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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民回到军团部后，开了个党委会，然后就命令参谋处通知各师，结束休整，进入临战状态，请假人员一律返回部队，准备迎接全军演习。又命令参谋处给11师、12师、13师、骑兵师、独一师、独二师和军团直属部队发放山西、河北地图。军团教导队学员马上结束学习，返回部队。后勤司令部迅速行动，秘密通知辎重团全部出动，去军工厂拉炮弹、子弹、手榴弹、地雷、炸药包，扩大弹药、被服、粮草储备量，着手准备利用渡船在黄河上搭建浮桥。
曾中生有点不解，既然说是演习，为什么要发放山西、河北地图？
吴征也不解，说是演习，看军团长的命令纯粹是要杀向山西的架势。
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整个七军团的战争机器已开始上紧了发条，运转起来了。
部署完七军团的工作，刘一民赶到红军大学，要求肖劲光加快课程进度，取消周六休息，七月上旬必须完成所有课程，准备让学员提前毕业。
晚上回到家里，刘一民交待唐星樱，最近有空的时候，教教父母学点军事常识，最起码知道躲避空袭，会开枪。毕竟是红军干部了，要有自保能力。
唐星樱问是不是要打仗了？
刘一民说短期内红军不会打仗，可能会组织演习。
唐星樱不相信，说他不相信妻子，不打仗为什么想起来让父母学打枪啊？
刘一民笑着说：“我是红军的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陕西省军区司令，我的家人不会打枪，别人会笑话我的。再说现在毕竟是战乱年代，就是有警卫员，也不如自己会打枪。让别人保护，哪里有自己有方未能力来的舒坦。”
唐星樱这才相信。
吃过饭，刘一民扯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会走了，也会喊爸爸了，稚嫩的声音、蹒跚的脚步、虎灵灵的眼睛，刘一民看一眼心里都是甜的。小家伙也可爱，没走多远，就张着小手喊爸爸抱。刘一民哈哈大笑，把儿子抱起来，亲了几下，就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散步。
唐星樱看丈夫如此宠儿子，心里幸福得不可言表，紧紧地跟着刘一民，一家三口在院子里甜甜蜜蜜地漫步。
走着走着，刘一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北平城下，不知道此时二十九军对日军有所防范没有，要是还是象历史上那样，就得吃亏了。明天得想法怎么着提醒他们一下，让他们提高警惕。再一想，就觉得自己发晕。二十九军将士哪一天放松过警惕啊！只不过他们当家的宋哲元摇摆不定、心存幻想而已。这个时候，宋哲元怕是还在老家装深沉呢！
算了，既然日本人要侵略，要打，那就让他们来吧。让他们葬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火海中吧！小日本，老子已经迫不及待了！爷爷在等着你们呢！
第一八四章 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
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
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
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
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但山下有朋却把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自己做了第一任参谋总长，直属天皇领导，直接掌管军队，让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成了军政部门，参谋本部成了军令部门。这样，政府就只管招兵、养兵，至于招来的兵干什么，那就成了参谋本部的事情。如果政府过问，就是侵害统帅权。
法律有了，体制有了，推行军国主义的主要指挥机构参谋本部也成立了，但是缺少急先锋。于是一群战争狂人、后世俗称为“昭和军阀”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登场了。
山下有朋这帮人开始决定开办陆军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参谋，当然后来这些参谋都成了日军的主官，没有成为主官的也在努力成为主官。
日本人请的陆军大学导师是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招收的学员都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服役2年以上、年龄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这个招生方法和体制有三大隐患，一是梅克尔只是一个战术专家，自己本身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他的战术课很成功，从地图到沙盘到现场，都可圈可点。但那也只是培养了一批团级水平的指挥官，导致日军单场战斗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国家级战争必输无疑。二是招收的学生都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士官学校一路考上来的学生，只有他们才能在陆军大学10％的录取率中胜出。不过，这些学生从小就是在军队环境里长大，不了解社会，也不懂政治，学的是打仗，会的也是打仗，一旦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又没有力量能制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陆军大学没有辎重科目，这就形成了后世日军不重后勤辎重、军纪败坏的恶果。
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而日军又规定了只有陆大毕业才能当参谋，这就形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
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
