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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洪峰（2）
他没有戴表，眼瞅着天黑了。他就想，小燕该回家了。他就想着，要在小燕回家前回家。
于是他就走回家去了。手上的小牌随手扔到了楼下的单车棚。他上了楼，走进卧室坐下，去看看自己的博客，谁又给自己留了言。他的博客是匿名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草根，自称“洪老汉”，经常给留言者认真回复。
他的愤怒渐渐消没了，他开始想，要是没这2000元，自己该想些什么别的办法去挣。
可是接下来，记者们来了，闪光灯“劈啪”作响，惊动了正在吃大饼的小燕。自此以后的几天，洪峰受到的“青睐”，远超出他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
作家洪峰的难处
在一位大学同学的印象中，当年在学校，洪峰还仅仅是“赵洪峰”，是很多不起眼的男同学之一：矮胖、土气、一点不出风头，属于被女生冷落的一类。他成绩也不如自己的好，没想到后来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更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居然要上街“乞讨”。
作家格非说，“洪峰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蹊跷。我不了解他的意图。他上街乞讨肯定不是为了讨钱，可能在表示抗议。”
新浪网友甚至说，业内有人认为洪峰的境遇暴露的是纯文学的没落，是一代先锋作家的没落。如果是余华、是安妮宝贝，当地文化局肯定不会这么做。
1994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只是恰逢其时。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它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同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发18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1994年春节之前，洪峰和时任文化局局长前往市长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时任文化局长向他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
10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韩寒在博客上评论“洪峰事件”时称，“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洪峰笑说，“使劲骂，在老了之前骂完。”他辩解说，“关于作家该不该被寄养的话题，不该问我。首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政府机关下属的职工。沈阳市文化局和沈阳作协不搭界的，沈阳作协隶属沈阳文联，沈阳文联是群团组织；文化局是政府机关，我的单位是文化局下属事业性单位剧目室。”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11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11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除了发表的作品，还有2005年在全国公演的话剧《九路汽车》（长春话剧院）呢”。
洪峰“乞讨事件”发生后，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改革，作家该靠稿费生存，而不应该拿工资。当了解到“文化局”和作协并不搭界，而洪峰在这11年中也是按量甚至超额完成了文化局任务后，郑对记者表示：他的话不是针对洪峰说的，而是针对每个月拿工资，然后也没有写什么的“作家”。
巧合的是，他也有过跟洪峰同样的被停发工资的际遇。“我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在一份刊物当编辑，也是一个主任停发了我工资，而且是大概停发了两年。就是说等于不发吧。我就辞职了。”
第6节：洪峰（3）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1993年到2006年，几乎每隔1－2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的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3万－4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40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1993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200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2002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2004年10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12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5000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7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你这大老爷们……”洪峰说，“你这大老娘们……”有一次朋友还痛心疾首地说，洪峰，你说你一作家，你跟食堂的师傅打架做什么……
未婚妻身患癌症，需要费用（平均每月28000多元），洪峰自称已经举债不菲，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只觉得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要讨一个公道。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只是请求市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
事情闹得这么大，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文化局11年来没有过和同事冲突或者对上级抗命的记录，只有这一次和主任较真了。“那是主任非法断我粮草在先，不反抗不如死了。”
“我看见的不公正不是欠薪之类的，我看见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
他自己并不反对体制，“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对于其他作家的冷言嘲讽，他有点伤心。“没有人骂作秀，白吃饭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100万元了。”
11月3日，9至11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11月3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月2000元的收入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意味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意味着“还有一份信心”。
洪峰拒绝了外地一些朋友的财务资助。他比较犟，一再表示要治好小燕的病，不管花多少钱。对他而言，比他小将近30岁的来自云南偏远山村的小燕姑娘，长得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任女友都“不好看”，可是却是相处“最舒服，最贴心”的一个。“这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感觉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说笑话儿，他有着讲故事的天赋。带着无穷尽的俚语和歇后语，和层出不穷的比喻。他顺便提到了这些，《静静的顿河》，《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孱弱的内心。他提到《霍乱时期的爱情》，那部伟大的著作，里面的坚忍和浪漫。那是爱。算是他的信仰。对于一个从小近视1200度的人来说，也许性命攸关。
