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鲅剑业氖Ω荡旰萌让恚嗡蚵睢！�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
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
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
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
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 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25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
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
普通人心中的高妙
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从仲月楼这些人的身上，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杳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并不是贞烈节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那个男的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陈村： 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
陈村，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入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榕树下网站艺术总监。数十年笔耕不辍，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长篇小说《住读生》、散文集《躺着读书》、短文集《今夜的孤独》等。
“我从风景开始我的伪作。开始我对一类人的赞赏、思念、厌恶和矛盾心情。开始我的自省和自虐。”
从陈村的长篇《鲜花和》里，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风格化的写作方式： 简洁、细致、举重若轻、充满巧智。
现实中的陈村似乎也如此。他坐在椅子上，头发奋力向上。摄影师的灯光打在他清癯的脸上，给他的清醒与理智罩上一层温暖的光彩。
他谈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无所忌惮地、随时随地地；发表他零星的、机智的看法——或让人一愣，或会心而笑。陈村是有趣的，事事通透。
他有一个八岁的小孩。他会应小孩的请求，在网上寻找时下流行的歌儿，《挥动翅膀的女孩》、《SUPER STAR》，给他听。孩子是成人的天使。有孩子才是真正的“有产阶级”。因为要对后代负责，所以生活得积极一些，“要拿出老爸的样子”。
陈事
吴虹飞： 您们这一代的作家，经历都比较坎坷，很多都去过农村支边和插队？
陈村：
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选择多，但我们的前半生是被规定的。比方说我们被规定去当农民，从城里一下子去当农民很失落啊，也没办法，只好写写打油诗。
我们运气还算好，后来都赶上回城了，成为民工进城的先驱。我去过新疆，拜访上海支边青年的家庭。那边风沙大，把人吹得憔悴。当年他们偷了户口本一定要去新疆，火车接汽车，汽车接马车牛车，反正还没到地方许多人就后悔了，都是
姜晓明摄十多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夜晚宿营时哭声震天。但是回不去了，被规定了。那些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在全都没有宏大的理想，只希望子女能回去，希望自己老了回故乡上海。
我下去的时候17岁，到安徽的无为县。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地方不是最苦的。当然最苦的也不是我们，是农民。回城后种种坏毛病又出来了，但存着一点良知：
粮食涨价，只要钱到粮农手里，我毫无怨言。谁不乐意谁自己去种吧。吴虹飞： 您是怎么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陈村： 哈哈哈哈……下次你应该这么问： 你凭什么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那时候很傻的，中学毕业了去插队，闲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写字最容易了，拿张纸，拿支破笔，就可以了，比较廉价和方便的表达吧。那时写过一些打油诗和鸡零狗碎的文章，写了给朋友看看。其中的一些后来发表过。吴虹飞：
您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出版有30多本书。您那时没有精神和物质鼓励，怎么写作？
陈村：
有30本书了，不少是重复的。不是为了什么读者，只是很郁闷啊，只是为了朋友，写个诗写个文章什么的，他们称赞一句，就很高兴。在乡下我们都是废物，插秧和犁田都比不过农民。人家的地种得好好的，我们去瞎掺和，还要分人家已经吃不饱的口粮。最早是写点打油诗，把香烟壳子拆开，背面是白的纸，就可以在上面写诗啊。人要让自己觉得不是废物才活得下去。吴虹飞：
那时您就已经很喜欢看书和听古典唱片？
陈村：
从小喜欢看书，拿到书就很高兴，现在也是，最喜欢的事情是看书。“文革”时候，有一个好处是把好多阶层打破了，抄家了大家都赶在一起，大家都一样。物不以类聚，人不以群分，知识和文明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我看的画册，听得最多的古典音乐，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恶劣环境下的精神养料。人饿的时候，一碗饭可以救命。《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人？岁月？生活》啊，都是那个时候看的。听音乐不许说话，有一个人负责去翻唱片，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轮流去翻面，大家都不出声，感到很神圣很幸福。吴虹飞：
听说您写《鲜花和》写了两年，近20万字，您能谈谈写这部书的情形吗？
陈村：
这书是断断续续写的，中间打断过一回，几个月后再接着写。最后将那些写好的段落合成，把缺口补上。整个故事发生在几天中，为了不太做作，我没标明“第一天”、“第二天”字样。
以后的人，如果想知道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情，可以翻翻此书。
吴虹飞： 《鲜花和》封面的导语里写道，“我们的一生就此报废”，其实是有些悲怆的。我很赞同您的观念： 纪念我们的日常生活。
陈村：
无论如何折腾，人的一生总要报废的。在写小说时，我力图让它欢喜一点。大家不是爱引用“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吗？要开花，在尘埃中也要开花。要有一种“傻乐主义”来抵御生活的沉闷。用我说过的话：
要不失时机地笑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通透的人，但也似乎有意和无意地逃避讨论生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