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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前，刘一民在国防大学读研究生时，学过军事防疫学，对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细菌战如何对付熟悉的很，关键是现在不是和平建国时期，而是中国最困难的抗战时期，缺少必要的防疫手段。象鼠疫活菌苗和治疗鼠疫病的特效药链霉素，都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根本就没有研制出来，真要发生大面积鼠疫的话，那就是一场灾难，不用小鬼子打，我军都会遭受重大损失。
刘一民想起抗美援朝时期，美军也对自愿军实施了细菌战，由于我军积极组织防疫，广泛接种疫苗，美军的细菌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用美军的说法就是细菌战连屁都不是。但是，抗美援朝毕竟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鼠疫活菌苗和链霉素也都研制成功了，美军的细菌战才没有得逞。现在可没有那个时候的条件。
刘一民当即下令，成立以野战医院院长陈同为主任、副院长倪华为副主任的山东军区防疫中心，指挥全军、各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在山东根据地内大规模灭鼠、灭蚤、灭苍蝇，隔离治疗感染患者，进行消毒，规定军民不得喝未烧开的水，不得食用生食物。
倪华远在重庆，不在根据地，刘一民处于盼望爱人能够早日回来的期望，还是在命令中把倪华任命成了防疫中心副主任。
好在后勤基地的制药厂恢复了生产，能够正常生产青霉素，虽然青霉素不是对付鼠疫的特效药，比不上链霉素，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最起码能够控制病情，缓解症状。只要发现的患者，都可以在军区野战医院和各纵队医院得到救治。
全山东根据地都行动了起来，除了部队野战医院外，私人医院、中医全都投入了大规模的防疫运动中。
安排好后，刘一民叫来了李凌风、王同生、王老虎，命令他们组织精锐分队，想法进入北平，摧毁日军华北方面军“北平甲第1855部队”，又给远在东北的赵勇刚发报，命令他限期摧毁日军731部队和关东军第100部队。
一头扎进了制药厂，大开金手指，去研制链霉素和疫苗去了。
第一一一二章 链霉素
由于山东我军攻占过天津、两次占领青岛和济南，缴获了大批各种工业设备，位于泰沂山区深处的山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制药厂设施齐全，人才济济，设有西药部、中药部、材料部、制造部、化验室、仓库等部门，除了生产青霉素这种异常珍贵的药品外，还能四十多种针剂、片剂和20多种丸、散、膏、丹等中成药及酒精、小苏打、药棉、纱布等，除了满足山东我军需要外，还承担着给苏北、冀南、冀中我军提供药品补给的任务。特别是新华制药厂研制成功的牛痘疫苗，在山东根据地给儿童接种后，解除了儿童出天花的痛苦，深受根据地群众的欢迎。
刘一民到制药厂后，听取了制药厂厂长李维祯、政委刘仁保的汇报。当听说制药厂药剂学家程闻藏、化学家胡嘉谟在陈同和美国医生指导下，正在研制霍乱灭活疫苗和鼠疫减毒活菌苗时，刘一民非常兴奋，当时就叫来了程闻藏和胡嘉谟，要他们详细介绍研制情况。
程闻藏报告说，早在1883年科学家已经分离霍乱弧菌了，随即就开始了研制非口服霍乱灭活疫苗，并于1884年在西班牙霍乱疫区实行临床试验，接种组发病率明显减少。到了二十年代，印度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时，大规模使用霍乱灭活疫苗，有效率达80％。我军在天津、济南、青岛都缴获有少量疫苗，制药厂通过实验分析，正在试制，处于病原体的培养增殖阶段。
至于鼠疫减毒活菌苗，程闻藏说1908年国外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只是我军由于战事频繁，制药厂经常中断生产，无法研制。现在根据地出现了鼠疫，他们就开始着手研制了。
刘一民这才知道自己学艺不精，穿越前看资料时都是一目十行，总认为这个时候链霉素没有出现，鼠疫疫苗也不会出现，实际上已经有这种东西了。
刘一民时间宝贵，直接就领着几个人去了实验室，查看了一番，感觉和自己记忆的霍乱灭火疫苗的研制步骤一致，只要再经过灭活、纯化，就能让病原体完全丧失感染性，保留病原体的几乎全部组分，制出具有较好防疫性的霍乱灭活疫苗。
因为有指导研制青霉素的经验，刘一民对研制成功链霉素充满信心。不过，他不是学医的，之所以能够指导研制青霉素，是因为青霉素的名气太大了，后世网上的资料多的是。链霉素不但是治疗鼠疫的特效药，更是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网上资料也不少，但绝对没有青霉素的资料多。而且，为了掩饰他穿越者的身份，他也不可能直接说出后世工业生产链霉素的流程，只能领着程闻藏和胡嘉谟先从鼠疫杆菌病理分析做起，在设法提取链霉菌，一步一步的走。
对鼠疫杆菌病理分析后，又用青霉素进行杀菌实验。这一实验，程闻藏和胡嘉谟就发现，青霉素杀菌的原理是“强攻”病菌的细胞壁，导致其缺损，从而使病菌失去保护屏障，继而破裂死亡。但鼠疫杆菌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外周除了细胞壁的保护之外，还有一种由多糖类物质组成的荚膜，这如同为鼠疫杆菌披上了一层盔甲。这样一来，用青霉素对付鼠疫杆菌就力不从心了。
