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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娅由学校回到家里说，班里的女孩子们正在相互写新年祝词，需要把写着祝词的那张纸焚烧了，把纸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打过１２点的时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开呀！”
舒拉失笑地说。
“咽，我恐怕不成，”
卓娅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严密的一张纸条，打开就大声地念出了：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谀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的新年祝词。”
卓娅越往下念，就越随着每一句话皱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纸条抛到地下去。
“如果这样来看人，那么为什么还活着呀？”她说。
……卓娅很热心地准备参加新年化装舞会，女孩子们决定了穿上苏联国内所有各民族的服装，我们想了很久，究竟卓娅化装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议说：“化装乌克兰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点不像黑眉毛的乌克兰姑娘啊？绣花短袄也有，裙子也有，只是还缺少皮带和项珠儿。”
后来，舒拉趁着只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
“妈妈，得给卓娅买一双新鞋呀。我们班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带着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这叫半高跟鞋。”我告诉他说。
“唉，对。可是卓娅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样。”
“在这个月里办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衬衫啦，我穿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样子了。”
“妈妈，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娅是女孩子，并且已经是大姑娘啦，这对于她比对我更重要些。”
的确，这对于她是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来遇到卓娅穿着我的衣裳照镜子。听着了我的脚步声，她就很快地转过身来。
“我穿着好看吗？”她带着羞涩的微笑问我。
她常喜欢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紧的新服饰都使她喜欢。她向来没要求过给她买新的东西，而永远满足于我自己给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见解终是对的：这对于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凑够了必需的钱，经过了和我们热烈争辩之后，卓娅终于去给自己买了一双黑色皮鞋，这是第一双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装我们也凑齐了：既有项珠，也有皮带。给舒拉把衬衫洗净，熨平了，并给他系了新领带。我的孩子们漂亮高兴地往学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长时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静的，窗外懒洋洋地飘着绒毛样的雪花。我知道卓娅和舒拉穿过这雪中的幽静以后，就将整个地投入鲜艳的热闹的青春的欢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个的新年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光明的，灿烂的，幸福的。
……他们在黎明前才回到家来。在学校里举行了很大的化装舞会，音乐，和如舒拉所报告的“晕倒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妈妈，我们通信玩儿，有那么一个家伙，老给卓娅写，说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来他索性写起诗来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势，勉强忍住笑，朗诵道：
“你的眼睛是这样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跃！
你整个幽深的灵魂闪耀在睫毛下边！”
我们３个人同时捧腹大笑起来。
……在冬季将尽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个给卓娅的新年祝词里写关于人的自私性、虚伪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经停止教那个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了。
卓娅说：“她对小组长说：‘路太远，学校的功课又这么多，我真来不及，你另派一个人吧。’”
卓娅在对我述说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事！你听啊：她担任起来了又扔掉了！
她并没想想，她这样一做把大家都害了，岂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呀？她若偶然碰见那个妇女呢，她怎样见她呀？并且怎对得起全班的同学呀？”
卓娅本人在整个冬季里一次也没旷课。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严重的头疼，但是她终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课去了。
卓娅的学生的成绩，我和舒拉随时都很详细地知道：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记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娅胜利地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她先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呀。
可是现在她写字写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间，卓娅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说：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在想：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啊？马上我就想起：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识字了。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你当教员了。这事的确很好！”
苦难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
“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许可卓娅坐起来，又过了些时间，才许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开。她待人那样亲热，就是病势最严重的人她也会鼓励他。”
医治卓娅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说：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娅给我做女儿吧！”
护士们也很喜欢卓娅，她们曾给她书看，大夫还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给同屋病人朗读这些报纸。
