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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在我身边耳语说：“今天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哦？什么人能让我感兴趣？”朋友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接着又以老友之间常用的玩笑口气说：“我可是过来人啦，可别弄个美眉让我犯错误啊……”
“嘿嘿，”朋友笑道，“这次不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个成功人士。”
“哪路神仙？”
“见了你就知道了，包你不见不知道，一见忘不掉。”朋友卖起了关子。
待到包房，发现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在政府机关、金融部门混的同学，还有几个不认识。见到我们进来，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彼此寒暄一番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陌生中年人显得尤为殷勤，连忙站起来招呼袁行长和我坐到他身边，亲切的跟老熟人似的。落座后，小袁向中年人介绍说：“毛厂长，跟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哥们，×××公司的×××。”
“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毛德雍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扶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甲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商人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那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
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商人？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毛德雍局长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我说过你会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我自然想得知这位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的底细，连忙请朋友开讲。朋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位毛厂长、毛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还在C银行当信贷员。当时国家正在××市投资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移民搬迁。为了安置移民，国家投资六千多万在××市修建了这个水泥厂，当时，我是这个水泥厂项目的信贷员，因此认识了当地主管这个项目建设的毛局长。毛局长很会做人，对我这个小信贷员也毕恭毕敬，跟我处得不错。
“后来，这个工程建成了，毛局长也被当地政府委派到这个厂当法人代表。这个厂与一般小城市的小水泥厂不同，它采用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也不是国家产业调整准备淘汰的小立窑，而是采用先进的悬窑，一年可以生产水泥二十多万吨。由于靠近国家重点项目工地，这个厂水泥产品具有其他地方水泥厂无法比拟的优势——运费便宜啊！产品不愁销路，货款回笼迅速——这样好的条件，效益当然不错。唯一有点缺点就是人多了一点，有三百来号人，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是移民安置工程嘛。
“再后来，可能是毛厂长自己有些想法了，于是他不再担任这个水泥厂的厂长，又回去当他的局长，换了一个新法人代表。这个新法人代表却是毛局长傀儡，一切行动都服从毛局长指挥。从这个新法人代表上任伊始，这个厂就亏损，很快停产了。当时我就纳闷，这企业怎么会亏损呢，据说是人多了，可是我算了算，人是多了点，但根据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分析，并不至于养不起。正好，当时我准备从C银行跳槽，也就没再管这个事儿了。”
接着，朋友又把C银行骂了一通，说那里按资排辈太厉害，自己在那里干了四年还是个科员，效益却越来越少，还天天说要裁人，这么熬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说不定哪天改革的春风吹到自己身上被裁掉，要是拖下去过了三十，再找工作可就难了。于是，索性跳了槽，来到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这家银行刚组建，自己就算是元老，加上有工作能力，因此很快就乘风破浪，不到两年功夫，就混到副行长了。
“当了副行长后，我没想到居然又碰到毛局长了。”朋友又点燃一枝烟，“这次见到他是为了承兑汇票的事儿，现在他身份又复原了，又成了局长、党委书记兼厂长。你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官复原职，这次他的厂长可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厂已经归他个人了。”
“那么大的厂，怎么归个人的？”我急忙插话。
“我当时跟你一样想弄明白，”朋友把才吸了两口的烟头掐灭，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继续说道：“正好也想把这位毛厂长作为存款户拉过来，于是我就跟他建立了交情，还好，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接触多了，我逐渐知道了内情。毛厂长是靠把企业破产以后拍卖给自己把企业化公为私的。毛厂长，哦，当初的毛局长就是知道国家有规定，破产企业法人代表三年内不得再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因此他就不担任法人代表，换了一个傀儡当法人代表，然后故意让他把企业弄停产。当初他就看上了这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一个远景规划，一步步把这个厂转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这小子眼光可真够长远的。本来停产时，这个厂资产负债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在国有企业里，这个比例可真不算高。但是，毛局长就能找到个审计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把资产大大缩水，使得资产负债率弄成百分之一百三十，然后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就宣告破产了。很快进行了清算，决定拍卖资产以回收现金，结果，六千万建起来的、好端端的新厂子只评估了一千三百多万，多好的设备，那是我当时经办的，才用了几年，怎么就只评了一千来万？心痛啊！拍卖时也是走了所谓的‘正当程序’，可是这位毛局长就有这个本事，以至于敢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只有两家：一个就是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帐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现金流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羡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是，我起码看出来，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个千万富翁的诞生，是以几百个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么下去国家会出事的。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腐败已经不局限为小打小闹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了，而是转变为大规模的鲸吞国有资产。我国不是在走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走南美洲的道路。贫富分化，权力异化，官员腐败化，群众暴民化。这是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了。前一段我看到阿根廷那边出了事，立刻想到如果再不变革，我国也会走这一步。”朋友一脸忧郁地回答。
“很明显，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的权利。”我对这件事做出了我的结论。
“是啊，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朋友补充了我的结论。
……
那天和朋友告别时已经是午夜了，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这个有着无穷能量的毛厂长、毛局长。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道德沦丧的官僚，正在丧心病狂地瓜分、吞噬着国有资产，而依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却总是被侮辱与被践踏。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眼望着窗外的雪花，突然隐约听到一种悲壮的歌声，如烟般飘渺。渐渐地，这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嘹亮，它澎湃的急流，似沉重的叹息，又似英勇的火炬——你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二○○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位“成功人士”毛德雍厂长、毛局长、毛书记因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奥迪A6飞驰，遇到前面恰好修路要变道。大概是新车手生的缘故吧，毛厂长一下子撞到水泥栏杆上翻下了路基，当场就死了。放下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六、“一尘不染”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几年以来我与各级法院打交道比较多。二○○○年，我到某省一个县法院参加一个水泥厂的破产债权人大会。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曾经大量地吸收职工集资款，口号是“不集资就下岗”。于是老实巴交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厂领导。然而短短几年，上千万的集资款不见了踪影，企业还是破产了。会上，集资的工人们听到把自己列为一般债权人，清算结果是零，群情激愤。头戴大盖帽的法官见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怎么？想扰乱法庭秩序？法警，去看看谁扰乱秩序，把他铐起来！”于是工人们沉默了。那天法庭审理“顺利”地结束后，清算组的成员、法院法官和该厂原来的领导一起会餐，也邀请我去了。席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用的是企业资产变现所得。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划拳劝酒的强势人物，开席几分钟就借故离开了。后来过了两年我得知，这个厂还在经营中，只是已经由国营企业变成“民营”的了。
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近一些年，各地的法院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而且往往造型气派不凡。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路过某市，发现一座山坡上座落着一栋刚刚建成的欧式建筑。建筑物自身的壮丽加上山坡的铺垫，更使得大楼显得高大巍峨，气宇轩昂，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一打听，原来是刚落成的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我发了句感叹：呦，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这法院算是吃肥了。同伴没有我这么偏激，而是说：这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确实很肥，二是这几年法治建设还是取得一点成效的，打官司的多了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于以法律来调节矛盾。我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银行当司机。一次这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九九八年他带几个经济庭法官去外地执行一个案子的趣事。那次他们带三个法官按照判决书去某市执行财产，出发前领导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法官招呼好。领导说：现在最难招呼的就是法官了，你一定多带点钱，他们要干什么都要满足他们。司机听了领导的话，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对法官们招呼得细致周到。那天出发前，几个法官自己开着一辆车子来了，清一色便衣。司机赶紧把给法官们买的茶叶、烟酒等礼品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法官们既不推辞，也不感谢，放进去以后“啪”的一声把后备箱盖住就发动汽车走了，司机则带着一位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跟在后面。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武汉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