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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在我的手心下边她的纤细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头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娅猛然站起来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终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学们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现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妈妈，快醒来吧！妈妈！”
我睁开了眼。卓娅赤着脚，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见我很惊讶，就急忙说：“没有事，没发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马上就要演说，无线电广播就要开始了……”
在扩音器里有飒飒声音。寂静。以后我们忽然听到了：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红军和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着。卓娅挺直了身子，紧握着两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扩音器，好像她在那扩音喇叭里能看见说这些充满了抑制着的痛楚、爱、信任、强烈的力量和愤怒的话的人似的。
“……我国已与最凶恶奸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敌人是非常残酷和横顽的……”
领袖说明了敌人的目的，说明了敌人欲侵占我们的国土，抢夺我们的劳动果实，恢复地主的政权，奴役苏维埃联盟的自由人民，把他们变为德国的奴隶。
他说：“……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地位的事件。必须使苏维埃人了解这点……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轨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应当为保卫我国城市和乡村战到最后一滴血……”
他还说应该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里组织游击队，说我们的土地在敌人的脚下应该燃烧，爆炸。
镇静的、不大的声音达到了人们心的深处，在它里边响彻着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个苏联人的信任。他曾说这并不是两军之间的普通战争。他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不仅仅应该消灭在我们头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我们还应该帮助所有的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欧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歼灭敌人！前进，争取我们的胜利！”
扩音器沉寂了。可是我们还不动弹，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怕冲散了在那一会儿我们受着的重大的感动似的。
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样相信他的那个人，领袖、导师、朋友。我们一向，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他。我们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和感觉出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危险多么重大，和怎样打退它，他帮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我们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和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没有……”我说。
“全听到了，全国都听到了，”卓娅有把握地说。
她又小声地、情绪紧张地重复说：“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最初的炸弹
我和卓娅在桌旁坐着。我们前边摆着绿色粗布：我们用这布为前方缝背囊，我们还为军人做钮绊。虽然这很简单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这是为了前方。这是为战士，为保卫我们的人缝钮绊。这个背囊也是为战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里边，在行军中这个口袋对于他是有帮助的……我默默不语地、不间断地工作着。有时候我放下活计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娅，她的晒黑了的指头是很灵巧的和不疲倦的，这些指头很紧张地工作着。现在她觉得她也在制着前方需要的东西，这一意识如果没完全解除了卓娅对自己的恨怨，毕竟也帮助了她获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变样了：眼神不是那样忧郁了，有时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们正在缝钮绊的时候，忽然门开了，舒拉走进屋了。神态特别镇静，好像由学校回来一样，由肩上卸下背囊后才和我们问候。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劳动战线上工作。可是他现在仍然和出发的那天一样，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我们试验着探听他口气的时候，他决然地说：“要紧的是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没有什么可给你们讲的。一句话，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挤着眼补充说：“我是为了在家里过生日回来的。我相信你们还没忘记７月２７吧？无论说什么，１６周岁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时候，他对卓娅说：
“我知道咱俩有一样事好干，咱们上‘战士’工厂当旋床学徒去。好吧？”
卓娅把活计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后，她仍旧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说：
