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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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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失时机地笑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通透的人,但也似乎有意和无意地逃避讨论生死的问题。   
        陈村: 
      除了哲学家,只有想找死的人才一直去想“生还是死”。死是一个行动,一个事实,多想它无益。这和一个穷人老想“我富起来了怎么办”一样荒谬。那东西不想也悬在那里,左右我们的行为。人生苦短,想些别的不好吗?吴虹飞: 
      有一种印象可能不大准确,我感到《鲜花和》是一个很顽强地抗拒交流的小说。   
        陈村: 你有点接近我的初衷了,它就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吴虹飞: 
      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隐忍的、细屑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和您的同时代的人,像张承志、张贤亮,还有史铁生,他们似乎总是有着一种宏大历史的叙述,使得痛苦看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 
        
        陈村: 
      一个人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写作,有的人是学不了,有的人是绝不想学。要是像了别人,写作的我有何存在之必要呢?我活到现在最烦的就是“宏大”,这两个字真是太十三点了!我曾问,“慈母手中线”是大还是小,“空山不见人”是深还是浅?之所以这样写,因为我看见的世界是这样的,是生活教我的。 
        
        吴虹飞: 您很赞赏普鲁斯特,请问您是否接受他的诠释世界、诠释时间的方式?   
        陈村: 普鲁斯特“浸淫”在时间之中。时代不同了,身份也不同,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深情地抚过途经的时时处处。我们只能站在局外欣赏。吴虹飞: 
      一个老问题: 能谈谈您和史铁生的差别或相似吗?   
        陈村: 史铁生写得真好,那么纯粹,那么通透和干净,比我好得多,不要拿我跟他比。他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很深,运用很妙。   
        他去年来上海,我在天涯还发过一个帖子: 
      我说有一对夫妇要来上海了,这是本城的光荣。我要动员有车的朋友去当车夫。上海谁没见过呢?我觉得大牌的国家元首来都不见得是上海的光荣,而是虚荣。布衣的到来才是光荣。吴虹飞: 
      你上次说,这一代人就是很狭隘的。这个时代只可以狭隘。我们不知道比卡夫卡、托尔斯泰差多少了,比起他们我们都该去死。您对写作有敬畏之心?   
        陈村: 这时代更物质,被诱惑,被鼓动,更容易忘记自己。时间被切成肉糜。内心的安宁更少了。和自然更远了。从写作来看,沉思默想已成奢侈,虚招太多。  
       
        九段对围棋也还不是全部懂的,他也会怕的。越走越怕。越写作,觉得自己对中文的理解越不行。几千年来,多少人为中文消耗一生,那个陷阱太深了。当然,它值得人们为它耗费光阴和神思。吴虹飞: 
      写杂文是比写小说容易赚到钱,在目前中国的稿酬制度下。您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再写一个长篇呢?   
        陈村: 
      先要安排好生活,当一个好公民,好父亲。按时还贷款,按时付孩子的学费,这些都是赖不过去的。在中国,如果十万个人中都没一个人愿意买我的书,我就在网上发发帖子算了,十分方便也不图名利,比较高尚。 
        
