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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旅千秋 作者:郑骁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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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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