第7节：黄健翔（1）
狷狂黄健翔
记者：吴虹飞
本质上，黄健翔是电视时代的产物。他依赖足球在这个国度的无上权重，以个人才华一步登天，这与时代欣欣向荣的娱乐产业一脉相承；他作出的选择，和过往大多数脱离央视，脱离体制，彻底娱乐化的主持人，并无二致
11月16日，黄健翔辞职。在过去的一周里，这似乎是新闻界、体育界和娱乐圈最热闹的事。
辞职前的头天夜里11点，他对10天内两次约访的本报记者说：“我这样的人能在体制内活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而这个引发无数争议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制造了足够多的噱头。
11月6日和15日夜里，黄健翔两次接受本报专访，重新审视“中卡风波”、“解说门事件”，他的个性、他的专业、他的爱好、他的理想；本报记者也大量采访了他的朋友、同事和同行，试图为读者展现黄健翔真实的内心世界。
进入央视与“中卡风波”
“中卡之战”后，黄健翔就变了，他的热情不在了，在解说中他可以容许自己有三五分钟不说话
“我们这辈人，基本上没吃什么苦，和大跃进年代的那些人不一样的———像余华的《兄弟》里写的。”回溯历史，黄健翔进入央视，成为体育解说员，可谓是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做了三年导游。那时刚毕业，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带外国团，先解决生存问题，导游收入很好的———那个旅行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乐于提及的是，1993年11月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的事业的起点，令他兴奋之极，“被录用的那天下午，在雪地里走了5公里，从我们台一直走到了西单……”
黄健翔在1996年解说欧锦赛时突然走红。他的一名同事说，“之所以被大家捧红，被大家传颂，是因为他第一次能够声嘶力竭地喊出比尔？霍夫，喊出那些人的名字，能够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解说员的热情。”令人激赏的当然还有他的非科班出身，却以专业的知识，过人的激情大获球迷青睐。
《足球》报资深记者李承鹏的赞誉也许有着某种夸张：“和黄健翔同时代说球是悲哀的。”而同为朋友，足球评论员董路的评判则相对保守些：“只是因为央视在特定的时期，没有一个人比他强。”
“我就是行业标准。”这是广为人知的、黄健翔用于自诩的话。自信、自我，正如他的新书所展示的，一张占据了整个封面的大脸庞，“像男人那样去战斗”，“战斗”两个字是经过放大处理的，挑畔，惹眼。
作为名人他尽量友好。他几次提醒本报记者去看他的书。是的，他尽量真诚了，尽量坦诚了，他走进了某网站办的校园行……这时候他谈笑风生。在著名的清华大学里，他以一个央视主持人的风范，微笑着，提及马约翰先生，提及民族和体育的精神，给莘莘学子们留下亲切、美好的印象。
“他有亲和力，那种邻家大哥的形象……”董路说。
他更是这样的一个人：过度敏感，过度自信，过度防卫。作为一个“名人”，他过度地“表现激情”，面对公众，面对敌意，他不知道如何承担这些口诛笔伐。公众对于有表演欲的男人，往往不留情面。早在2001年，黄健翔就栽过一个大跟头。在“中卡之战”的解说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时之愤，当众抨击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米卢，激怒了他的衣食父母———广大的球迷，“一夜间，黄健翔成了‘过街老鼠’。”李承鹏不无调侃地说。
第8节：黄健翔（2）
辞职前夜，黄健翔对本报记者这样评价那次风波中的自己：活该！
时过境迁，董路认为，“从那一件事来讲，他多半是个失败者。这种失败和成功不是纯粹对与错，而是建立在米卢最终率领中国队出线的情况下。40多年，米卢是惟一带着中国队冲进世界杯的人。”
黄健翔的一位同事说，“从中卡之战后，黄健翔就变了，他的热情就不在了。而在这之前他会非常认真地想每一句话怎么说，怎么拆分资料。我认为，他是伤了心嘛，球迷伤了他的心。他过去非常成功，就是因为把自己想说的，把自己的热情说出来。但结果，所有的人都在骂他，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说得不好。他后来就在怀疑，究竟还应不应该这样说，球迷到底想不想看他说的球。他对待足球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解说中他可以容许自己有三五分钟不说话，他可以允许自己犯一些错误，可以允许自己记不住球员的名字了。”
重提“解说门”
“让黄健翔承认错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不曾想5年之后，他遭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凭什么我掏钱买的电视机，我付费的电视信号，要成为你黄健翔个人情绪的发泄场所？……身为体育解说员如此严重偏向一支非本国的球队，这不叫激情，而是叫职业素养不及格。”知名网民和菜头愤然写道。
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解说门”事件中，黄健翔的激情解说，引起轩然大波。
一位资深球迷在自己博客上不无讥讽地说，这种发飙事件跟激情关系不大，跟表演天赋倒是关联紧密———他这是“表演过度”。
11月15日的夜晚，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厅里，他斜靠着身后的红色沙发。我们终于再次谈及那个令他不愉快的、已经有无数媒体问过的相同问题。
“是的，我承认那次解说，是一次‘技术性失误’。”
“还有70％的原因，是事后和张斌做的电话连线，我做了辩解，画蛇添足地说了许多话，如果当时我什么也不说，也许就不会给人添了许多口实，引起那么多人的歪曲……”
“我宁肯是，把名字叫错了，或者把情况看错了。但我犯了一个高级错误。我宁肯只是些口误———这样还能够得到原谅。”
———对澳大利亚队有没有一种不尊重？
———完全没有。你以为我平时说话都像疯狗一样吗？你应该去问一问我的同事，言谈举止，行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当时，极度疲惫，极度亢奋，往返奔波十几个小时，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严重地疲劳和透支。体育解说需要高度地集中精神，其实耗能挺大。有时出现类似强迫症的状态，生怕自己忘记了什么。神经兮兮地问，我的手机呢？其实手机就在手里。”
“第一句声音出来，一下子就劈了———疲劳对声音有致命的伤害———你又停不下来。”
———那时候的状态，是否和破裂的婚姻有关？
——我没有想过，也许有关系。那是3月份了吧。很失落。可能一个人的离异，丧偶，或者是父母离世，都会让心情有些负担……
关于“意大利的那些伟大的左后卫们”，对大部分看了十几年球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常识，其实无须解释。记者说。
这时候，专业人士黄健翔的自我辩解，听起来诚恳并且合乎情理：“足球也带给我痛苦。”董路事后惊讶地说：让黄健翔承认错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事实证明，董路对朋友的判断相当准确，黄健翔还是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他补充了一句令人莞尔的话：“一个天才做的事，一万个蠢才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蠢才提的问题，一万个天才也想不出答案。”
“你可以把他看成范冰冰”
新晋单身男子，在体制内存活，夹着尾巴做人，又张扬个性，当然矛盾重重
经过2001年的“中卡风波”，以及2006年夏天的“意大利激情解说”之后，狷狂的、自我的黄健翔在和公众的交流和对接中，出现了障碍。
第9节：黄健翔（3）
正如一些体育记者不喜欢黄健翔一样，黄健翔同样对记者们充满戒心。
在辞职信里他写道：“一些缺乏善意的、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的媒体，始终没有放过我，故意在我身上不断制造各种假新闻，还在我的正常的解说工作里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