有一次允许舒拉进卓娅的病房去了，他们好久没见了。卓娅一看见弟弟就坐起来了，她的两颊马上赤红了，舒拉现在的神态也和向来他来到不相识的生人群里的时候一样：他手足无措地环视着卓娅的邻人，脸红了，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脸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间，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来吧，过来。坐在这里吧，”卓娅催他，“你告诉我学校里怎样。你别害臊。”
她小声地补充说，“没有人看你。”
舒拉勉强地镇静了一些，并且因为卓娅屡次地问：“学校里怎样？快说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带着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领到过这样一本小册子。
“团证！”卓娅惊喜地喊道，“你是团员了吗？”
“我先前没有对你说，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兴。”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环境，就开始向姐姐详细地述说在大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在区委会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和区委书记怎样问他：
“你是卓娅的弟弟吗？我还记得她。你别忘了替我问候她！”
又在家里了
在卓娅害病期间，舒拉承揽了很多绘图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早晨在上学以前他也画。以后他把图送去，领到了工资，可是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我。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用这些钱干什么。结果正是这样。在往医院去接卓娅的前一天舒拉对我说了：
“妈妈，这是给卓娅做一件新衣裳的钱。我本来想给她买一件料子，后来想还是让她自己买好，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就选择什么样的好。”
……卓娅走出来迎接我们，她的面色苍白憔悴，但两眼依旧是放光的。她拥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马上惊惧地环视了周围，恐怕被人看见。
卓娅催促我们说：“走吧，走吧，我想回家！”好像是有人会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们慢慢地走一会儿又休息一会儿，怕累坏了卓娅。一路上她用被关闭了很久的人的贪婪的眼神张望着一切。
有时候她抬起头来望太阳，太阳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着眼，微笑着。雪在脚底下悦耳地嘎嘎响着，树枝满挂着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颤动着。卓娅的两颊微微红了。
在家里她慢慢地在屋里走了一周，并抚摸了每件东西：抚摸了自己的枕头，摸了桌子和立柜的边缘，翻弄了书，好像她在重新认识这些很习惯了的东西。这时候舒拉庄重地同时又似乎有些害臊地走近她。
“这是给你做新衣棠的，”他递着钱说。
“多谢你。”卓娅庄重地回答道。
她并没有像平日要给她添置什么新衣裳那样争辩和反对，在她的脸上现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说道：“现在躺下吧，你累了！”卓娅就顺服地、表现着显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让卓娅到疗养院去，彻底恢复一下健康。在我张罗给卓娅领疗养院的疗养证期间，卓娅并没有到学校去，她在家里自己一点点地学习。
我很小心地对她说：“我很希望你留级一年，你还不可以太用功哪。”
“绝对不行！”卓娅执拗地摇着头说，“我疗养回来就要像猛兽一样地用功（谈话之间她因为脱口说出舒拉惯用的一句话，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样用功。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然的话，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毕业。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卓娅是由死里逃出来的人，所以就特别喜爱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对镜梳头时唱，扫地时也唱，缝纫时也唱。她时常唱她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克列尔辛的小曲》：
鼓声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爱人走在队伍的前方，他手持长矛，指挥联队作战。
呵，我的心燃烧了，我的血沸腾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我将处处追随着他们……敌人已在我们的大军前溃退了。
做一个英勇的战士多么光荣，幸福！
卓娅的声音也很响亮，响亮的原因就是她喜爱生活，喜爱呼吸，甚至忧郁的歌像《山峰》，由她唱来也似乎充满着希望：
道路不扬尘，树叶不颤动……少待一会儿，你也休息吧。
在这些日子里，舒拉时常让卓娅挨近窗户坐着，给她画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说：“你知道么，书里说苏里柯夫从幼年就好审视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样安排的，脸的轮廓是怎样构成的。他曾考虑过：为什么这样就是好看呢？然后他认为：脸上的一切轮廓都相互调和，那脸便是好看的。你了解吧，虽然是翻鼻孔，高颧骨，如果都是调和的，那么脸一样是好看的。”
“那么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吗？你不是想要说这个吗？”卓娅笑着问。
舒拉羞涩地声音里带看不习惯的温柔说道：“不是，我想说你的脸是调和的，彼此都相称：上额，眼睛，嘴……”
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
不久以后卓娅就入疗养院了。疗养院距我们不很远，在索阔里尼克公园里，我在第一个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娅跑着迎上我来，还未问安就喊道：“妈妈！你知道谁在这里休息呀？”
“谁呀？”
“盖达尔！作家盖达尔！你看，他来了。”
由公园里走来一个身高、肩阔、面貌和蔼可亲带有孩子气的人。
卓娅喊着：“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我给您介绍，这是我的母亲。”
我握了坚强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马上觉着我一向想象的《蓝碗》和《铁木儿》的作者正是这样的。
于是，我说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们读您的初期作品的时候，卓娅就总是问：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盖达尔笑着报告说：“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现在在索阔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见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对我们微笑了之后就离开了。
卓娅领我走着刚刚踏出来的雪径，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怎样认识的吗？我在园子里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身高肩宽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没有马上就想到这是他。他不是随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样很用心地，热情地，堆一会儿，就离开看看，欣赏欣赏……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说：
‘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知道。’他回答说：‘我也认识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书：基谢辽夫的代数学，索柯罗夫的物理学和雷伯金的三角学！’”
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