刘一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要研制一种和青霉素性质相仿的抗生素，作用的靶点就是鼠疫病菌的核糖体，这种细胞器在细菌中的作用是蛋白质的加工厂，细菌生长繁殖所必须的蛋白质都由这一加工厂生产。等这种抗生素占领并破坏了加工厂后，病菌如同被掐住了七寸的毒蛇，除了乖乖送命别无他途。
干什么事情最关键的就是有正确的思路。
要知道，链霉素的发明人瓦克斯曼早在1915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了链霉菌，此时还在领着几十个学生正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分离毒性较小的链霉菌新种呢！
刘一民这种做法严格说是一种很不道德的剽窃。但是，为了打鬼子，借用一下前人的智慧和辛苦结晶也未尝不可。用后世的话说，那是开动金手指！
制药厂的所有技术人员都被发动起来了，在刘一民的指导下，顺利的从土壤微生物中发现了链霉菌。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成功地从土壤和鸡的咽喉中各分离出了一个可以抑制结核杆菌的链霉菌菌种。新的抗生素链霉素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后勤部制药厂秘密诞生了。
刘一民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指导程闻藏和胡嘉谟用活性炭吸附法、带溶法、沉淀法从营养液中提取链霉素，命人快马加鞭送往野战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刘一民把自己关在制药厂实验室里指导制造链霉素，多田骏在北平可没有闲着，日军不停地在山东各地投放鼠疫杆菌跳骚，八路军防不胜防，这边刚刚消毒结束，那边小鬼子的飞机就又投下了跳骚。一个多月时间，鼠疫竟然在山东泛滥开来，出现了一个村庄户户死绝的现象。部队虽然好一点，但是感染鼠疫的人数越来越多，伤号满营。主持工作的罗荣桓和负责防疫的陈同急得头都大了。
可能是感觉到折腾的差不多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一定大幅下降了，多田骏再次调动兵力来攻胶济路了。
这一次，多田骏学精了，他把华北治安军当成主力使用，一个日军师团指挥一个华北治安军集团，而且把战车第二师团、第三师团集中起来使用，再一次形成了钢铁洪流，从章丘出发，向东攻击。罗荣桓和蔡中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节节抗击，日军重新占领了胶济路，第11师团接替了原来三十二师团的防务，又恢复了重兵围困鲁中南的局面。
日军重占胶济路的情况，罗荣桓和蔡中一天几封电报向刘一民通报，他自然是知道的。只不过日军重占胶济路本身就在刘一民的预料之中，他已经下定了在山东尽可能多地消灭日军精锐部队、为北进东北奠定基础的决心，对日军重占胶济路根本就不在乎，这才静下心来，埋头指导制药厂研制链霉素。
制药厂送来的链霉素一到，陈同就在感染鼠疫的战士们身上使用了。这一使用，还真的是立竿见影。喜得陈同直接给刘一民发电报，说是新药对症，疗效显著，建议司令员命令制药厂全力生产！
到了这个时候，刘一民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坐镇制药厂，指导研制霍乱疫苗和鼠疫减毒活性疫苗。
一直等到了12月份，天都下大雪了，两种疫苗也研制成功了，刘一民率先接种，并通知《大众日报》的记者赶到制药厂来，拍下了他接种疫苗的照片，用以宣传鼓励根据地的老乡们踊跃接种疫苗。
有了链霉素和疫苗，不怕小鬼子打细菌战了，刘一民这才放心地赶回大店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
罗荣桓一见他，就说日军内部人事大变动，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团长中村明人全部被撤职，怀疑与日军攻占越南有关。杉山元老鬼子当上了参谋总长，冢田攻中将当了参谋次长，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少将任作战部长，后宫淳中将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任第5师团长。
刘一民一听就说：“表面上看是因为日军第五师团武力进攻越南北部，违背了日本政府和法国维希政府商谈的日军和平进驻越南的本意，实际上是日军在抓紧部署南下东南亚作战行动。裕仁天皇害怕万一战事不利，连累闲院宫载仁亲王将来上审判台，保护他，才把他免职的。杉杉元老鬼子不知道死活，把烫手山芋当成了香饽饽。看来，这多田骏还真的是笨蛋元帅！”
蔡中一听就说：“说的对！要按说寺内寿一、杉杉元、多田骏打了这么多败仗，不要说免职了，就说枪毙几回都正常。但是裕仁天皇个龟儿子，竟然不撤他们的职，一个个还在台上唱花脸呢！”
罗荣桓接着就检讨，说是胶济路防守作战打的不好，让日军重新占领了胶济路，导致鲁东大战的战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日军的大规模细菌战，部队战斗力下降，伤亡增大，没有几个月时间休整补充，就无法恢复战斗力。