“好，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家里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敌人的飞机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国的炸弹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态度是完全镇静的，他曾充满信心地指挥一切，他坚决主张让妇女和儿童们进入防空洞，他附带着抱怨说：“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妇女躲避起来。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袭时间却都在街上度过的，卓娅始终一步也不离开他。
那天夜里我们没能睡觉，在黎明前我们的院子里传出了消息：一颗炸弹落在学校里了。
“落在我们的学校里么？落在二○一学校里么？”卓娅和舒拉同时喊叫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他们已经离开原地奔向学校去了。我没有他们走得快，可是让我留在家简直是不可能。
我们迅速地默默地走着，直到由远处看见了学校的楼房，才轻快地喘了一口气：学校依然完整地屹立着，没有被破坏。
真的没有被破坏吗？不，只是由远处看来仿佛是这样。更走近些，我们看见了：炸弹落在学校前边了，气浪把所有的窗户都打下来了。无论往哪里看，周围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处凄凉地闪烁着，在脚下嘎嘎响着。学校变成瞎子了。这座一向安静的大楼现出了可怜的神气：正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忽然失明了。我们不觉地停下了脚步，以后就慢慢地步上了台阶。我沿着走廊走着，这就是一个月以前，在举行毕业舞会的那一夕我曾走过的那条走廊。那时候在这里有音乐的声音，欢乐的声音，一切都充满着青春和愉快。现在门窗都被震掉了，脚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来的灰片……我们又遇见了几个高级班的同学，舒拉和他们一起往什么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无意地随着卓娅走，一会儿我们就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了。顺着四壁立着空的书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气浪，像一只恶狼的大爪子一样，把书由架上扫下来，零乱地掷到桌上和地下了。处处乱扔着书：在杂乱的书堆中忽然看见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黄色书皮，忽然看见《契柯夫全集》的蓝色书皮。我差一点儿踏着一卷皱折着的屠格涅夫的书，我正弯腰拾它，又看见了被一层灰尘遮盖着的一本席勒的书。由打开着的一大本书里，唐·吉诃德的像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些乱书中，一位中年妇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娅向她俯下身子，用她的发白了的嘴唇说道：“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起来，别哭！”
我明白了这个妇人就是学校图书馆主任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卓娅在带着有趣的新书回到家里时，常对我提到她。
这位妇人爱惜书并且了解书，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书了，可是现在她只能坐在被抛乱了的、揉坏了的、撕破了的烂书中间哭。这些书，她以前用手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的、珍爱的，唯恐碰坏了。
“我们来收拾吧，我们全整理好吧。”卓娅一边搀着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站起来，一边这样坚决地重复着说。
我忽然听到：“妈妈，你看！”
我惊讶地向前探了头，满脸泪痕的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也走近我们来了：卓娅的声音那么怪，好像是胜利的声音。
她递给我一本装订很好的《普希金》。
卓娅仍然惊喜地和用胜利的声音重复说：“你们看！”
她用很敏捷的动作由那些字行上拂掉灰尘。我就读道：
神圣的太阳，你发光吧！
像这盏油灯在灿烂的旭日前显得黯淡一样。
欺人的诡计在智慧的永生的太阳之前，也将这样黯淡熄灭。
太阳万岁，黑暗消失吧！
“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７月２７日，在自己１６周岁的生日那天，舒拉通知我说：
“现在你是两个旋床工人的母亲了！”
……他们在天刚发亮时候就起床，很晚才下工回家，但是向来没说过疲劳。下夜班回家后，他们不马上倒下睡觉。我回到家里时，他们已经睡觉了，可是屋里已经打扫得干净整齐了。
……空袭莫斯科在继续着。晚上我常听到广播员的镇静的声音：
“公民们，空袭警报！”
报警器竭力地吼叫，惊人的机车汽笛全接连着响应它。
卓娅和舒拉一次也没下过防空洞。他们的同班同学格列布·耶尔莫什金、瓦尼亚·斯柯罗杜莫夫、瓦尼亚·谢罗夫等，也常来找他们，这３个孩子好像是选出的一样，全是身高体壮的。他们５个人常在一起，在空袭时值班：在房子周围巡逻，在屋顶上站岗。我们无论是孩子和成人，都被侵入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威胁人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能再想另外的什么事。
……秋天，卓娅和高级班的学生一起，开到劳动战线去了：因为需要迅速地收获国营农场的马铃薯，以免冻坏。
已经开始上冻了，下过雪了，我很担心卓娅的健康，可是她却很高兴地走了。
她只随身带了预备更换的衬衣，空白的笔记本子和几本书。
几天以后我接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以后又有一封信，她写道：“我们正在帮助收获，每天的定额是１００公斤，１０月２日我收了８０公斤，太少，我一定要收１００公斤！
你好吗？我常常惦念着你。我很想你，可是不久就要回家了：收完马铃薯就回家。
妈妈，请你原谅我，工作是很脏的，并且是不很容易的，我把胶皮套鞋扯破了。
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平安无恙地回到家。
我总是回忆着你，我觉得：自己很少像你，我没有你那样的涵养！吻你。卓娅”
我对这封信，以及其中最后的几行，寻思很久，她是指什么说的呀？为什么卓娅忽然想起责备自己没有涵养啊？这一定不是没有缘故的事。
晚上舒拉读了信之后自信地说：
“一切都清楚，跟同学们闹别扭啦。你知道吗？她时常说，她的涵养不够，对待人的耐性不够。她说过：‘应该会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对他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远会这样做的。’”
在一张明信片上卓娅写道：“我现在和尼娜交朋友，她就是我对你提过的那个姑娘。”我忽然想起了：“这么说，蔚拉·谢尔杰夫娜说得对呀。”
