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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家人说，1998年8月，公安机关曾经透露，孙维是疑点人。
而孙维表示，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孙维透露说：从1997年4月起，她和家人反复请求对孙维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公安机关均无答复。2002年，她无意在家中发现两个窃听器，“这个意外发现并没有让我们生气，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我问心无愧，把我的真实情况让公安清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孙维声称，1997年4月和5月，她分别收到朱令舅舅的“恐吓信”两封。她提到，一位律师让她注意人身安全，暗示她现在有人会“买凶杀人”。
第21节：朱令（4）
孙维声称自己多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但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
而朱明新则说，自己和家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孙维试图与他们沟通的消息。而且1997年4月，朱令舅舅电话孙维父亲要求沟通，孙维的父亲拒绝了。
（六）此案敏感？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 “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坊间传言是，嫌疑人孙维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祖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基于此有人传言，朱令案不能了解的症结就在于此，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处在于此。但此观点道理几何，尚无人能够考证。
孙维1997年出国未果。后与一名海归结婚。2004年，孙维曾经在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任项目经理，后辞职离开诺基亚。
10年来，孙维家人从未试图对这件事的前后做任何辩解。直到2005年12月30日，一个注册为“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解释自己在十年内沉默的原因是，在案件告破之前，与朱令家人进行理智的沟通是根本不现实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
记者手记：“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10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个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不能翻身。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是挺了过来，也许是小的那一个，还牵动她的心。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总队之间来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里屋推：“这个案子当年很有名的……”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第22节：王兵（1）
王兵：《铁西区》与《和凤鸣》
2007年4月，王兵被《南方人物周刊》提名为“2007年青年领袖”之一，记者以此为由头采访了王兵。
记者：吴虹飞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2004《读书》第1期）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生活的冲击，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而不是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的生命就在活着的进程中，你能感觉到时间，和所有的一切。”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记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班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而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多少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艺术家的王兵无所畏惧。
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要给女孩子买花。那就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
令人感动的是那架无声的摄象机，一直忠实地跟在人后。一双沉默的的眼睛，它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王兵保持了严格的沉默。18个月，坚持着沉默，坚持着，注视。
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出让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铁西区是他们曾经的襁褓，可是这个世上将不再有这样大的襁褓。
我们依然要感谢这群人：这群坚持做着记录片的人，坚持着见证和反思。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大步奔向前。脚步太快了，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一个忠实的，重复着琐碎事务的记录员。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年轻和衰老，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
第23节：王兵（2）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一）《和凤鸣》
人物周刊：在2006年10月16日闭幕的首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上，纪录片《和凤鸣》作为闭幕电影进行了放映。今年的五月份的戛纳电影节，在非竞赛单元即将播放这部记录片。该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历程。国内的学者钱理群，崔卫平给出高度的评价。
和凤鸣老人曾经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我的1957》，你如何想到去拍这样的电影？
王兵：拍完铁西区之后，一直想做新的电影，但也一直也没去做。创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事情，有时比较犹豫，有时又比较肯定，一直在反复。有很多的题材去做，很多的理由去做任何一个题材，也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理由不想做。
《铁西区》做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从题材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我对事物的审视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所以我对第二个片子一直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去拍。
我和这些老年人，70、80来岁的这些人有不少交往，我一直想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物周刊：有些学者试图把你的作品，放到历史的架构去解读，而你本身作为创作者，你的初衷是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我还是更关注他们的内心的问题，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中国在经历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是有很多不愿意去说给另外的人听。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用光线来解决有关内心的问题。整个片子，随着叙事的推进，光线越来越暗。
王兵：我认识她很长的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老人长期独自生活，动作和体态都显得迟钝，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康，她的家光线比较阴暗，长年一个人生活，让你感到她始终在一种忧郁之中。我也希望把这些信息真实地，转化为电影的语言。我等到下午的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的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去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人物周刊：也许因为和凤鸣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才有述说的愿望？
王兵：人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人，都有他的共性。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都有很多的话要说，这是表达方式是否能够让人接受而已。
第24节：王兵（3）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些记录片对她的生活而言会有什么改变吗？
王兵：我觉得不能有什么改变。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还能够有什么改变吗？
在拍片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帮助过任何人。并非是说没有感情，只是在现实面前我们都显得很无力。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和凤鸣只是提供了一个声音文献，提供了一种口述实录的真实口述现场。
王兵：我的影片，不是为了证实一个事件，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人对人完全失去信任，那我们在谈论一切问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世界唯一能够变好，那是人不断地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但是文化总是在它的进程中不断地，重新地，让人获得信任感。人的意识和文明的进程，总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矫正，知识也好，感受也好，情感也好，都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调整和矫正。我们不能总是用文本的方式去衡量的世界，如果连常识都不能相信，基本的经验和常识都不能去相信的时候，我们会活在虚无之中。
二、《铁西区》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铁西区》，象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有人认为，《铁西区》的长度和容量会阻碍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铁西区》是远未被消化的电影。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的意图。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很小，但是却给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的语言实验拓展的可能性，不停地给电影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制作的方式的革新，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
中国因为电影文化本来就很薄弱，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人意。只有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存在和平衡，哪一部分都不被忽视的话，电影才能够健康。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电影语言？
王兵：对我而言，铁西区提供了关于时间的问题，空间感，戏剧性，以及寻找一种自我叙事的可能。它的隐喻如何产生，作者情感和生活的真实，如何外化到电影语言中去。我自己做了很多电影本体性语言的尝试。关于结构，我用了铁路、工厂、生活区（艳粉街）三部分相互校正和呼应的结构方式。
从电影语言上，关于铁西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犹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线来创作，但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
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你是如何获得历史的知识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就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