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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惊头皮汗出，从此有省，遂弃出家之念。
后来梁漱溟回忆一生，连自己也觉得好笑：“在学校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下同）英雄所见略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个问题有三种解法：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调和，或者进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当时主流在于前两种方法：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有这房子吗，要这房子吗？
他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认为目前“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他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尽管他多次说过东西方文化原本没什么高底之分，言下却隐约有东方文化高于西方之意：无力只是由于早熟。
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尽管成就很大，却充满了危机：使得“宇宙和人生断绝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怠垂绝”，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抛弃它”——不是连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对自己的文化反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真诚的向往吗？而印度文化，却由于看得太透，直面了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这个终极无解的题目，也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
所以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个改法绝不是调和，因为这几种文化并不能相通：“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孔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梁漱溟于是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业：发挥孔子学说，弘扬东方文化。
梁济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说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新儒学的开启者。当然，正值西方思想方兴之时，世人对这种逆流的学说自然是贬多于褒。对评论他的文章，无论褒贬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适做了那篇在他看来“语近刻薄”的评论文章后，才写信抗议；请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书后再说，不要“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他认为胡适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
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寻找着一条能一直走下去的永恒之路，都想跳出历史兴替循环百姓轮回受难的圈子。只不过梁漱溟采取的方法是教人向内协调心灵，以取得整个人间的和谐；而毛泽东是向外用力，解放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永远掌握力量，以随时监督和反抗、由人民自己来防止上层的腐败堕落——文革，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毛泽东这种设想的一次大胆尝试。毛泽东试图把人民改造成军人、革命家；而梁漱溟却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君子。
从三十年代起，两人便有过多次辩论，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好在当时的急务是抗日和统一，全局建设方案还不过是空想；但当这个任务真正摆在毛泽东面前时，他再不能容忍梁漱溟这种不识时务对政局指手画脚的人了。
还可能是，梁漱溟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的脾气、多次坚拒当官的清高、还有那一副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圣人相”，早已经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敌意吧。更何况，他竟然在农村问题——共产党的看家绝学上大放厥词，毛泽东气量再宽宏也觉得不能忍受了，当时他的这几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恼火：“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恺，他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为《最后的儒家》。1980年，他终于见到了这位研究对象。那时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着一袭长袍。
但一见面，梁漱溟就声明他是一个佛教徒，并且说有个多年的心愿：“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艾恺指出，他曾经在1921年公开宣布抛弃佛家而转向儒家。梁漱溟和蔼地说：“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但又没有抛弃它。”
这禅宗机锋一般的话头，不知艾恺是否能理解。或者，那个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释这句话。当年地藏王证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见众生苦难，便生大慈悲心，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陈独秀苦、胡适苦、国民党苦、共产党苦、红卫兵苦，甚至毛泽东也苦，当然他自己一样的苦。但他已经找到了能救济这苦世的法门——孔子的儒学，这法门正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