在１０月下旬的一晚，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刚一打开门，我心就一跳：卓娅和舒拉在桌旁坐着，孩子们到底又和我在一起了，我们到底又全在一起了！
卓娅猛然站起，跑到门前搂抱了我。
“又到一起啦！”舒拉好像听见了我的意思似地说。
我们全家围桌坐着喝茶，卓娅述说着关于国营农场的事。
没等到我问她信里的难解的字句，她自己就对我们说了以下的事：
“工作很不容易。下雨，泥泞，烂泥粘着套鞋，磨脚。我一看，３个同学比我干得快：我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刨，可是他们前进得很快，于是我决定检查检查是怎么一回事。我离开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那块地上工作。他们不高兴啦，他们说：‘孤立主义者。’我回答说：‘可能是孤立主义者，可是你们工作不忠实……’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干得快是因为他们只刨浅层的马铃薯，只图快，可是剩在土里的还很多。长在更深的土里的马铃薯是最好的，大个的呀。我刨得很深，为的是确实全刨出来，所以我说他们工作不忠实。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马上就说呀，为什么你分出去啦？’我回答说：‘我检查检查自己。’同学们说：‘你应该更多相信我们，马上就告诉我们……’尼娜也说：‘你做得不对。’总而言之，争吵了很久。你知道吗？妈妈，那会儿我明白了，我虽然有理，可是我的做法错了。你应该先和同学们谈谈，解释解释，可能那会儿就无须分出来啦。”
舒拉凝视着我，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仿佛在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么？”
aaa莫斯科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警惕性一天比一天高起来。
楼房伪装起来了，街上过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脸上的表情真是惊人的！他们的嘴唇紧紧地闭着，两眼在皱着的眉下向前坚决地直视着……集中了的坚毅和愤怒的意志，在这些脸上，在这些眼睛里，全表现出来了。
救护车在街上飞驶着，坦克轰轰地开过去。
夜晚，街上没有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没有路灯，也没有飞闪着的汽车灯光来打破夜间的浓厚的黑暗。在街上只好摸索着，小心地、同时又需要疾速地走。人们也是这样小心地、疾速地由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的面貌却无法辨别。此外就是空袭警报，门前值班。天空，被爆炸撕裂了，被探照灯的光芒划破了，被远处的火光映红了……正是艰难的时期。敌人已接近莫斯科。
……有一次我和卓娅在大街上走着，忽然见到墙上的一大张招贴画上，有一张严肃的战士的脸在看着我们，仿佛向我们发问。
画上的两只眼睛，像活的一样注视着我们，好似在严厉地追问着我们；下边印着的字也很震耳，也像活人用严格要求的声音说出来的一样：“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卓娅扭转了头。
“我不能坦然地由这张招贴画前边经过。”卓娅怨恨地说。
“你还是女孩子呀，并且你已经上过劳动战线，这也是为国家、为军队工作呀。”
“太少。”卓娅固执地回答我。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卓娅忽然用另样的声音愉快地、决然地说：
“我幸福：无论我决定做什么，全能如意地做成！”
“你决定什么啦？”我打算这样问，但是没敢。只是我的心慢慢地、痛楚地紧缩了。
辞别
“妈妈，”卓娅说，“决定了：我到护士班学习去。”
“工厂怎么办？”
“能放我去，这是为了前方啊。”
她用两天的时间把一切需要知道的事都打听清楚了。现在她是像每次问题得到解决时那样活泼愉快了。
我和她暂时还是缝背囊，手套，军帽。空袭的时候她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屋顶上放哨。她羡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已经扑灭了不只一颗燃烧弹的舒拉。
在卓娅应该到护士班去的前一天，她很早就由家里出去了，直到夜晚还没回来，我和舒拉吃的中饭。这些日子他在夜班工作，现在他一边准备着上班去，一边在给我讲什么，可是我简直听不见他讲话。这时一种不可摆脱的惊恐突然控制了我。
“妈妈，你没听我说话呀！”舒拉责难地问。
“对不起，舒拉，这是因为我不了解卓娅到哪里去了。”
他走了，我检查了窗上的遮光设备之后，就靠近桌子坐下了，没有力量做任何事，只好再等待她。
卓娅很兴奋，两颊赤红地回来了。她走近我，搂抱了我，直看着我的两眼，说：
“妈妈，这是很大的秘密：我要到前线上去，到敌人后方去。不要对任何人说，连对舒拉也不要说。你就说我到乡间，到外祖父那里去了。”
我因为怕哭出来，所以没说话，可是需要回答她。卓娅用灼烁着的、欢喜的、等待着回答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这事你能胜任吗？”我终于说出了，“你不是男子呀。”
她走近书架，依然注视着我。
“为什么必得你去？”我勉强地继续说，“如果征你入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卓娅又走近了我，握起我的手：
“你听我说，妈妈，我相信如果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也像我这样做了。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她重复地说。以后她又小声地补充说，“你自己对我说过，人生应该诚实和勇敢，现在敌人已经接近了我们，让我怎办哪？如果他们来到这里，我是不能活下去的。你了解我，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打算回答她，可是她又继续直截了当地说下去了：
“两天以后我走。请你给我找到红军的背囊和我们俩所缝的那种口袋，其余的东西我自己会找到。还要一套衬衣、毛巾、肥皂、牙刷、铅笔和纸。就是这些东西。”
以后她躺下了，我知道我睡也睡不着，看书也看不下去，只好在桌旁坐着。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看出这个来了。可是怎办呀？她还是女孩子呀……
向来我和自己的孩子们谈话都没有寻找适当的话的必要，向来我们一下子就彼此了解了。现在我觉得我站在一堵我不能越过的墙壁前边了。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如果活着多么好哪！……
不，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无论谁，我也不行，父亲活着也不行。谁也拦不住卓娅……
在那一天，舒拉在做了一整星期夜班之后，第一次在早班工作。他回到家来很疲倦，闷闷不乐，勉强地把饭吃了。
“卓娅决定到杨树林去了吗？”他问。
“决定了。”我简短地回答道。
“嗯，她去好，”舒拉沉思地说，“莫斯科现在不是女孩子们住的地方……”
他的声音是犹犹豫豫的。
他稍微停一会又补充说：“你也去怎样？你在那里比较安稳些。”
我默默地摇摇头。舒拉叹了一口气，忽然离开桌子站起说：
“你知道哇，我要睡觉了，今天我好像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