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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战区和中央都报告了要到江北设立指挥部的事情。由于第四支队属于第五战区序列，新四军主力一、二、三支队属于第三战区序列，确实存在指挥不顺的问题，中央、蒋介石、三战区长官部都批准了。
杨克志和曹玉福一叛逃，问题就严重了。
第七四七章 高敬亭事件（续）
叶挺这年43岁，正值盛年。
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日战场，叶挺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马，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情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挺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共产党的部队，干部战士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
说起叶挺脱党，实际上叶挺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挺是前敌指挥兼11军军长，部队退出南昌转向潮汕地区途中，叶挺手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挺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军官全部离队出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坚持下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挺只身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挺受到了处分。后来叶挺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挺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
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头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挺的心情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水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挺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挺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感到绝望。一怒之下，叶挺决定退党到欧洲流亡了，还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挺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 李济深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毛泽东，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国军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毛泽东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毛泽东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反共高潮，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国军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日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
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最了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说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与高敬亭有直接关系，不由叶挺不信。
战争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队叛变，那是要人头落地的。
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一商量，都认为四支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发动部队开展反杨、曹斗争。
这一开展反杨、曹斗争，就牵涉到了高敬亭，毕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也执行了极左路线，错杀过好人。加上杨克志和曹玉福确实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无论怎么说，在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
5月13日，叶挺应约去了立煌县，安徽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于5月24日向第五战区报告，新四军四支队有骚扰皖省七条罪状，五战区随即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就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龙厂。
于是，以叶军长名义下令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命令下达了，由第八团团长周骏鸣负责传达。
高敬亭哪里会想到这个命令会有什么问题？他带着手枪团赶到青龙厂时，周骏鸣出来迎接，并告诉他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候，住处已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没有多想的高敬亭顾不上休息，带着警卫班就去见叶挺，当即就被缴械扣押了。叶挺当即以叶、项名义报告中央，中央回电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复电改派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到了这个时候，高敬亭的所有申辩都没有人听了。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随即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高敬亭。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逐一反驳。没有办法，邓子恢只好让大家回去讨论如何处置高敬亭。结果大出几个领导人意料，干部们讨论意见是教育高敬亭。
戴季英向军首长汇报后，叶挺表示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
刘一民哪里知道这些变故，还以为高敬亭正率领四支队在皖东发展根据地呢。因此，他的横扫苏皖边区作战计划里，还把四支队配合作战列了进去。
刘一民电报发出后，叶挺的电报很快就到了，说是目前正在合肥青龙厂附近，期盼刘一民快速南下，在皖东全椒县会面。
