自己掷到床上。我说阿原，当你老了，你回想你这一生中的女人们，是否认为我最可爱？阿原说不用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这么说。我说不，一定要等到那一天。阿原说就算等到那一天，那个人也一定是你。我突然粗暴起来：放屁，到那时，别说是我，你连自己是什么鬼样子都想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我的疯狂超过了所有的晚上。我变得爱挑战起来，我抓他，咬他，把他掀翻在地，豹子般啃着他的后背。我气喘吁吁，不要歇息，也不要阿原有丝毫松懈。我变得贪得无厌，没有廉耻。最后，我们双双像沙滩上的鱼儿似的，趴在床上气若游丝。
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一件粉红的缎质睡衣，闲闲地挂在衣柜里，我对它说这有什么呢？我根本不在乎你，我只在乎我自己。我一开口，它就软软地瘫了下去，消失了。
早上醒来，我想起了这个梦，不由轻轻笑了一下。阿原问笑什么呢？我说我赶跑了一个东西。
老说些没头没脑的话，越来越像康赛了！
阿原起得很早。我要跟他一起出去。阿原打着哈欠说其实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我说我要回陶乐，那里有我的工作等着我去干。其实我是怕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去重新打开那些衣柜。有几个衣柜还没有打开过，我害怕那里面全是女人的衣物。我有理由这么怀疑，因为，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是阿原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阿原坚持要送我，可我宁愿坐完汽车再走着回去。我的脑子有点乱糟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双红拖鞋而引起的。我原以为身体的疯狂可以冲淡这种感觉，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难道我是在吃醋吗？我不愿承认，我一贯认为吃醋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要么打败她，要么甘拜下风，有什么必要恨恨地吃醋呢？但是，我的脑子里还是有点乱糟糟的。
正是上班时间，大街上的自行车流浩浩荡荡整整齐齐，仿佛大家约好了去奔赴一个约会。公共汽车也装得满满当当的，精神抖擞地冲过来冲过去，似乎一夜之间洗去了所有的疲乏和无奈。人人都有一股初生牛犊、冲锋陷阵的气势。走在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里，红拖鞋的故事慢慢淡去，仿佛是新鲜的空气渐渐地冲走了隔夜的宿味。我终于被挤下了人行道，像我这样身份不明、脚步不紧不慢的人只配挤出人行道。在店铺招牌底下，在马路边上，一个人默默独行。这样的早晨是最能伤害我的。所有的人，甚至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示威，它们整齐有序，步调一致，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一起向我这个逃学生似的孩子冲过来。我只有瑟缩在马路边、店铺旁，低眉顺眼，心事重重，脚步零碎。我一边跌跌撞撞躲躲闪闪，一边幽幽地想：没有谁知道这个姑娘叫小西，没有谁会朝小西看上一眼，没有谁知道小西此时正在想什么。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的人。那是个裹着绒布头巾、手提家常布袋、身穿大棉袄的老妇人。我还注意到她穿了一双手工的棉鞋。这让我猛然想起我的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妈，她也是这样提着家常布袋，脚穿自己纳就的老棉鞋，走在街上像一只四平八稳的老猫。只是老妈是不包头巾的，她戴一顶绒线帽，绛红色的，花白的头发从帽檐底倔犟地支楞出来，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绛红色的毛边大绒球。她的颧骨上总是有两抹根深蒂固的紫红，嘴唇又青又紫，这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人的面容。这样的面容再加上那顶绛红色的小帽，她的脸看上去拉拉杂杂地红得一塌糊涂。老妈怎么样了呢？
我控制着自己的脚步，不远不近地跟在那个老妇人的背后走着。她拐进了一个副食商店。我看见她踌躇了许久，买了一小包佐料后，才慢慢走了出来，犹豫了一下，又往刚才来的方向走了。一大早出来就为买一包小小的佐料，也是个寂寞无奈的老人。说不定像我的老妈一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一套陈旧不堪的房子里，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清早起来，无处可去，又不好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搜索枯肠，才想起可以去买一小包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街的理由，又不至于太浪费。我看了一下，那包佐料才三角二分钱。我想起老妈也曾做过这样的傻事，为了买一小卷灰色的棉线走完了三条街，其实那种线在楼下的小杂货店里就有卖。我相信她是知道的，她跟杂货店的老板娘好得像一对老姐妹，动不动就扎进店里，叽叽哝哝地聊个没完，她怎么会不知道那里就有她要买的棉线呢。她满脸挑剔地这家商店进那家商店出，不是嫌那线是尼龙的就是嫌那颜色不对，她走得越远就越坚信自己真的是在寻找那卷也许并不存在的棉线。好几次，她的吹毛求疵的态度惹恼了人家营业员，只得悻悻地走进下一家商店。最后，她终于走完了三条主要的街道，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楼下的杂货店，她对老板娘大声抱怨：现在的商店有什么好呀，要那没有要这没有，连一卷棉线都找不出来，真不如您这小杂货店，要什么有什么。她终于拿着她的灰色棉线心满意足地上楼了。
离家这么长时间了，该给老妈写封信了。我拐了个弯径直去了邮局，坐下来后又不知该写些什么，写我找到了陶乐？写我遭遇了阿原？我相信这都不是她爱听的。想来想去只好给她画了一幅画，我画了我自己，我在画上穿着新买的漂亮时髦的衣服，新的皮鞋闪闪发亮。我还长胖了，小脸鼓得圆圆的。然后我斟酌再三，吝啬地给了她六个字：一切都好勿念。落款的地址我写上了阿原的公司，如果没有地址，那是比不给她写信还要糟糕的。她一定会认为我连个安身之地也没有，怎么谈得上“一切都好”呢？付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双红拖鞋，事实上并非一切都好啊。
接近中午，我才拖着酸乏的两腿回到陶乐，顾不上看看我的那篇巨著，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困倦地睡了过去。
接下来好几天，阿原都没有回到陶乐来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