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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①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逼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所牵涉的行动竟是一无所知。
于是，人们总是迫使自我认识到这些趋势，以此来消除其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不肯放弃疾病的动机，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对付。不过要理解这些，必须重新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请讲下去。现在讲一点理论已经问题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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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时，有一部分关于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论我没有讲。
我们不得不设想，在自我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媒介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把它命名为“超我”。
这个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看特别的位置。
它属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本我又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其实它是本我最初的对象精神注入（ｏｂAｊｅｃｔ－ｃａｔｈｅｘｅｓ）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①。这个超我能正视自我，并把它当作对象看待，而且常常对它非常严厉。自我与超我应该像它与本我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自我与超我的疏离能对精神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也
①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释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对象（即父母身上）之后，便转化为自居作用；这样，其对象便被引入自我，并在那儿形成超我。
许已经猜到了超我就是我们称作良心的那种现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失去足够的人情味。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经历过正确的转换历程。
他们的超我仍然正视着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正视着孩子一样；他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动让自己遭受超我的惩罚。
疾病被用作这种“自我惩罚”的工具，因而神经症患者必须表现得好像受到一种负罪感的支配一样，而这种负罪感为了得到满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惩罚。
“这听起来实在太玄虚了，最奇怪的是，甚至连患者的良心这一强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识之外。”
不错，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懂得所有这些重要现象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注定了会这么含糊不清。
但是现在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了。我们把所有阻止患者痊愈的力量称作患者的“抵抗”。
所谓患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抵抗之一。
“无意识负罪感”代表着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于恐惧而建立起一种压抑，那么这种恐惧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材料时仍会继续起作用，并表现为抵抗。最后，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如果几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行进的本能活动过程突然被引上一条刚刚为它开辟的新道路，那就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困难。这也许可以称作本我的抵抗。我们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与此相比，解析任务就算不得什么了。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大得到增强，因此我们在治疗结束时可以对他将来的行为寄予乐观的期望。
另一方面，现在你也该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治疗时间了。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发展道路的漫长和分析材料的丰富。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条道路是否顺畅。
一支部队可能会在一个和平时期每隔一、两小时就驶过一列火车的地区被整整堵上几个星期——假如这支部队必须冲破敌军设在这里的抵抗的话。精神生活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花费时间。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迄今为止，任何试图加快分析治疗速度的努力都明显是以失败告终的。缩短时间的最好办法似乎是依照规则循序渐进。
“如果我哪天产生了亲手试一试对别人进行分析的意愿的话，你告诉我的这些关于抵抗的话，肯定会把我的这个意愿治好。不过你自己到头来还是承认的那种特殊的个人影响究竟怎样呢？难道这种影响不能对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吗？”
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太好了。这种个人影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是我们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通过它我们可以使分析流畅地进行。我们的解释中的知识内容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患者分享着对他周围的生活天地的种种偏见，不免和我们的科学界评论家们一样不相信我们。一个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为他对分析者的形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充满感情的态度。
孩子也是这样，只相信他们所依恋的人。
前面我已经对你讲过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一特别大的“暗示”影响的。不是为了抑制症状——这就是分析疗法与其他人精神疗法的区别所在——而是作为诱导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动力。
“哦，要是这一点成功的话，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了？”
是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还会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分析者最感惊讶的也许是发现患者主动与他建立的情感关系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的，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那位医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这种现象，但不知道如何对待。
因为简单说来，这种情感关系具有恋爱的性质。
这很奇怪，不是吗，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分析者根本没有挑动这种情感，反倒是竭力与患者保持距离，从不让自己感情冲动——如果你还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根本不顾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条件，以及个人魅力的各个方面，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等，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爱恋是完全强迫性的。这并不是说自发的爱恋之情不能有这种特点。你也一定知道，事实往往与之相反。但是在分析情境中，这一特点完全有规律地出现，对此无法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释。
人们不免会认为，患者与分析者的关系所必需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尊敬、信任、感激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罢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关系中还有这样的爱恋之情。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是一种病态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对于你的分析目的是有利的。
要是一个人产生了爱恋之情，他就会表现得顺从，他就会为了对方做出一切牺牲，承担一切义务。“
（）
是的，一开始确实是有利的，但是一旦这种爱恋之情变得更深，它的整个本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同分析任务格格不入的。