        我想,既然是什么“小说家”了,已欺世盗名,以后还会写点小说的吧。虽然小说的好时候已过去,我还是喜欢写小说的,喜欢虚构。看看许多人写得那么差还臭美,真是恨不得马上就写。吴虹飞: 
      有人认为您的杂文犀利、尖锐,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陈村: 也许是吧。还有深情呢。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吴虹飞: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小说?   
        陈村: 写小说是一件很需要安静的事情,我只有鸡零狗碎的时间。办法还是有的: 
      把我关起来半年一年,一天给三顿饭两瓶啤酒,手机没收,一周只允许打一个电话,电脑不联网,没有账单要付。写长篇,一直打断就写不成,弄得人也很沮丧。   
        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写作的想法有变化。不觉得小说是惟一值得去做的文体。我现在比较喜欢“读物”的概念。看的书买的书,非虚构类渐渐多起来。吴虹飞: 
      当作家的条件是什么?   
        陈村: 第一,认识字。第二,要有一点表现欲。第三,对人生对周围世界要有感觉。   
        陈看   
        吴虹飞: 上海的文学生态蛮有趣的,作家之间风格差异很大,并且出产很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您如何看这些问题?   
        陈村: 
      在上海,女的比男的有名,女的比男的勤劳。没什么看法,我觉得挺好。上海男人怕老婆不是出名的吗,那么在文坛怕女作家也很自然。以前有个“某某某陈”的说法,那个“陈”指我,其他三个“某”是女作家。我要别人不去传播,说让人听上去像是一夫多妻。我跟她们都很友善,都是朋友,可以开开玩笑。见了面一般也不讨论文学,好容易见一次面却谈开会谈的事情很无趣。吴虹飞: 
      您对王安忆的一个评论在坊间广为流传,认为她在写作上很勤奋……您觉得写作有天才和勤奋之分吗?   
        陈村: 
      我说张爱玲在25岁之前已写出主要作品,王安忆25岁之前的作品不行。人大概就是那么不一样。王安忆非常勤奋,按理说她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这么努力了。她还是一遍一遍地,非常专心,写了这么多年还在研究叙事的奥妙。去年又去复旦大学当教授。她是跑文学马拉松的选手。吴虹飞: 
      王安忆当了作协主席,您怎么看?   
        陈村: 
      现在作协和以前作协不一样,现在的作协主席是说着玩玩的,类似于名誉职位。目前体制下,作协的党组主持工作。王安忆不是共产党员。她当主席也无私利,多开几个会多发几个言罢了,很辛苦。跟许多局外人对“作协主席”的想像很不一样,她的住房也是自己买的。吴虹飞: 
      您作为一个作家,靠稿费为生吗?   
        陈村: 
      我是末代专业作家,在作协有工资,但工资不够,还要写稿赚钱。我还要和老婆一起买房子。去年上海的楼市均价已到一万多。幸亏我几年前先把房子买下了,要不现在哪里买得起。 
        
        也有某资本家叫我过去兜一圈,美言几句然后给个红包。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干了。当然我这么讲是因为我还有饭吃,收支平衡。没有饭吃,他(资本家)不找我我也要找他的。网事 
        
        吴虹飞: 您是少数在论坛上很活跃的职业作家。在榕树下做艺术总监,一直兢兢业业,希望论坛朝着良性的方向走。请问您是如何做版主的?   
        陈村: 论坛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中文网上的版主都是义务的,很辛苦。我在参与管理的整个论坛都有权限,比一个版块的版主境遇好点。   
        上网是一个讨厌的事情,也是有意思的事情。我因为在网站兼职,为了维护版面的秩序,在网上是用“陈村”实名。余华、叶兆言等人也上网,中国的作家至少有一半在网上出现,但他们都在潜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精力上网交友、聊天、掐架。 
        
        网上有很多垃圾,也有很多珍宝,有许多可爱的人。在一个论坛呆久了,会看出很多,跟现实生活中一样,有人和人之间各种微妙的好玩的关系。吴虹飞: 
      您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不少名作家当年在发表自己作品的时候十分艰难,如马原、顾城、孙甘露、残雪等。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使您更加倾向于网络,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自由地发表? 
        
        陈村: 
      我喜欢自由发表。经过几道审查,文章很容易变得奇怪。有些编辑还有在别人文章上练笔的嗜好,经他一改,立地成佛了。艺术上的创新,很容易不被接受。在网上没有发表难的问题,但有被浩瀚的网文淹没的危险。吴虹飞: 
      网络的及时和互动,会不会对写作造成影响?           
        陈村: 
      在写作的时候,我老是挂在网上,要找资料就搜一下。如果有人叫我,会被打断,一般不回应,要等到活干完再说。在网上面临的最大困惑是文章当帖子来写,写完很想一个回车贴出去,不耐烦等待报刊发表。吴虹飞: 
      网络这个东西,好坏参半,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样的虚拟世界,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您?会不会让您觉得日常生活有虚无的感觉呢?   
        陈村: 
      “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只有网络时代才可做到。可以主动寻找要的东西,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网上有海量的信息,对一个问题有许多种声音。它多才多艺,容纳文字、声音、照片和影视。作为工具,它廉价高效。网络不虚拟,它背后都是实在的人,哪怕是下棋,对面也是个大活人,有时会耍赖的。 
        
        吴虹飞: 论坛里的虚拟和生活有相同之处吗?互联网是不是容易激发人潜在的疯狂和非理性?   
        陈村: 
      网上匿名,很容易让某些人想入非非。在网上有人可能无缘无故劈头盖脸地骂你,生活中这样骂人的只有精神病人。我猜想这些人在他们的学校或公司,是内心压抑但外表温和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东西,不敢发泄的怒气都弄到网上来了。网上有多少人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啊!当年我把那些过于天才的帖子关进“精华区”一律优待。现在的“小众菜园”,未被邀请者只能看不能说话。要不然我请来一位女性到菜园种菜,很可能立刻有人跟帖:“这么老了还上来”,或者“长得这么难看还敢上网”等。你能跟他吵架,说自己不难看不老吗?惟一的结果是立刻走人,不玩了。我上网多年,被人骂惯了,承受力较强。说我老说难看说不入流一律鸣谢,人家是另类捧场。 
        
