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刘瑾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作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
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厌倦了官场，辞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一路游览名胜，来到了杭州。饱览西湖秀色后，宏道回到借宿之处，好友陶望龄翰林的寓所。
路上被几个对他慕名已久的江南文士拉去喝了回酒，洗漱之后已是亥时。宏道踮着脚尖轻轻地上了楼——他住的是陶翰林兼作客房的书斋，主人一家在楼下都已入睡。许是仍回味着三月烟雨江南的清丽，或是刚才那些花雕的劲道开始发作了，宏道没有睡意。他一排排打量着壁上那架子书。只点了一盏灯，灯光有些暗，加之酒意越来越浓，宏道觉得有些头晕。他呻吟了一声，随手抽了一本。
书皮积了厚厚一层灰，宏道用力在桌脚上拍了几下，就着灯光一瞧，是本泛黄的诗文集。纸质很差，软塌塌的，边也没裁整齐。封面依稀可见写有“阙编”二字，用来印书的墨也很是低劣，原本就拙恶的字体加上渗洇油污，更是给人肮脏的感觉。宏道皱了皱眉头，但他懒得再去换一本，反正只是消遣嘛。倚在靠椅上，袁宏道漫不经心地翻开了那本书。
没看几行宏道瞿然坐起，双手捧起那本书，睁大了眼一字字仔细看去，不住低声诵读。没一会，他的诵读声越来越响，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
突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他再也抑制不住兴奋，也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时辰了，连连跺着脚，一叠声对着楼下大喊：“陶兄陶兄！快来快来！这《阙编》到底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快！快！快来！”
陶家阖宅都被惊醒，陶望龄更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迷迷糊糊边系衣边三步并两步跑了上来。当他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大大舒了口气，不经意地说：“哦，他啊。这是我老家山阴的一个秀才，徐渭徐文长的文集。怎么了？”
“你肯定是没看过。你来你来，你看这篇，还有这篇……”宏道迫不及待地把文集塞给陶翰林。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徐渭，没听说过啊——他还在吗？”
连问好几次，陶望龄才回答——他也是入了迷：“哦，死了——死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哪里找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早看到这本集子呢？”
这一夜，陶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他们的主人和袁宏道读那部书读到了天亮，又是叫，又是跳，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拍桌子，又是跺楼板。
睡不成的陶家僮仆满肚子怨气，可又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在床上骂：“他们疯了，肯定是疯了！”
徐渭疯了。
那天，离袁宏道读到徐渭文集的这夜，还有三十一年。那年，徐渭四十六岁。
应该是个冬日的午后吧。天气很好，山阴（今浙江绍兴）城里的一条小桥边，那块平坦的空地上，围坐着一群闲汉。他们就着自酿的黄酒，剥着花生，优哉游哉地享受着阳光。
突然，一阵破锣似的嚎叫从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远远传来：“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杀了她！哈哈哈……”
众人大惊，但仔细分辨了一下，都松了口气，不觉都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几个，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看，随即又坐下了。
有人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缓缓道：“那个姓徐的穷秀才又发疯了。”
“这些辰光好像他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呢，”边上一个老者“噗”地吹去了手里的花生衣，“没日没夜的嚎，嚎完又哭，哭完又嚎，真是该死！”
“好在没下雪，下了雪那才了不得呢，满雪地唱啊跳啊的，活像油锅里的鱼。”
“你可能没见他喝了点酒的样子呢，那才好笑，满大街乱吼乱走，不分黑白，见门就拍，拍得那个猛啊！开了门却吼得走远去了。”
“要说好端端一个秀才，到了这个地步也算罪过啊。”
“听说他画画倒是不错，常有府里的老爷向他讨呢。”
“同他要画，是老爷赏他脸——那小子架子倒是挺大呢。前些天有位大人抬举他，亲自去请他作幅画。那天他倒还清醒，我说你就该好好露一手，也许大人看中了意，提拔一下子不就出头了吗？可据说大人摸到他那间破房子前，原本还看他正坐在门槛后发呆呢，刚想进去，这小子冷不防跳了起来，啪一声关了门，口里还连声叫：‘我不在我不在！’差点夹了大人的手，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众人继续在阳光下喝酒聊天，饶有兴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嚎叫。
“哈哈哈。我杀人了，我杀了我婆娘！哈哈哈，我把她杀了！”终于，徐渭摇摇摆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散着乱蓬蓬纠结如干菜似的发，披着件油腻腻的破长袄，领口斜裹，大冷的天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趿着只烂了底的破布鞋，两眼呆滞，一路傻笑着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嬉笑的顽童，拍着手蹦蹦跳跳。