刘一民笑着说：“这个不用检讨，谁也想不到日军会大规模持续进行细菌战。不过，以后不怕了。有了链霉素和疫苗，小鬼子再搞细菌战就没有效果了。而且，我们还有报复措施，李凌风他们不是去端日军细菌部队的老窝了么？接下来，该多田骏哭了！”
蔡中接着报告说，新四军取得了黄桥战役胜利，消灭了韩德勤主力。现在，蒋介石恼了，下令新四军军部北移。中央正在和蒋介石打嘴仗呢！
刘一民一听就急了，慌忙让蔡中去把这段时间中央和总部的电报全部拿来，他要看。
第一一一三章 抗日有罪
刘一民去制药厂潜心研制链霉素的时候，正是苏北我军发起曹甸战役、消灭韩德勤主力、取得黄桥决战胜利的时候。
刘一民曾率大军两次南下苏皖地区，开创苏皖边区根据地，建设了全部日式装备的皖东北警备旅和大批地方武装，并留下新三旅、新七旅、苏北支队三支主力部队划归刘、陈指挥，苏皖地区我军的实力比历史上强大的多的多，苏皖边区根据地也比历史上这个时候要大的多、巩固的多。而且，刘一民离开苏皖边区的时候，一再告诫刘、陈要团结韩德勤部坚持抗日，也告诫过韩德勤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合作，共同开创苏皖地区抗日新局面。
在刘一民想来，历史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韩德勤应该能够看清楚他根本就不是苏北我军的对手，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向我军发起进攻，曹甸战役的前提已经不存在，这才钻到制药厂的实验室里，一门心思去研制生死攸关的链霉素和鼠疫疫苗、霍乱疫苗去了。
让刘一民没有想到的是，苏皖我军实力壮大了，韩德勤部在我军全力和日军对垒的时候实力也得到了恢复。韩德勤这个人又是一个眼里只有蒋委员长的人，对蒋委员长惟命是从，蒋委员长让打谁就打谁。而且，由于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离开山东，撤往豫皖边区，与第五战区坚持大别山部队互相依托，加强了国军在豫皖边区的兵力，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新四军五支队彭雪枫部和与彭雪枫部互相支援的张爱萍皖东北警备旅，加上由于日军重兵围剿山东我军时，以突然袭击手段扫荡苏北，苏北我军实力受损，韩德勤自以为国军在豫皖边区的实力大大加强了，而苏北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日军打击下不得不跳出根据地机动作战，实力削弱，抢占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恢复江苏省政府对苏北的统治的机会来了。
鉴于国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未能攻占西安，国民政府决策层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壮大忧心忡忡，急于限制中共发展。七月份的时候，就在日军重兵围困鲁中南八路军主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搞了个“中央提示案”。在这个提示案中，何应钦、白崇禧提出撤销冀察战区，原冀察战区防区和武装统归第二战区指挥；撤销陕西抗日民主特区，恢复陕西省政府；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整编为三个军八个师10万人，限令一月内全部集中于冀察两省和鲁西、鲁北，此后不得越境作战；中共发展的地方政权一律撤销，地方武装统一收归第二战区重新编练。
山东的八路军刘一民部，先前已经被军委会撤销教导师番号、明令开回陕西编为地方保安部队、承担河防任务。刘一民部拒不执行军委会撤回陕西的命令，等于是叛军了，按照常理，应该予以坚决剿灭，可惜国军主力早对刘一民部鞭长莫及，刘一民部又战功赫赫，还有牵制日军主力的作用，何总参谋长、白副总参谋长就格外开恩，在提示案中特意划出鲁西、鲁北作为刘一民部的防区。
这个提示案用心极其险恶，是要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缩编，彻底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地方政权，将八路军、新四军变成没有根据地的野战军、无根之萍。因此，遭到了中共的当然拒绝。
但是，何、白“中央提示案”传达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解决异党问题的决心是坚决的，政策是一致的。这就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依据。
这个时候，恰逢新四军一支队主力渡江北上。躲过日军大扫荡、重新控制如皋、姜堰的韩德勤部陈运泰部队，当即武力拦截新四军一支队北上。都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陈运泰主动进攻，总不能让新四军一支队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当陈运泰的靶子吧？双方就在姜堰、黄桥一带交火开打。想那陈运泰，哪里会是历史上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对手！装备齐整、拥有两、三万人的陈运泰，竟然被粟裕以少胜多打了个稀里哗啦，丢掉了姜堰和黄桥。就这，还是粟裕站在团结抗战角度，没有对陈运泰部痛下杀手，也无意扩大战果。不然的话，恐怕就把陈运泰请到粟裕的司令部喝茶去了。
