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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离京
在首钢是否要迁出北京的问题上，曾一度引发“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争论。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生死矛盾”，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的搬迁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在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这是北京城市转型并健康发展的需要，也让首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赖着不走”，对谁都没有好处。
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环保部门的另一个数字：据统计，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2002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达到8万吨。首钢的这1。8万吨，占了北京市区的23％。
首钢搬迁，虽然使北京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有了首钢这个龙头企业，曹妃甸工业区将引来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同时，也是北京建设“低碳”世界城市的需要。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和国家试点城市，北京已确立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行动目标，提出了构建生产、消费、环境三大体系，实现九大绿色工程，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生产现代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现代化绿色城市之路。
“北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现在提出来要创建世界城市这样一个远景目标，这个艰巨性和挑战性是可想而知的。”北京节能环保促进会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维城对于建设“绿色北京”，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就包括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水泥、石灰和钢铁。
所以，这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势必将在北京城内逐渐消失。而走出北京，这些企业也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首钢在曹妃甸的新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南部沿海，是渤海湾当中的一座带状小沙岛。
大型企业每天在运转，25万吨位的铁矿石码头上货船不断，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向一片片新造出的土地延伸，道路两旁，一座座住宅楼已拔地而起，楼下正在成长的梧桐树……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参观完曹妃甸，显得很亢奋，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未来50年北中国的崛起。
看似平静人烟稀少的曹妃甸，实际已有10万建设大军安扎在此，围海造田，修路筑楼。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彦洪告诉说：“一天就是3个亿，一年将近1500亿投入到这里。”对曹妃甸的未来，她们充满希望。
而这一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首钢明智地离京。
奶牛出城
2005年8月《北京晚报》讯：“受北京市新城市规划影响，三元公司位于北京的20余家奶牛场将陆续迁往周边地区，宝坻将成为三元首批迁出的1万头奶牛们的新家。”
奶牛们被“轰”出了城，这实际上又是一桩双赢的买卖，因为顺应潮流，合乎发展需要。
2005年8月28日，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农业经济技术全面合作协议》。新浪网报道说：“随着首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新的城市规划修编及城市功能定位，特别是2008年绿色奥运，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要求，使北京农牧业的发展受到环境与资源的极大制约。作为三元集团主导产业的农牧业，必须适应北京城市发展要求，调整战略布局，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承德市毗邻北京，地域广阔，牧草丰富，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三元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范学珊表示，随着北京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三元的许多奶牛场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大厦，不但使防疫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土著”们还时常被“外来人”投诉为“牛屎味太大，影响居住环境”，因此，奶牛场的迁址变得越来越紧迫。
2007年，三元集团在北京六环内尚存的10个奶牛场、近万头奶牛基本完成了外迁，搬到远郊区县或河北承德的牧区。此举也将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三元集团董事长包宗业说，目前三元集团在北京地区饲养有3。3万头奶牛，分布在32个奶牛场，其中10个在六环内，分别位于东郊农场、西郊农场、卢沟桥农场等地。在外迁工程启动前，离市区最近的奶牛场位于朝阳区双桥。这10个奶牛场今年将基本迁出六环，少数留下的也将实现无污染排放。而外迁的目的地，除了京郊，就是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坝上地区。
新建的奶牛场将引进世界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规模和环境等都是目前北京的奶牛场所不能比拟的。包宗业说，新奶牛场的布局“都将在安全的半径之内”，“例如现在的一场将搬到天津宝坻，车行时间在一小时之内。”无论奶牛场迁到何处，三元的牛奶从刚挤出直至运送到加工厂，都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而且“坝上自然新鲜的青饲料更适合奶牛的生长，牛奶的味道说不定更好呢。”
范学珊说，2004年，在北京市政府组织北京农业企业对承德市的考察中，三元与承德市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畜牧业是三元的主导产业，但近年来受到来自农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承德一直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正致力于将承德建设成河北省的畜牧业和林业强市，“这是一个具有双赢意义和广阔前景的合作”。有着“紫塞明珠”美誉的河北承德如今已成为北京人的重要奶源。
时至2007年，同为农牧国企的华都、大发等企业也开始与河北省寻求合作。越来越多的北京著名农业龙头企业将“绣球”抛向了承德：除三元集团将畜牧业生产基地向承德转移外，大发正大集团扩大了在承德肉鸡产业投资规模，方圆平安公司在承德的蔬菜基地也不断扩大。
无论是首钢的离京迁址，还是三元集团等大型农业企业纷纷向承德抛出橄榄枝，都在表明一种流动性，不固守一方，向更宽松的空间流动，这显然是利于发展的积极态度。而且首钢在曹妃甸的蓬勃态势和三元等企业各大项目在承德的投产，都说明了这种流动带来的是益处。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就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对旧城进行积极的疏解。他就此提出了一个“大北京地区”的概念。
“大北京地区”是指中国的首都圈，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另有河北省的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面积16。87万平方公里。其规划借鉴了大巴黎地区、大伦敦地区和纽约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整体性理论”，旨在统筹建设京津和冀北三地，试图通过合理布局，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疏散北京部分功能，协作发展沿海港口和工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京津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
如吴教授所说，世界城市的要求使北京必须想办法持续有序地发展，大北京是必然：“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看着北京16800平方公里很大了，实际仅在这里做文章是不够的。大北京的前景是必然趋势，符合世界城市大发展的前景，是城市多功能的必然的趋势。”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蜗居于北京这座魔幻城市一隅的我们，遭际正像那只蚊子，横亘在我们与城市之间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还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逃出去，成了追求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如果这座城市待你不仁，为何还要留下来忍受白眼？
实际上，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这是北京摆脱“臃肿”困局的大势，也是全中国二三线城市纷纷崛起的大势。顺势而动，才是明智之举。
打破“环京津贫困带”困局
美国《资本论》专家华赞说：“文明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国际大都市的建立，而是小型农村的发展，国家的模式应该巩固中小城镇，以此分散资源和发展，让人们共享文明的成果；不是将资源和发展集中在大都市。”
