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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第25节：王兵（4）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我们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是毫无办法，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踏而来问题都和你的创作毫无关系。很多人拍出那样的电影，我想这也不是他想拍的。在电影文化史当中，我们给电影创造的空间太小，太窄了。我们围绕电影产生了很多争论，但大部分都和电影本身没有关系。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是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也许这样你离电影还近一些。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道德当然很重要，如果把道德都否定了，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的现状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很少想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很累了，都需要放松，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已经没有什么疑惧了。
第26节：徐星（1）
徐星：“我才五十岁，还很年轻”
本刊记者：吴虹飞
徐星的家，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楼里。
早上十点，屋子里穿来钢琴的声音。叶塞尼亚，这是徐星的晨课。
如果不用出去打工，他通常是上上网，或者看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或者电影《冰海沉船》，出去在街上看看人，顺便买菜，跟小贩儿们交流交流。
一个老愤青，一个有些偾世疾俗的，有些不合时宜的，作家……先锋作家（他及时否认了）。在路上，漂泊的人，散慢的人，无业游民，作家，广告拍摄者，独立DV制作，网络热心的老大哥……这是徐星。一个1。88米的高个子，象一个活动的柱子（但是比柱子生动），手长脚长，戴着从德国淘回来的尖帽子，坐在钢琴前弹钢琴。桌子上有花，还有两缸金鱼。徐星不喜欢金鱼，那是朋友送的缸。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明亮亮的，虽然小，但也还舒适，不算仄逼。那是一个一层的一居室，几个月前，他还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著名的地下室，全聚德发给清洁工徐星的劳保。“社会主义好啊！”
那时候，地下室是朋友公用的，“不知道我家钥匙都在谁手里，经常猛一回家，发现已经有好多人，有时是醉鬼，有时会有一对男女……”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他依然住在月租不到100元的地下室、骑单车、靠教老外汉语打短工为生，这样前后总共20年，最近才“浮出”地面，住上了地面上的明窗净几的一居室。
北京的冬天是漫长的。徐星却总是要迁徙的。他离开北京，四处游荡着，寻思着拍点什么东西。
（一）1985年，文学当道
如果时间返回21年前。1985年，全民学习，文学当道。徐星的出现，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后来他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如果现在提到这个，徐星还会有些不好意思；而在过去，他似乎也有些不以为意。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徐星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呀？
他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的稿子从朋友那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投稿去投稿，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编辑部。他决定碰运气。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问：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很在行地为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指出“光明之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诗刊》编辑部。
那天他又已经习惯性地喝醉了，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文学》已经是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下了一个人，正要收拾盒饭往外走。徐星只见那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来稿。
《无主题变奏》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第七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责任编辑是朱伟。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
“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徐星说，“在全聚德因为工作散漫，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到清洁组去扫地。“我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上班8小时太难熬了，现在这个工作只要下大雨，下大雪，我就不去扫地了，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变天。那多好呀。我每个月到时候就拿钱。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
1985年，作品发表以后，他依然做着烤鸭店的工人，经常性醉酒。他“还是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个兜里揣着啤酒，一个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那时到烤鸭点来找我的人比较多，有记者来了，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地的簸箕往脚边一放，就开始聊文学。”
“《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我老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公斤几公斤的。那时批判也很多，说非英雄主义，说我颓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挺煞笔的。这哪里是文化批评？都是社会化的批评，那时报纸也不发达，信息渠道也有限。在80年代，这样的文章很异端，要是没有王蒙的话，这个异端也出不来。我觉得王蒙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人。当年他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载一些压力。实际上没有他，80年代没有这么猛的文化势头。”
“……有的时候，收到了几百元的稿费。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一个作品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第一部分，稿费是千字20元，当时是最高的，一般都是12、13块。我当时的工资是37。85元。当时烤鸭店的烤鸭是（想了一下）8块钱一只，可以吃4只烤鸭，当时就很不错了。”
“如果当时疯狂发稿，还是能富裕些的。可惜，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富翁了吧。可惜了，我就是疯狂不了——懒散，没毅力，做事情没长性。到现在还这样。”
“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就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后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的。”
他的好日子果然没过多久，1986年，徐星30岁，他离开了烤鸭店。“没有单位当时是特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挺怕的。”徐星说，“体制内的工作，我只做过这一个，有劳保啊，编制啊，档案啊，丢了觉得可惜嘛！”
（二）克鲁凯亚、八十年代、迪斯科
追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颇为有趣的。“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看书了，插图版的《希腊神话故事》。后来看《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物理世界奇遇记》。我经常问我姐姐，这个字怎么读。没完没了的，我家里都烦了。我哥哥就特别坏，他已经认字了，就跟我谈条件：‘这个苹果给我吃，我就告诉你。’后来那个跟我讲条件的哥哥去世了。”