“文长，你杀人了吗？”那位老者调侃地说，“杀了人后想不想喝上一口？”
“呵呵，我杀了她！”徐渭傻傻地笑着，两眼盯着碗里的酒。
“怎么杀的？绳子勒的？菜刀劈的？”那群闲汉笑嘻嘻地问。
“用刀劈的！”徐渭也是笑嘻嘻的，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一阵尖厉的惊叫，所有的人几乎在刹那间同时消失了，留下一地的花生壳，还有几碗没喝完的酒。似乎阳光也顿时躲入了厚厚的乌云，寒气弥漫了大地。
徐渭还是笑嘻嘻的，摇摇摆摆过去，一把抓起酒碗，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一叠声气急败坏的怒骂，夹着儿童恐惧的大哭。
研究徐渭的人大部分倾向于徐渭杀妻的行为和他几次自杀一样，都是在精神混乱状态时的病态表现。也就是说，徐渭的发疯，并不是当时在所谓的名士间很流行的，故作癫狂的惊人之举。
明中叶后，对日益严酷陈腐的思想统治的逆反心理，与南方商业的发展及狂禅、阳明心学等学说的传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在正统主流之外肆恣泛滥的大浪。天下奇人越来越多，才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像唐伯虎时不时溜出家，打扮得衣裳褴褛，口唱莲花落，乞钱为乐；祝允明喜欢坐着轿子外出时后面追着一堆骂骂咧咧的债主；李贽放言无忌，矛头直指孔圣，半僧半俗，不拘行迹……
他们的疯癫，尽管也是一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反抗、示威，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自己不同凡俗，不受尘世陋习拘束，放浪形骸中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他们绝没有真疯，甚至，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清醒。而且他们的疯狂有时甚至是救命的伎俩——像唐伯虎借此从宁王叛逆的旋涡中脱身那样。
也许，徐渭最初也是像唐伯虎一样，装疯来躲避做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时卷入的政治风波。当时情况确实严峻，随着严嵩倒台，政局大动，连胡宗宪那般大员都被逮自杀了——而胡宗宪，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中唯一看得起他，能帮助他的大腕。但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是越来越不像假装的了。
有谁，能像徐渭那样真的对自己的妻子举起锋利的刀？有谁，能像徐渭那样一次又一次狠狠蹂躏着自己单薄的身体？每次读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都如避开刀锋一样，在那段能令人后脑抽搐的文字上闭着眼跳过：
“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这满身血污的疯癫，难道也是在演一场荒唐的闹剧吗？
那些颠颠狂狂的才子们，有谁，像徐渭那样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生母是个没有名分的侍女；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十岁那年，生母最终还是被赶出家门转卖了；继母对徐渭还算好，可十四岁时连她也死了；两个兄弟，都比他大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卑微的小弟弟……徐渭的童年，有过几天快活的日子？有过几次天真的嬉笑？甚至，他能不能天天吃饱饭呢？
长大自己成个家也许就会好些了吧。可怎么是入赘呢？寄人篱下的滋味，徐渭尝了个透彻。好在妻子潘氏对徐渭可是真心的情深意切，徐渭似乎看到了从天帝指缝间漏出的一点光。可老天连这点可怜的慰藉都舍不得给他，没几年就把才十九岁的潘氏从徐渭手里收了回去。哭吧，哭完还是得再成个家的。可怎么又是入赘呢？入赘得连原本那点可怜的房子也被人抢了。又是铺天盖地的白眼……
不用再叙述徐渭的悲惨经历了，也不必去羡慕唐伯虎、祝允明、李贽等人温暖得多的童年，老天总是要狠狠折磨一些人的。反过来想，谁能肯定老天这么做是纯属无意识的作弄，所以那些倒霉蛋只能怨自己落地时辰不对呢？——难道，这不能理解为老天在把重担压到巨人肩头之前的一场场考验？
可对于徐渭，老天要他担负的责任似乎就是在一张张宣纸上淋漓尽致地挣扎、嘶叫。为了取得最佳的效果，老天不允许徐渭清醒——如果真有老天的话。
清醒的人往往是做作、无力、虚伪、狡猾的，他们的创作透着股腐臭气。
要彻底击垮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最自信的，最后的阵地击得粉碎。
不是人人都知道，徐渭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六岁就能模仿扬雄深奥的《解嘲》写出《释毁》吗？文才，这个徐渭唯一可以自信的优势，从小就在他心灵最深处扎下根，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就是这点想象中的热量支撑着徐渭捱过了黑暗童年。
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徐渭高高昂起了头，穿上那件最新的白布长衫，踌躇满志地迈入了考场。我徐渭如此才华，考个小小的秀才还不是探囊取物？
当头一棒重重落下，徐渭懵了。落第！连考个秀才都落了第！
徐渭脉管里的血液一时失去了方向，横冲乱撞起来，全身剥皮似的刺痛。好在年轻，徐渭努力地抬起了头，调匀气息，咬着牙又坐到书桌前，重新磨砺自己。
可这只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序幕。此后，徐渭连考八科，考到四十一岁，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秀才方巾一块——饶是这个秀才，也是徐渭拉下脸皮苦苦哀求考官，复试之后勉强得来的。
于是，一个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放榜的日子，万众雀跃里，乌云从黄榜上飞起，寒风从钱塘江上呼啸而来，徐渭心里一次次大雪纷飞。
