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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有着饥饿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火柴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火柴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新河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还是饥饿难忍。新河农场有一个用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总是琢磨着偷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的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聋作哑。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劳改所在的豫西，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在我参加工作后接触过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却极少见到一九六○、六一年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背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骗他一顿饭算了，但看常叔如此急迫，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