        日常   
        吴虹飞: 平时读些什么书?   
        陈村: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躺在床上看书。人老了,喜欢非虚构的东西,比如《精子战争》、《动物之性》、《昆虫记》,都是科学著作。吴虹飞: 
      除了读书,您有什么爱好的?   
        陈村: 
      下围棋,看画展,偶然听个音乐会。那时上网,想先下棋再干活,结果一下子弄到半夜两三点。下围棋的网上也有趣,半夜三更还有很多个像我这样的孤魂野鬼。我在网上下棋比较礼貌,如果输了还会说声谢谢,不像有些人,输了要耍赖,不好玩。玩物丧志,现在已不下了,软件也删了。吴虹飞: 
      您下得好吗?   
        陈村: 当然,写起文章总说自己下得好,写胜绩不提败绩。围棋真是好东西,下棋下得臭,也可以非常有趣的呀。吴虹飞: 喜欢喝咖啡,不喝茶?   
        陈村: 像我这样的人很着急,想喝就要喝,我是很懒的急性子,像喝茶,要一口一口的,太麻烦了。最多是喝凉的白开水。吴虹飞: 谈一谈您的家庭?   
        陈村: 这种事情人不可以瞎说的,什么我的家庭很幸福,身体很健康,说了可是要倒霉的!不能夸口、说嘴。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记者就爱这么采访。吴虹飞: 
      为什么喜欢麦兜?您引用过他的一句话: 笑得像个柿饼……我也记得您说过,您说过您喜欢那种小说,有点天真有点傻的那种,在人世间追求着自己的梦?   
        陈村: 它很好玩的。蛮好的。小孩子比大人可爱多了。大人太聪明了,太知道利害了,太无奈了。一点不傻的人不是好人,至少不是有趣的人。吴虹飞: 
      您讲过,人都很自私,不肯为别人设身处地的。平常的人不会站到你的立场去为您想的。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进一步说说吗? 
        
        陈村: 
      我要是不写小说,也很少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人这样大概是怕受伤害,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但是,个人的利益往往和他人的利益是共同的,一损俱损。现在鼓吹更多的是扩张自己,其实人常常有必要收缩自己。中国人之间的无谓摩擦太多了,弄得大家心情很坏,何苦来。吴虹飞: 
      谈谈理想。   
        陈村: 
      还记得最早的理想是当个天文学家,研究星星。但现在连牛郎星在哪里都说不上来。现在?我现在的理想是到90岁再生一个儿子,为此要保重自己,保持体能与魅力。吴虹飞: 
      您会爱什么样的人,和被什么样的人爱?   
        陈村: 
      爱亲人。爱朋友中真诚、有趣的人。爱智慧的长者。爱美丽的人。爱青春照人的人。爱奶声奶气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最见不得为自己的愚蠢得意的人。至于谁爱我就不知道了。我母亲最爱我。 
        
        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幸福?   
        陈村: 
      幸福就是一件件小事情。看法国印象派画展、看《歌剧魅影》是幸福。听儿子讲的一个好玩话是幸福。每天醒来,看到阳光灿烂四周和平是幸福。生而为人是幸福。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七岁离沪,十二岁参军。   
        1986年发表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绿雪》,1989年赴美留学后开始向港台的文学报刊投稿,获得海外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199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 
        
        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1999年8月出版的英文中短篇小说集《白蛇》亦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长篇小说《人寰》获“中国时报(台湾)百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扶桑》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 
        
        代表作品《女房东》、《人寰》、《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洞房少女小渔》、《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扶桑》、《白蛇?橙血》、《人寰?草鞋权贵》、《波西米亚楼》、《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等。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 
      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如同玛格丽特?杜拉、阿仑?罗勃格里叶,在文学和电影界双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芝加哥艺术学院文学系一百多年历史上惟一的东方人”,“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足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还夹杂了东方的传奇色彩。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会觉得严歌苓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但她依然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很快地,她的私人故事尽人皆知。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地给了。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她私心里喜欢的那个不合时宜,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又天真而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输入),她快活似小神仙。因为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镇压中被判枪决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二十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小说家们真是生而逢时,在中国这么一片风云跌宕的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你想想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你想想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你再想想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着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理所应当,统统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史上的寡妇,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横溢,幽默感随处可见,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或者爱与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像力在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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