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里飞扬。
徐渭疯了。
但烙在心灵深处天生的倔犟不屈，却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令他清醒过来。他匍匐着满地寻找自己骨架的碎片，一次次重新拼凑，努力使自己站起来——
以接受老天的下一次打击。
于是，徐渭在后世的崇拜者们找到了他的病因、痛苦的根源：科举。
诚然，徐渭的发疯，的的确确是科举造成数不胜数的悲剧中惨烈的一出。然而，能为了徐渭，为了天下所有沉溺在陈词滥调腐臭文章里的莘莘学子们废除科举吗？换个说法：科举到了明朝，是不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的繁衍进步，事物头绪必定是越来越多。那么，依靠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天下呢？
国戚？贵族？门第？武将？宦官？这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们，一代代的腐朽堕落有目共睹，他们真能治理好这个辽阔的帝国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芸芸众生，是不是天生就是低能无用的，永远别想出头呢？历史血淋淋的教训，使得君主们看清了，身边这些贵戚才是无能误事的蛀虫——要使天下清明，帝国长安，还得依靠散落在天南海北各个角落中的平民精英。
还有个大家心照不宣但都不说破的原因：你不给百姓一个出身的途径，就像水库不留闸门泄洪，年头久了，再也不堪绝望的百姓如果一声呐喊，岂不是如野火燎原可怕之极？——连围城都得留个生门，末路的穷寇可是危险得很哪。
封闭的暗室里，只要开个窄门，就可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免得里面的人呆得燥了憋不住自己乱凿——而且钻出来的人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你做牛做马，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如此就得给所有的臣民一个机会，来为我们的王朝出力，来吸取消磨你们多余的精力。只是，怎么使朝廷知道你有几斤几两，能不能定国安邦呢？
靠血统？靠互相推举？靠毛遂自荐？——总不能靠打架、靠摸奖、靠赌博吧。
谁能想出比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还明智、还先进的办法呢？现代西方文官制度，难道不是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吗？即使是我们自己国家，公务员录用也是沿用了科举的精神。
科举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公平。理论上，无论你是什么人，穷也好富也好，老子当官也好种田也好，只要不犯罪，谁都可以应考（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科举难道不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让所有人在相同起跑线上进行的，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机会？
可既然公平，饱读聪慧的徐渭怎么就输给了那些只会掉书袋的腐儒呢？难道八次应试，考官都是有眼无珠吗？当然谁都可以随口回答：八股！徐渭那种不羁的天才怎么能受得了八股的约束呢？
不错，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束不住徐渭——徐渭横溢的文章不合八股的意。
那么戕害徐渭的凶手是八股文了？当然也没错。那么既然八股如此罪大恶极，为了大明帝国，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徐渭，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不是该换一换？
那好，试试看，换一换。可是，换什么呢？像唐朝那样考诗赋？王安石早就看出诗赋取士的空疏——诗写得好就能治得好天下吗？八股考的是经义，起码都是从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经书里出的题，实在是踏实得多。再说，用诗赋开考，评定标准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标准，即使是太白应试，如果落在一个讨厌浮夸的考官手里，也说不定得灰溜溜的回老家去。
还是八股好啊，你看，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股有一股的标准，一段有一段的要求，一目了然，痛痛快快。尽管还是不能做到统一评卷标准，可比那些漫无边际的诗词曲赋，大家的好恶肯定是接近多了。再说这对考生也有好处，大家看的都是同样的几本书，不也是公平吗？
诗赋不行了，那就不能试着考考其他？近代科学不是比八股还有规范性吗？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就更不用饶舌了。问题是，大明帝国需要这些科学吗？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从不需要幻想海外的世界，历代君臣，也很满足于脚下的农耕田园情调——尽管这种浪漫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金碧辉煌的想象中。来自古圣人的教诲，使他们几乎把土地之外的一切科学都视为奇技淫巧。他们听圣人的话，只能以农业为本，连从商都是末业，是不务正业的刁民做的。说得再透一点，他们真正的“本”只有一个：稳住各自的交椅——从龙床到公堂。儒家划分、稳定阶级的学说，才是他们真正最需要的。
八股考试反反复复教导天下学子的，正是让他们除了研读先圣传下的，一部部“稳定”第一的典籍，不要胡思乱想——规规矩矩的，交椅总有希望被你坐上。
这个“本”不变，有谁能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是摆设；没有汽车，谁会去设计公路，装红绿灯呢？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