患者的爱恋之情并不满足于顺从；它会提出种种要求，需要得到感情上和感官上的满足；它要求独占对方的身心，产生妒忌，还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相反的一面——要是达不到目的就会随时产生敌意和报复的愿望。同时，就像任何爱恋一样，它会驱除其他任何精神材料；它会扼杀对治疗与痊愈的一切兴趣，简而言之，它无疑已经取代了神经症，我们的治疗工作也无疑造成了以一种疾病形式驱走另一种疾病形式的结果。
“这听起来真的叫人感到失望！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呢？不然分析治疗就不得不放弃了，不过，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在每一次分析中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分析了。“
我们起初总是利用这一情境以便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情境。我们成功地把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转换成一种病态爱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这一经验必然不可动摇地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一部分不正常的性生活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一发现使我们再次有了坚实的立足点，能够大胆地把这种爱恋本身当作分析的对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恋并不是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表现得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清楚，那样暴露。为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患者的爱恋中纯感官的、敌视性方面越是想表现自己，患者对它们的反抗就越强烈。
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同它们进行斗争，试图把它们压抑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真相。患者是在以爱上分析者的形式重复他曾经经历过的精神体验；他是把他头脑中现存的并与他的神经症关系密切的精神态度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他还在我们的眼前重复他生活中被遗忘的那一阶段的全部历史。
因此，他真正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个人生活历史的核心部分：他是在明确而又主动地再现这一内容，仿佛此时此地正在发生，而不是他在回忆。
这样一来，移情的谜就解开了，分析工作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在本来似乎是对分析工作的一大威胁的这种新局面的帮助下。
“这真是太巧妙了。
可是患者真的这么容易相信自己并不是爱上了什么人，而只是被迫重演一出旧戏吗？“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条件了。操纵“移情”
的全部技术就在于导致移情产生。
正如你所见到的那样，分析治疗技术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大极限。在这儿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试图以抑制或忽视移情的方法来躲避困难将是愚蠢的，因为在治疗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都不值得被称作分析。每当患者的移情神经症的种种麻烦一出现就把他打发走，也是同样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怯懦的表现。
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念咒招来了鬼怪，等它们一露面又连忙逃之夭夭一样。
诚然，有时除了避而远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有些病例中，我们无法驾驭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移情，因此分析只好中断。但是我们至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同这些邪恶的精灵进行一番搏斗。
屈服于移情的要求，去满足患者情感上和感官上的欲望，不但受到道德观念的正当禁止，而且也完全不能充当达到分析目的的技术方法。要想通过使神经症患者能够不加修正地再现他头脑中现成的无意识铅版的方法治好神经症患者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同他达成妥协，向他提供部分的满足，以换取他在分析中的继续合作，我们就必须提防不要陷入那种可笑的境地，就像让一个牧师去说服一个病人信奉他的教义那样。结果，病人对他的说教无动于衷，而这位牧师最终必然只好放弃努力。解决移情情境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情感追溯到患者的以往经历，或者是像亲身经历的那样，或者是像他通过想象力中的愿望满足行为所描绘的那样。这就要求分析者具有高超的技术，极大的耐心，并保持头脑冷静，善于自我克制。
“你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在哪儿体验到这种移情爱恋的原型的？”
在童年时代，一般都是通过同父母中一方的关系体验到的。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把这种最早期的情感纽带看得多么重要。所以走到这一步。整个分析过程也就到头了。
“你终于讲完了吗？
我对你所讲的这些还有一点糊涂。
我只想再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怎样以及从哪儿才能学到？“
目前有两个教授精神分析学的机构。
一个在柏林，是由那儿的精神分析学会会员迈克斯。埃廷根医生创建的。另一个是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用自己的资金、作出相当大的牺牲创办起来的。这两个机构的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同这一年轻的事业所存在的许多困难相比，还是相当有限的。
眼下伦敦的精神分析学会正在那儿开办第三个训练机构。由欧内斯特。琼斯医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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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机构中，接受训练的学员自己也要充当分析的对象，还要接受理论指导，听教师讲授一切对他们起到重要作用的课题，当他们获准初次尝试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病例进行分析时，他们能得到资历更老、经验更丰富的分析者的直接指导。
这一训练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当然，结束这段训练时间之后的学员也还只能算是一名新手，还不能充当老师傅。
接下去所需要的经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必须通过精神分析学会中青年会员与老年会员之间的交流思想而获得。分析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决不是如此容易，如此简单的。
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通过了这门教程，只要他已经分析过自己，只要他掌握了今天所能教授的关于无意识心理学的一切知识，只要他熟谙关于性生活的这门科学，只要他学会了复杂而又精细的精神分析技术、释梦技术、征服抵抗和操纵移情的技术——只要他具备这一切素质能力，他就再也不是精神分析领域中的一个外行。
他可以对神经性疾病进行治疗，而且总有一天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这种疗法所能提供的一切成果。
六
“你已经费了很大功夫给我讲解精神分析的性质，以及成功地从事分析工作所必需的知识。这太好了。听你讲解是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害处的，但是我还不知道你希望自己的解释能对我的判断力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毫无异常之处。
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分析是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是医学的一个专门分支。一个选定医学的某一专门分支作为主攻方向的医生，不满足于在学校为获得文凭而接受的教育，这在其他情况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如果他打算在一个较大的城市开业行医，以便仅靠这一途径就足以维持生计的话。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会设法在一个外科诊所工作几年，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也都一样——且不说精神病医生，他们也许始终不能脱离公立医疗机构或疗养院。
所以精神分析领域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任何一个决定从事这一新的医学专门分支的人在完成学习之后，总会愿意在某一所学院继续接受你所说的那两年训练的——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多时间的话。
他后来也会意识到，与精神分析圈子里的同行们保持联系是对他大有裨益的，因此一切都将顺利进展。我搞不懂这里有什么必要探讨外行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如果真正能够像你代表他许诺的那样做，那当然谁都会欢迎他的。在我看作弟子的那些人当中有五分之四都是不折不扣的医生。但是请允许我向你指出医生与分析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发展的，而且还会怎样继续发展。
医生并没有独占分析专利的历史依据。
相反，直到最近为止他们始终是以一切可能损害分析的手段——从最浅薄的嘲弄到最恶毒的中伤——来对待它的。你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回答说这已经属于过去，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