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或者爱与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像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你想想，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我先生也觉得我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熠熠生辉。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肉体如此丰满，灵魂又为何物？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欢喜，虽然被践踏，但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他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女人在性这个问题上，是接纳体，是客体，是阴柔的，但不是软弱的。她自然而然，几乎是本能地把生活哲学用到了作品里。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人物：
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它们合理化了，变得可信。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变得真切起来。
在美国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观望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进行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这样看起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个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
一个就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没有写托福分数，没有打算收外国学生），希望把你的作品寄过去看看，然后写一个self
statement；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文系，可以拿到奖学金，而前者因为是私人的学院，所以比较难拿奖学金；还有一个是康奈尔大学中文系，也给奖学金的。而我去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录取，还因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结果会议并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了。”
她是30岁才开始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英语》，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分数高。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了，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异常勤奋，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
page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三页，她会写到六页。军阀主义式的老师让同学们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临时保姆、老人看护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然后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天，再回到家，再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是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谈谈爱情。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后者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昏昏沉沉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的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祖父自杀。“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书，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还有呢？年少时期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这个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而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国家罗马，但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对恋人的冒犯，愤然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她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少女小渔》的剧本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46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吴虹飞： 您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形象，有的评论家从您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您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
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吴虹飞：
您的小说让人觉得您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却相当的脆弱。
严歌苓： 是的。所以我会羡慕像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类似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吴虹飞：
面对中国这么多的政治事件，您提起来是有意为之吗？
严歌苓：
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只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关于天地人伦，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吴虹飞：
您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
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住的时间不长。我在李准家呆了八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吴虹飞：
您在19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语言环境文化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非常敏感。潜台词会在心中一直思考，一直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个时候，想像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才会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一天就不舒服。吴虹飞： 我觉得您写小说的基本功很扎实，语言感也很好，很会讲故事。
严歌苓：
我对基本功还是看得很重的，有了基本功才能不失控。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失控了，在中国好像还比较鼓励这种特失控的写法。但小说是理性的，不能滥情或者失控。吴虹飞：
您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合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
每个人物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
慷慨。我的哲学就是： 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万方： 父亲曹禺
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其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
“文化大革命”时期万方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和天使一起飞》、《没有子弹》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日出》、《黑眼睛》，电视作品有《空镜子》、《走过幸福》等。
看戏
儿时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经常夜里很晚才回来。我就知道他们看戏去了。我和妹妹趴在窗户上，对着院子的大门——那是一个门洞，晚上关着，一片漆黑。“吱呀”一声门洞亮了，是街上的街灯照了进来，以为是他们回来了，一看不是，一看又不是，最后终于到了很晚的时候，是他们回来了。
他们总是很兴奋，等我大了才知道，如果你看了一出好戏，就会非常兴奋、激动——那是从舞台带回来的。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人艺看戏，《雷雨》。我完全不明白讲什么，只记得第三幕的时候电闪雷鸣，我就吓哭了。爸爸赶快把我抱出去，怕影响别人。到我再大一点，他就带我到后台，去看闪电霹雳怎么做的，那个大阳铁板一晃，就是闪电；在芭蕉扇上缀了好多小珠子，摇呀摇，那声音就跟真的雨声一样。那时虽然并不懂得戏剧的内容，但是那种舞台的神奇和美丽，就慢慢渗入心里了。
那时也看了一些洋戏，如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传统戏《芦花记》，讲的是一个后妈虐待孩子，把芦花当棉花做棉袄，孩子冻得要命。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父亲也不哄我。大概是他觉得，小姑娘可以受到戏剧的感染，他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好吧。
父亲
我爷爷是宣化的镇守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他留过日，会做古诗。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死了，继母虽然对他很好，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孤儿。我爷爷奶奶抽大烟，父亲回家的时候，家里是死寂的，所以他的童年是黯淡的，容易感觉到哀伤。十岁的时候，有人在城墙上吹号，他就会流眼泪。他的内心太丰富了，又不能让外人了解。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骨子里非常感性，对所有的人都很真诚。他是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不强求孩子做什么，也不要求孩子苦读书。他只是去爱孩子。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有一次，他太生气了，把我拎起来往床上一扔，也就这样了。我还小，也就四五岁的光景，就冲着父亲嚷：“你打人，你共产党员你还打人！”我父亲还特得意，说我那么小就懂得反驳了。
虽然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很优秀的剧作家，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任何不同，这可能和父亲的一种灌输有关。我是和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里的小伙伴一起长大的。小学的同学，有许多是胡同里的孩子。我们一起跳皮筋，皮筋一头拴在海棠树上，一头拴在柱子上。父亲的书房窗子开着，一扭头就可以看到他。孩子的喧闹有时影响到他，但他从来没有生气。
父亲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结了三次婚，他的夫人都对他很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第一个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适，就离婚了。然后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本名叫邓译生，后来父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读书，画国画。吴祖光说过，我母亲是最后一个大家闺秀，气质优雅。我的小学同学说，你妈妈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她身体不好，总是各处疼，非常瘦，衰弱。母亲在1974年“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够了解我母亲，没有机会在她身边照顾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却都是同一个，就是梦到我母亲忽然不见了，我到处去找她，我就一直在梦里去找她。我记得我放学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倒一杯水，可是她连水都倒不了。我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很难过。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我也梦见他，但是梦见都是好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着，他走得很平静。
父亲是一个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从他们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体。
“文革”之前，父亲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后“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当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里，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睡在大通铺上。每个礼拜六我看着他头上戴着白毛巾，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他曾经在首都剧场传达室看门，有日本外宾来了，他们因为看过父亲的剧，很惊讶，居然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看大门。后来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宿舍，那就没有人可以看见了。那时父亲对街上那些扫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羡慕。他觉得要是自己不识字，就可以每天安稳地回家，过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审查，关起来批斗，不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抓到哪里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连教室都不能进，不能说话，就只能坐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心里很痛苦，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蛋，就是比谁都不如呢？
北京人艺在灯市口有一个楼，大门写着大字报，什么“打倒曹禺反动学术权威”啦，我最怕那个红色的大叉，真是触目惊心。从来不想路过那里，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文革”后他也恢复了名誉，但生命力和创造性被摧残了。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有一个小本，他时刻在记录一些他听到的有意思的话。他还教我用活页本来记，这样可以分类。
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钟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杀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