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起义后根据《辛丑条约》，在中国的驻军。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平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这支部队在平津地区干了许多坏事，济南惨案、华北事变都有他们的黑手留下的印迹。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将华北驻屯军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据上海《申报》调查，日军实际增兵人数超过1。4万人。裕仁天皇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为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驻屯军新设置的步兵旅团旅团长，陆大29期毕业、后世历史上在日本成了“不要脸”代名词的牟田口廉也大佐，由参谋本部庶务科长转任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大佐上任后，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尝到了甜头的牟田口廉也以及他的上司们一发而不可收，随时准备策划更大的事变，攫取更大的利益。
到了1936年11月份，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勾结德王，企图策划成立内蒙国，结果由日本特务任顾问的德王伪军在绥远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的大败。这个事情让日军那些蓄意挑起事端的家伙认识到，中国的将军并不是人人都是张学良，单靠扶持傀儡是不行的。另外，随着国共谈判和两广事变的解决，中国有可能出现团结抗日局面，这是日本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华北驻屯军这些魔鬼们不由自主地就加快了行动步伐。
于是，到1937年入夏后，日军经常在平津地区进行演习，企图挑起事端。平津地区已经是一堆泼了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可能燃起冲天大火。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最近身体不好，心脏病让他备受折磨，几乎不能正常工作。
知道司令官有病，牟田口廉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然，牟田口廉也急的不是田代皖一郎的病，而是什么时候才能建功立业。当初，石原、土肥原、板垣几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成了军中明星，职务、军衔、爵位，什么都有了。那可是青史留名啊！怎么样才能象石原、土肥原、板垣他们那样，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呢？
牟田口廉也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地图。从图上看，现在的北平已经三面被围，只要拿下宛平城，就断了北平通往中原的大路，那北平就成了一座死城。这支那的重心在华北，华北的重心在平津，只要拿下平津，华北自然可以一鼓而下。到时候，挟华北、满蒙之人力物力，取中国如探囊取物。退一步讲，就是军部不让扩大战争规模，那把华北、满蒙连为一体，也是天大的功劳。再说了，军部想不扩大战争规模就不扩大么？那由不得他们，得我牟田口廉也说了算。
牟田口廉也似乎已经看见了天皇喜盈盈的笑脸，看见了天皇给他颁发勋章，禁不住拿起桌上的清酒喝了一大口，嘴里也哼起了《君之代》。
哼了一阵，牟田口廉也就考虑如何才能把这功劳弄到手。办法他是知道的，那就是造成既成事实。问题是由谁来打这第一枪，造成这个既定事实呢？
想来想去，牟田口廉也想到了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
茂川秀和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毕业于士官学校，曾在参谋本部第二课任职，随土肥原贤二劫持溥仪到满洲去，被土肥原贤二派到天津任机关长。他这两年一直在做拉拢支那军人的工作，目的是想建立华北国。这家伙想立功都快想疯了，找他自然是没问题。
至于别人，牟田口廉也已经不想再找了。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有病，参谋长板本群老奸巨猾，不知道他和军部高层有什么密切联系，上次“第二次丰台事件”就是他若明若暗示意的。现在他又不停地催促搞演习。这么热的天，把演习搞得这么紧，用心昭然若揭，还不是想让自己无意中擦火，与支那军发生交火事件，他和军部那帮家伙好坐享其成么？
军部这帮家伙估计是怕支那内部实现统一，反日情绪抬头，将来再也不可能全部占领支那。看来，石原那家伙提出的巩固满蒙、华北，然后再与支那打持久战那套理论不占上风了，激进的速战速决的理论赢了。现在不管他们，无论什么理论都得先干起来再说！一定要周密计划，抢在支那内部统一前动手。帝国需要的是分裂的、积弱的、任人宰割的支那，可不需要团结抗日的支那！
想好了的牟田口廉也狞笑一声，要通了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的电话，请他立即到丰台来，有事相商。
茂川秀和来后，牟田口廉也把他请到一家日本料理店，两个人拥着艺妓，喝着清酒，谈了个尽兴而归。
牟田口廉也的计划很简单，就是让茂川秀和找几个特务，在日军进行演习的时候，放空枪，为日军提供借口。
茂川秀和巴不得华北驻屯军和二十九军打起来呢，最好是大打，把华北全占了。至于军部将来会不会追究的事情，两个野心勃勃的王八蛋谁也没想。笑话，军部会追究？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即令是有人调查，只要一口咬定是二十九军开的枪就是了。再不行的话，就说是共产党鼓动的学生，因仇视皇军而开枪。反正怎么说都行！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永定河又名卢沟，所以这座桥就叫卢沟桥了。
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此时更是三大铁路的枢纽，为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华北危亡在即。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携带炮兵，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内有二十九军士兵驻守。日军之所以在这里举行演习，就是为了挑衅，制造擦枪走火事件。
这天天特别热，到晚上都没有一丝凉意。晚7点30分，清水节郎下令演习开始。
闷热的夜晚，没有一丝风，夜空布满星星，但是没有月亮，日军士兵成战斗队形向假想敌东面运动。清水节郎看看远处宛平县城城墙的轮廓，又看看自己士兵运动的身影，咧嘴嘿嘿一笑。
10点40分，早已隐伏在宛平县城东北方向日军营地附近的茂川秀和，看了一下手表，脸上浮起一个狰狞的笑容，掏出王八盒子，朝日军营地方向开了一枪。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