这和吴良镛教授的“大北京地区”的概念本质相同，主张鼓励周边区域的发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达到区域的整体腾飞。
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好景象却没能在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中国社科院于2006年对外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让人忧心忡忡：
在河北与北京、天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环京津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专家分析，这反映出与上海相比，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
何谓“空吸”呢？《辞海》的解释是：流体在一个中间狭窄的管道里急速流过时，狭窄的地方的压强就低于大气压，如果在这个地方用细管接上另外的流体，接上的流体就会被吸入。而北京的“空吸现象”，则主要指北京与周边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对面村落的鸡会经常到这里来串门，对面谁家吵架了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近得就像一个村，但是心里感觉可是天上地下，远着呢！”保定涞水县遽家蘑村的人经常看着北京郊县的郑家蘑这样说。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并不是迈过边界上的那座小桥、跨过那道田埂、越过那块界石、钻过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长期以来“索取大于给予”的政策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孙久文说：“对北京与河北的关系，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河北地区应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但事实远比孙教授形容的更糟糕。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根据《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内容，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相继投入了4188亿元用于生态建设，以此成为京津两大都市的生态屏障。而且“因为2008年奥运会要举行了，河北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构建生态环境，对首都的环境改善也意义重大”。
京津冀，唇齿相依，难解难分。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也在几年前就提出，但一直都流于口头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合作几乎没有。《燕赵都市报》记者王荣娟于2006年对此问题撰写文章《环京津贫困带困局：差距逐步扩大》：
“河北与京津的‘对接’恐怕更多意义上，是为保障京津的生态、保京津用水。”与北京毗邻的村民们对一体化的感觉具体而且现实。现实也正是如此，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天津的很大一部分用水也都来自河北。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为用水而给我们所做出的补偿。”虽然几年前，就有经济界人士提出“生态补偿”的概念，但河北方面相关部门尝试与北京寻求的“用水补偿”却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不要再提补偿了，我们都麻木了。”涞水县水利局许多人士对这个问题谈得都有点不耐烦了。自从拒马河截流工程开始后，就不断地通过上级部门与北京协商，报告写得都不愿再写，专家组团也到当地考察过多次，双方的协调会也召开过，“都说对‘受灾’的群众应该补偿，可就是没有下文。”姬山说，地下水位越来越深，现在打一口井的费用得10多万，老百姓根本打不起，县乡财政本来就吃紧，工资有时都发不出来，无法给予补贴，吃水都成了困难事，更别提发展了。
“没有投入如何保住成果？”张家口市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刘洪涛也很无奈，为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张家口地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都需要大笔的投入资金。据了解，目前退耕还林国家在八年内每亩补贴140元，或者200斤粮食，荒山造林每亩只补贴50元。“如果没有发展后续产业的资金，补贴时间一过，没了土地的农民靠什么生活，如何更好的生活？”据刘洪涛介绍，当地即使发展经济果木，但因为经济条件限制，也只能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收入有限，更不用说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林了。“没有后续产业，就没未来。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
环京津贫困带的产生，虽然有历史原因，但这种难言平等的“对接”也难辞其咎。
牺牲他人，成全自己，这是自私，亦是贪婪。美国作家艾本斯坦将这种行为归结为“势利眼”的重要表现之一，恐怕也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最恰当的点评。
若将“环京津贫困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相比较，则更突显了上海开阔的“老大”风范，和北京势利的“老板”态度。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经过20年的合作，“长三角”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2004年“长三角”地区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创造的旅游收入则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
学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若要破题北京“空吸现象”，北京的经济发展应以创新经济、现代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为主，而把制造业让给天津和河北，这样才能凸显京津冀地区经济互补的优势；京津冀之间要发展为相互的竞合关系，推动地区合作发展。而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城内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的严重紧缺，北京过去那种蛮横地蚕食周边土地，机械地向外扩张的方法，显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是在近郊多几座“睡城”而已。因此，即便北京再势利、再自私，使京津冀地区实现平等对接，让周边城镇真正分担她的一部分职能，已势在必行。
首钢搬迁至曹妃甸，三元集团等向承德抛出的合作绣球，都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改革举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六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区的战略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就是说，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个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周围，将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二三线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活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2010年3月21日津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将打造滨海新区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货通道，还将连接京石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等三条线路，加快推进环渤海京津冀区域高速铁路网建设，缩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程。未来，还将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按照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
2010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年内出台。目前，从北京开车到曹妃甸，不到3个小时。高速铁路修通后，仅需50分钟，属于典型的“一小时经济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一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的定位正在经历“去经济化”。北京市发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说，北京将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双方将在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九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该协议被认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作。这意味着北京在与兄弟省市的合谋发展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大城市的困惑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09年11月24日刊发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作者参观了江苏小城张家港，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于是，在“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之后，马玲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