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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
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像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被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
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
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３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难怪孩子们学会了像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像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８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
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起。”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诉的事就很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事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冲突，都无须成人干涉，自己就会解决的；他们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回事。
谢尔杰奇哥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杨树林不久以前到这里作客。白天燥热，夜间也闷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带着自己的孩子夜间在干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随他们去了。他们全躺下了。忽然躺在边上的舒拉想要吓唬吓唬客人，他把全身连脑袋都用被子盖上，鼻子钻到草里去。在寂静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嗞嗞的声音。
“妈妈，你听，蛇！”
妮娜惊惧地说。
“什么蛇呀，胡说！”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过一会儿他又嗞嗞起来了。安娜舅母明白了这个把戏，就严厉地对舒拉说：
“舒拉，你扰乱我们睡觉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兴嗞嗞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顺从地回屋里去了。卓娅也随着他起来了。
“卓娅，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发走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卓娅这样回答说。
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始终不变地相互维护。但是当舒拉在卓娅指出他的错误时，还是对她发火。
“去！离开我！我高兴，我要这样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强迫你！”卓娅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团圆
我们在８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
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
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也记着。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１３天卓娅才满８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６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３０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