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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给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个堡垒。”
的确像堡垒：在公园的深处７个雪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帐篷里，在它前边，在台子上放着松果和飞禽的羽毛。
卓娅笑着说：“这是敌人的堡垒，盖达尔用雪团攻击它，人们都帮助他。”
“你也帮助吗？”
“当然我也帮助！忍不住啦，这里这么热闹，你知道么，妈妈，”卓娅突然结束了这一段话，“我一向想：写这么好的书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现在我确信这个了。”
盖达尔和卓娅成为朋友了：他们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间在一起唱歌并谈论读过了的书，卓娅曾给他朗诵她喜爱的诗。我们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您的女儿很会诵读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娅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对我说什么呀？他说：
‘降到地下来，降到地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将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卓娅曾对我说：
“你知道吗，妈妈，昨天我问他了。我说：‘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请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盖克那样回答我，说关于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人们不是有一个大的、共同的幸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说：
‘固然，有这样的幸福。真正的人们，为了它生活，为了它牺牲。可是这样的幸福还不能很快地普遍地来到全地球上。’那时候我说：‘早晚只要来到就好啦！’他说：‘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娅来了。盖达尔送我们到栅栏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之后，他很严肃地递给卓娅一本书：
“我写的，送你作纪念。”
书面上有两个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浅蓝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这就是《秋克和盖克》。卓娅高兴地，但也羞惭地对他道了谢，我们就走出门外了。盖达尔对我们招了手，并且望了我们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沿着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娅忽然站住了：
“妈妈，可能他给我写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犹豫不决似的打开了书。在封面的里页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很熟悉的话：
“什么是幸福？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所有的人们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劳动，并且热爱和卫护这个名为苏联国家的广大的幸福的土地。”
“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问题。”卓娅小声地说。
……出疗养院回到家里几天之后，卓娅就上学了。关于留级一年的话，她连听也不肯听。
同班的学友
卓娅沉思地说：“你知道哇，在学校里他们非常欢迎我，对待我简直有点儿奇怪的好……都那么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后变成玻璃的了。一动就碎……”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补充说，“真的，看见人们都欢迎我，心里的确舒服。”
有一次卓娅是由一位圆脸的、面颊赤红的姑娘伴送着由学校回家来的。这位健壮的、两颊赤红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现。人们都称呼这样的人为“成熟的苹果”。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们的同班女学生。
她微笑着握我的手说：
“您好！”
“卡佳自愿帮助我补习数学。”卓娅告诉我说。
“为什么舒拉不帮助你补习？为什么要劳烦卡佳来呀？
“你知道哇。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卡佳郑重地说，“舒拉没有教学的才能。卓娅耽误了很多，需要逐渐地和有系统地给她讲解我们学过的东西。可是舒拉……我听见他讲解：
这样，这样，就完啦。
那样不行。”
舒拉说：“既然没有教学的才能，那当然……”
卓娅干涉他说：“你老实点儿吧。不要嘲笑！”然后就接着说，“舒拉的确不会这样讲解，卡佳讲得真好……”
卡佳的确讲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确信卓娅已经了解她所讲解的东西以前，不往前进。有一次我听见卓娅对她说：
“你在我身上耗费这些时间……”
当时卡佳就热烈地反驳她说：
“你怎么说这个！随着给你讲，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无须在家里再温习了。这是一举两得呀。”
一会儿卓娅就疲倦了，卡佳注意到了这个，她就把书放在一旁说：
“我有点儿累啦，咱们闲谈一会儿吧。”
有时候她们到室外散步，回来，坐下，仍继续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当教员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说。
“打算。”卡佳很郑重地回答了。
来看望我们的不只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来，还有男孩子们：谦逊拘谨的瓦尼亚·诺先柯夫，热情的足球家和喜好争辩的别佳·西蒙诺夫，活泼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这孩子长得十分美丽，前额很饱满），有时候细高身材、脸上微带讥诮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娄多也来。那时候我们的屋子就充满了吵闹和欢笑，女孩子们把课本放在一旁，马上就开始了热闹的谈话。
“你们知道哇，现在不只是塔拉索娃一个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兰斯卡亚也演了。
”伊拉报告说。随着就开始热烈地争论起来，哪一个演员更正确更深刻地了解了托尔斯泰。
有一次，希望当飞行员的敖列格看完关于齐卡洛夫的电影，由电影院直接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脑袋完全充满了所看见的东西。
他重复地说：“这才算人哪！他不只是一个不平凡的飞行员，而且是一个奇人，他并且还很幽默。你们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过北极飞到美国的时候，那里的新闻记者问他：
‘你很富吗，齐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说：‘是啊，很富。
我有１亿７千万。’美国人听了很惊讶：‘１亿７千万？！卢布？
美元？’齐卡洛夫安静地回答他们说：‘１亿７千万人，他们都为我工作，正如我为他们工作一样。’”
孩子们全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瓦尼亚读了一首题为《将军》的诗，这诗是纪念牺牲于西班牙战场上的马泰·扎尔克的。我清楚地记着那一晚：瓦尼亚坐在桌旁，沉思地看着前边，其余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台上听着：