只有叶挺的电报没有高敬亭的电报，刘一民慌了，赶紧给主席拍发紧急电报，要求查清四支队高敬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主席回电说接到新四军叶、项报告，高敬亭违抗军令，已被撤职关押。中央决定改派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
刘一民一见，心里悔恨的不得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就报告主席，将四支队与教导师一个旅对调。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知道高敬亭还活着没有？希望还能来得及救他一命。
刘一民当即给主席去电：“万万火急。高敬亭坚守大别山有大功，万万不可草率处置。实在不行，可以调高敬亭到教导师任旅长或旅政委。新四军首长如此处置高敬亭，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举。蒋介石悬赏多少银元买高敬亭人头而不可得，难道新四军首长要拿红军骁将高敬亭的人头去巴结蒋介石么？肃反扩大化的流毒何时才能肃清？叶挺糊涂，张云逸、邓子恢糊涂，戴季英擅长肃反扩大化，此人不可重用。请中央救救红军功臣高敬亭。”
这封电报说话的语气非常不恭敬，其中说的新四军首长要拿红军骁将高敬亭的人头去巴结蒋介石，更是没有原则的胡说。但刘一民也是没办法了，豁上去了。要知道，新四军和八路军分属两个系统，叶挺资格又那么老，个性又是那么强，动不动就要离开军部出走，刘一民给他发报要求释放高敬亭也不会有结果。
就这，刘一民不死心，还是把给主席的电报一字未改抄报新四军叶、项首长，期盼着能来得及救高敬亭一命。
刘一民也真是急火攻心，也不想想他把给主席的电报抄报新四军叶、项首长的后果。最起码，会影响教导师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的关系。
可能是刘一民的电报语气说的太重了，主席回电马上就到了，说是已给叶、项发报，调高敬亭到西安中央党校学习，另行分配工作。
可惜的是，主席的回电刚到，叶挺、项英的电报先后也到了。叶挺的电报上说高敬亭违抗中央、军部东进命令，应该从严处罚，执行军法，已报蒋委员长批准予以枪毙。两个小时前刚刚以叶项名义发布布告，处决了高敬亭。项英的电报则说他不知道此事，马上给叶军长发报，释放高敬亭，要高敬亭到军部报告工作。
看完电报，刘一民气得一掌把自己的办公桌拍的粉碎。
这个事件对刘一民的刺激很大，他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竟然又给主席发了封电报，除了将叶、项二人电报转报外，报告说，高敬亭事件太可怕了，蒋介石批准枪毙高敬亭，新四军首长就设圈套扣押并下令执行。要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什么人批准枪毙刘一民、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是不是八路军总部也要设法扣押、下令执行啊？这个事件说明，我党我军肃反扩大化、肃托扩大化流毒仍然没有肃清。建议中央派调查组赴新四军审查高敬亭事件，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新四军必须加强领导，改变思想观念。从暂时情况看，新四军首长不具备指挥八路军教导师抽调部队的能力，建议主席考虑，教导师开辟苏皖边区后，留守该地区部队仍归八路军建制，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或继续接受教导师领导，免得再发生此类悲剧。
这封电报是刘一民穿越以来第一次以桀骜不驯的口气和主席说话，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看完电报后，气得不行，当即口述电报，严词斥责刘一民狂妄，小小娃家懂什么？命令刘一民在完成开辟苏皖边区根据地后，立即返回西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好好学学什么是党的纪律。
叶子龙记录完后，复述了一遍，转身要去拍发的时候，毛泽东喊住了他，要叶子龙把电报稿留下，去给刘一民发报，命令他抓住战机迅速行动。
第七四八章 大风起兮
发完电报，刘一民感到回身乏力，好像生病了一样，跌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帅倒了杯水，闷头喝水。
刘一民就想不通，自己采取了那么多措施，从长征路上到红军大学，再到六届六中全会，道理讲了一箩筐又一箩筐，连张国焘、王明都受到了批判，为什么还会出现冀中肃托扩大化和高敬亭事件呢？难道人的宿命真的不可改变么？
心情郁闷的刘一民，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水，就好像在品酒一样，喝着喝着就感觉晕晕乎乎的，似乎高敬亭从院门外走了进来，向他敬礼报告说：“刘司令，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
刘一民迷糊中张口就说：“高敬亭同志，你坚持大别山有功，建立、保存、发展红28军有功，率领四支队征战皖中、打响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仗蒋家河战斗有功，纵横皖中、皖东连战连捷有功。你的功必然载入我军战史。好好干，小日本那么多，足够给你的功劳册上添笔泼墨的！”
高敬亭摇摇头：“刘司令，我高敬亭为了革命，父母被国民党杀了，老婆被国民党杀了，儿子丢了。我和国民党的仇恨深似海，打仗从来不怕死。可是同志们还是冤枉我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我不服啊！”
刘一民大怒，大声吼道：“谁说的？简直是胡说八道！高敬亭同志，你不要怕，我一定为你主持公道，还你清白！”
高敬亭深深地看了一眼刘一民：“刘司令，你说的晚了。我要走了，要去找我的父母妻儿和战友们去了。你替我多杀小鬼子啊！”说完，就一步一步退了出去。
刘一民急得大喊：“高敬亭同志，回来，不要走，我还要和你好好谈谈。我们两个到洪泽湖去，那里蟹肥鱼鲜，我给你露两手，让你尝尝我烤鱼的本事！”
一双小手抚在刘一民的额头上，焦急的轻呼声一声急似一声：“一民，醒醒。一民，醒醒。一民，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快醒醒。和儿，快叫你爸爸！”
刘一民终于清醒了，抬头一看，唐星樱不知道什么时候领着和儿来到了身边，正一脸惶急地看着他。儿子的小手在他脸上乱摸，边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爸爸”，边捏他的鼻子。
刘一民晃晃头，这是怎么了，大白天怎么就梦见了高敬亭呢？难道高敬亭英灵不死，来向自己伸冤来了？
让脑子清醒一下，刘一民把儿子抱到腿上，张口问道：“星樱，你怎么来了？”
唐星樱回答说：“是黄文虎喊我过来的，说你犯迷瞪，让我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刘一民苦笑一下，低声说道：“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叶军长给枪毙了。”
唐星樱“啊”了一声，身子往后噔噔退了两步，手捂着嘴，半天才说：“怎么可能？叶军长凭什么枪毙他？”
刘一民长叹一声：“总归是冤杀了。可怜高敬亭没有死在蒋介石的枪下，也没有死在鬼子的刺刀下，反而被自己人杀了。临了，还背着莫名其妙的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的罪名。奇冤啊！”
刘一民这话应该对着罗荣桓、曾中生、谭政、蔡中他们说，对唐星樱说就有点搞错对象了。不过，唐星樱现在也算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干部了，这几年的磨练，当年长征路上掉队的红军女战士早已成了山东局妇委会主任了，自然不会再向当年进乐山时那样眼里只有刘一民而没有其它了。
见唐星樱一声不吭，刘一民又说道：“我给主席发火了，不知道主席会不会生气。”
唐星樱见刘一民说话时，和儿腻在他身上，不停地拽耳朵、捏鼻子、摸脸，一会儿都不消停，就喊儿子下来，不要淘气。
和儿虽然小，但已经是三岁多的孩子了，小眼睛里已经能看清楚父母的脸色了。这一会儿刘一民和唐星樱和颜悦色地说话，明显的没有不对的地方，小家伙才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