1972年，徐星16岁已经有过5年的“在路上”的经验了。那时，有一本他应该读后三天后就还的书，被他秘密扣下了，一扣就是三十四年。这就是克鲁凯亚的《在路上》。
“现在黄色的书皮早已不知去向，里页上有个编号681942，红色的长方形的印章里写着‘内部参考第（乙）类’。”
第27节：徐星（2）
作为内部参考读物，60年代克鲁凯亚的《在路上》即以节译本的形式进入中国，成为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样板。
克鲁凯亚没想到的是，20年后，这本书在遥远的红色中国大放异彩，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组支援火力，令无数的写作者和音乐人为此兴奋不止，王朔“顽主”式的文学与崔健《一无所有》式的摇滚乐，而徐星的小说也有部分的精神上的照应。
怎么能不谈谈八十年代？那个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年代，那个开始解除思想禁锢、充满纯洁理想和男女关系的年代，引起多少人们的怀念！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喜欢读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在当时的秘密阅读时代，能够读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书在当时是稀缺资源，而学生刘索拉和工人徐星，都是北京青年里的“进步分子”，这样的“精神历险”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音乐也是稀缺资源。据徐星回忆，八十年代，他们经常聚在一个当时的画家，彭刚家里听唱片，“那时就在听披头士了……那可是犯罪。我们把唱头里塞上棉花，拉上厚厚的窗帘……彭刚听着听着就一个人随着节奏扭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
“都以为他疯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徐星才知道，那是“迪斯科”。
（三）来去去牵挂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他家在大山里面，当隐士，特别美。”
“那时对中国有一种失落和绝望，内心深处的绝望。”他必须活地隐忍些。活在那么多的禁忌之中。
“欧洲比较舒服，但国外的生活实际不适合我。我觉得欧洲太老了，特别适合养老，而我还没有老到养老的地步。我还有激情。”
1992年，打算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飘荡着。他赤手空拳地出去了，1994年，又赤手空拳地回来了。
2001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在医院陪病重的哥哥，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搬家似的，把东西都搬走了。”那是釜底抽薪地偷盗，转眼之间，徐星变为赤贫。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筹莫展。”“我集了30年的邮。贼都偷走了。本来我的生活挺稳定的。我那时有很多珍贵的邮票，我卖一张可能就够我生活一个月了。这下可把我后半辈子的都偷光了。”
45岁，一下子变成了赤贫，一切又从头开始，真的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回忆不在体制内生活的日子，徐星说了一句：“挺难的。”
无论如何，徐星看起来，不象是50岁的人。他经常给过街桥下的小贩们站岗放哨，城管来了，就让他们赶紧跑。他偶尔会象某些法国作家，如《小偷日记》的作者让？热内一样显露身手，过去他在内部书店偷过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后来他“更没出息”，作为玩笑，在超市顺几颗口香糖，要不就把“星巴客”的咖啡杯子带走一个。迄今为止，他确实没有引起附近片警的注意。
有时候他会笑话自己，“我老说白字，不认识就瞎说。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我说日本‘非句’，他们笑我，说是‘俳句’。”他笑问记者：那个字到底念“FEI”还是“PAI”呀？
说徐星最多的是他的母亲：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长大呀？
对于评论家而言，徐星已经“过气”了。我没有问他关于“过气”的看法，但是他对写作没有焦虑感，他也承认自己写作上有着许多“软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球。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没才华啊，江郎才尽啊，我就想，没有就没有了。”
徐星写写停停，也不找地方发表。他有些硬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也不是先锋作家。如果你在采访里说，徐星是一个傻逼，我也不在乎。”
第28节：徐星（3）
徐星在网上东游西逛，也参与热点事件的评论，也劝架。韩寒、赵丽华、方舟子、老罗，超女、芙蓉姐姐、博客……他都有强烈好奇心。他通常不参加争论，“所谓的争论大多有虚荣心在争论的背后作祟，所以争到最后只会剩下的无聊。”
对有多事情，徐星就评价说：怎是一个恶俗了得呀！有趣的是，“恶俗”这个字是徐星在《无主题变奏》里创造的，“当年我写到了一个人的‘俗’，‘庸俗’已经被用的太多太多，想来想去不知如何表达这个人的“俗”，为这个表达想了几天，有一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开窍，想了一个‘恶俗’。”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好的老愤青。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他，他真的愤怒了。“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理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可惜，它挺主流的，主导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更可惜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取向没有分析能力，没有抵抗力，所以它成为主流。”
徐星的愤怒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同情下层。不知道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们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我也没问他。他发自内心地和这些人友好相处。他对人对事，尽可能地良善。他调和朋友的矛盾，尽力帮助他们。是的，没准，徐星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你可以和他喝酒。他亲切问候你，他为你保守隐私。他值得信赖。啊，还有同情，这个已经泛滥了的词。他还说，爱是一个准则。他说，他爱美好，真实的东西……他不大世故。这时候你在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只是有些……不合时宜。
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我庆幸我的儿子他不是中国人，儿子，你爹所享受的一切禁忌对他来说都不存在……。要是你以后也象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象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采访笔里，时不时有着维修工刺耳的电剧的声音，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日新月异，不停修修补补的城市。临桌，几个外国人在闲谈。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摩登高个女郎昂首走入咖啡厅。不远的台阶处，是几个小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蹲在地上卖枣儿。再远一点，是来来往往的，喧闹着的，堵着的公车站。我知道，这些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这对徐星来说，是否也一样无关紧要。
人物周刊：你还是否还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
喝酒……以前喝太多了，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那时几乎天天醉。
人物周刊：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些DV？
徐星：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了哈尔滨找了些人，将来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你也做过知青，在延安，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
我去得比较晚，1975年去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饿肚子。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