这夜山中微寒。
昼间出侦疲倦了的他，在黄色的营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壶中沸腾着，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瓦尼亚读得很平常，并不激昂慷慨，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在这抑制着情感的句子里，一颗伟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热烈地搏动着。瓦尼亚的眼神也变成异常的刚毅和紧张了，好像这青年在感慨地和骄傲地注视着这过去很久的阿拉贡之夜的昏暗。
……他离别匈牙利很久了，但是无论池在哪里，匈牙利的蓝天永远在他的头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的红旗，在战斗中照耀着他。
无论他在哪里战斗，处处是为自己的匈牙利而战。
近来在莫斯科传说，我由很多人口中听到，在乌厄斯加战役里他被一块德国炸弹片击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还应该继续战斗，他应该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达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还能看见德国飞禽的时候，不要相信：无论关于他死的书信或传言——全是假的。
他还健在。他现在在乌厄斯加，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
瓦尼亚沉默了，谁也没动弹，也没说一句话。过去我们为西班牙担心，那些日子里，“马德里”、“瓜达拉哈拉”、“乌厄斯加”等，每一个名字听着全像是本国的地名一样，并且由那远方战线传来的每一消息，都使我们的心加紧跳动。那时候的这种情绪，现在又像一阵热风吹到我们脸上来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气说。
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问题：
“谁的诗呀？登在什么上的呀？”
“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写的，最近我在杂志上找着了。的确好吧？”
孩子们一起说：“让我们抄下来吧！”
瓦尼亚说：“西班牙……从那以后，巴黎陷落，对我又是一次同样的打击。”
卓娅接着说道：“对啦，我很清楚地记着那一天啦……在夏天……报送来了，在那里写着：巴黎城被攻陷了。多么可怕，多么可耻的事呀！
……”
瓦尼亚小声地说：“我也记得那一天。简直难以相信，难以想象：法西斯们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扬威，巴黎在德国铁蹄践踏下，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的巴黎……”
别佳·西蒙诺夫用不大的声音说：“我很希望在那里！我一定像我们的人在西班牙那样，为巴黎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对于他的话谁也没表示惊讶。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后想打芬兰白匪去，可是机会全都放过去了……”舒拉叹息地说。
我听他们说话，心中就想：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着呀……在那一个冬季里，我和卓娅、舒拉的同班生们彼此熟识了，并且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来应该这样。家庭不是闷罐，学校也不是闷罐。在家庭、学校，儿童全体验着使我们全国都兴奋、着急、欢欣的东西，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事都教育着我们的孩子。
举例说吧：在过去多少劳动者，优越的发明家都被埋没了呀！可是现在每一个在工作中显出聪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纺织工厂的女工发明了一种方法，能织出比过去多若干倍的美观的结实的布匹。她的榜样就鼓励了全苏联所有的纺织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驾驶员，因为她工作特别有创造和有成绩，所以昨天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却成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读的新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讲正义、友爱以及对于朋友应如何温存和对人应该尊敬等等的小说。又如新制的电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内容是关于法国人民和关于那个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的波兰爱国志士顿布罗夫斯基的。这些书，这些影片，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好的、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们就贪婪地把这一切都吸收进去。
我看到了：对于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固然再没有比祖国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贵重的。对于他们，法国并不是贝当和赖代尔的祖国，而是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国家，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国家；英国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后代；美国人，是林肯、华盛顿、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后代。虽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德国人对世界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奇坏性的战争，占领了法国，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德国并不是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那个国家，而是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创作的那个国家，伟大的马克思诞生在那里的国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尔曼曾在那里战斗的国家。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叫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
孩子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见的一切，学校所教给他们的一切，全在他们的脑子里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仁爱精神，热望着建设而不是奇坏，创造而不是毁灭。我曾深信他们的前途远大，深信他们将来全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全是美满的和灿烂的。
绿树间的风声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
现在卓娅已经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壮了，也不容易疲倦了，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呀！她渐渐地追上了同学们的功课，在这一方面同学们都帮助了她。