此战过后，为了团结韩德勤、陈运泰一同抗日，刘、陈指示粟裕、管文蔚主动放弃了姜堰，在黄桥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国民党五中全会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支持，有何、白“中央提示案”坚决限制中共发展的精神，有第五战区李品仙部、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策应、牵制，山东八路军刘一民部又在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苏北形势，打完徐州会战后就一直缩在苏北的韩德勤终于出手了。
客观地说，韩德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是为了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战。但是看在国民党眼里，那就是破坏国家统一、违背政令军令。以中央社一个记者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共产党在搞国中之国，在利用抗战大肆扩充力量，在破坏北伐结束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统一局面。作为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当然要守土有责了，当然要打不经他同意就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了。
这帮家伙，全然不顾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是经过浴血拼杀后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事实了，典型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慈禧太后心态。
韩德勤心里有数，在苏北的八路军新三旅、新七旅是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惹不起，汤沟事件的教训他记得很清楚。但是，从江南北上的管文蔚部是地方抗日武装，属于新四军一支队序列，打着江抗的牌子吓唬人呢。管文蔚部和刘一民部分属不同系统，不敢打刘一民部的新三旅、新七旅，不等于不能打新四军一支队！
韩德勤集中主力扑向了黄桥，想一举消灭这支只有七、八千人的新四军。结果，韩德勤比历史上出动兵力更多，败得也更惨。要不是为了团结抗战，可能刘、陈就要趁势彻底消灭韩德勤在苏北的全部武装了。
实际上，我军发动黄桥决战也是迫不得已。此时，新四军军部尚在皖南地区，刘、陈在苏北与韩德勤大打，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的报复性攻击。项英就曾向中央发报，请示能不能待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后再发动对韩德勤的战役。可惜的是，韩德勤要打，我军不得不打。同时，由于刘一民部在临沂事变中成功自卫，消灭了张里元主力，重创了吴化文部，撵蹿了苏鲁战区，山西八路军在反摩擦战役中又活捉了朱怀冰，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主力又成功归入八路军建制，打退国军对陕西根据地进攻后也没见蒋介石有进一步动作，中央就出现了错误判断，认为打了主动进攻的韩德勤，蒋介石也不至于拿皖南新四军军部怎么样。黄桥决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由于刘一民的努力，新四军叶挺、项英之间因为指挥权引起的矛盾明显缓解，项英本人对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的问题也考虑清楚了。只不过中央也好、刘一民也罢，都是要求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渡江北上，指挥发展江北的苏皖边区根据地，并没有明令彻底放弃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根据地。项英也是在等中央的最后命令。
黄桥决战甫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9日以军委会名义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称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而且说要是换做其它部队，就要断然予以武力解决。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