卓娅一向对于每一句友爱的话，好话，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视同学们给她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一向爱我的学校，可是现在……”她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包涵着难以言传的对学校的爱意。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诺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个尼娜呀？”
“她不是我们班里的，是我们同级的别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严肃，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由于谈论书和同学就熟了。对于一切事情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她介绍给你。”
谈完这话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了蔚拉·谢尔杰夫娜。
我问她：“怎样？我的卓娅在您那里怎样？”
“在我的功课方面她早已追上了。这不足为奇呀：她看过那么多书……她恢复健康了，健壮了，我们为这个很高兴。我经常看见她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她和尼娜成为朋友了。她们俩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很直爽的，对待一切（对待学习和对待人）都是很严肃的。”
我把蔚拉·谢尔杰夫娜送到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会了解孩子们！
真会洞察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觉地，很快地，可爱的绿色的春天就来到了。
我不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甲”班犯了什么过，只记得全班学生都去见校长请罪，并请求不处罚他们，而给他们一块校园中最难修的地段，让他们来完成绿化的决定。
校长同意了，并且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客气：交给了他们一块最难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盖完学校新添筑的三层楼房，周围堆积着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砖。
那天卓娅和舒拉回家很晚，他们争先地述说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级“甲”班用铁锨和抬筐武装了自己，开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砖破瓦，并掘了栽树的坑。校长本人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抬送石块，掘地。忽然有一个细高的人走近了孩子们。
“你们好！”他说。
“您好！”孩子们一齐回答。
“请你们告诉我，校长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认识的人转过身来，一边擦着沾满黑土的双手说：“我就是。”
“你知道吗，”卓娅笑着说，“满身泥污的校长拿着铁锨站着，好像他就是应该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栽树的人似的！”
那个瘦人原来是一位儿童读物作家兼《真理报》记者。听说穿着斜领衬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学校校长，最初他很惊讶，但是以后他就笑了，虽然他是为什么别的事来的，可是他却不离开那块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学生们亲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树园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蔷薇花丛。他沉思地说道：“真好！比如说，在中级班的时候，你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苹果树，它将和你同时生长，在休息时间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给它打药水，除害虫。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看，你的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好！”
“好！”卓娅沉思地重复着“好！”
“我现在在第九年级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树。我们将要同时生长……我的菩提树是第３棵。你记着，妈妈。第４棵菩提树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九年级学生绿化校园的故事。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话结束的：
“毕业考试即将结束。
在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长起来的、不怕露天的严寒和风雪的青年们，将要离开学校了。毕业生们将去工作、学习、或在红军中服务……绿树间的风声呜呜地吹着，青年像绿树一样喧噪，这风声，这喧噪，象征着春天到了！……”
舞会
６月２１日举行十年级毕业晚会。九年级“甲”班决定全体参加这个晚会。
舒拉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毕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一个瓦尼亚·别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说完，卡佳就接着说：“第二是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办，明年我们好比这举办得更好些！”
他们准备参加这次晚会，不仅是作客人，不仅是作舞会的参加者，而且准备同他们竞赛，预备在一年之后，搞出一个过去毕业的任何一级连梦也没梦见过的那样辉煌的舞会来。
他们装饰了学校。美术教员尼柯莱·伊凡诺维奇帮助了他们。他具有在二○一学校里很受重视和尊敬的一双巧手。他一向会把学校装饰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节前，新年前，五一节前，他总会设计出新的不平常的东西。孩子们也永远高兴地、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
“可是这次他做得将比历次的都好！”舒拉保证说。
……那天晚上，很温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快１０点钟了，没赶上孩子们。他们已经参加舞会去了。
过一会儿我又走到户外，在台阶上静坐了很久。欣赏着幽静的环境闻着树叶的芬芳，以后站起来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远处看看）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怎样“做得比历次都好”，孩子怎样欢乐……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过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个较低的妇女的声音说：“你不知道二○一学校在哪儿吗？”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学校吗？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见了吧？拐弯儿就到了。您听这不是音乐吗？”
是啊，我听见音乐了，并且也远远地看见被灯光照耀着的学校了。所有的窗户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进去了，看看周围，就慢慢地踏着阶梯上楼了。的确，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把学校装饰得最好，最恰当：
他使夏天冲入了学校。
处处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