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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发布。在入选的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处于金融中心成长发展的繁荣区阶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八（纽约、伦敦和东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长发展”这一分项上，上海毫无争议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后危机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表现令人瞩目。但除了“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等方面的落后亦提醒公众，从陆家嘴到华尔街的距离，远不是报告排名反映的那么接近。
屠光绍也毫不讳言上海与纽约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设不行。屠光绍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税收、信用这些法律体系有差距。二、国际化程度不行。屠光绍认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金融聚集稍微多一点的城市，离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方面还远远不够。三、市场化程度不够。屠光绍指出，上海在建设过程当中对怎样发挥主体的作用，主体怎样创新发展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特别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与伦敦、纽约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五、金融信用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不过，在上海兴致勃勃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提出了异议。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就提出质疑：中国有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另一个指的是香港）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无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和现实来看，至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无两个旗鼓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存并立。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政府说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传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时，他列举了德国，其陷入八个国际金融中心并立竞争的混乱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第二，从中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建“合作双赢”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尚无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带有半计划性或较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第三，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建的战略考量而言，现时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完全必要。蒯辙元认为中央匆匆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考量。而他觉得香港经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为此另起炉灶。
事实上，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建立一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妨换（。电子书）个角度重新审视。如果上海于2020年如愿以偿，成为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之都，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这时，就不得不提及，已经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交通、贫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种超级城市病。
以纽约、伦敦和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为例。“与它们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纽约首当其冲成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伦敦紧随其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扛旗者，香港应声起舞，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地。直至今日，尽管美国疯狂印刷钞票以求自保，纽约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国财长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绞尽脑汁，但伦敦还是游行四起；更惨的是香港，梦魇缠身”。
也就是说，一旦上海更加依赖“金融”发展，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将对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远的伤害，且避无可避。
“不仅仅是这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还包括其他许多城市，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亚洲城市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欧美城市模式，城市化过程都没有摆脱金融资本极度膨胀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困扰（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90年代前期欧洲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后期新兴市场的危机等）。”
“解决‘金融’这一‘城市病’，简单依靠监管部门就能达到效果——事实上，每次危机后金融监管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需要人们提升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水准，并小心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更需要发挥科技进步的威力，找到解决金融资本超速膨胀问题的途径。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这一‘城市病’不仅无法根治，而且每隔数年随着病情爆发，还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城市战争》）。
结语
上海，显然是一座崇尚物质享受的城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同样对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学超男”郭敬明就能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他说自己的《小时代》是一部“献礼上海”之作，更有时代性，主要反映当今上海这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而韩寒却调侃这部小说：“尽是LV、爱马仕的，我觉得就是给那些县级市的读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说要写一整个时代，我想就是‘恒隆时代’吧。”
我们不去讨论小说是否反映了时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这座城市接纳，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无遗。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声色犬马之外，也在于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灿灿、妩媚动人，你就越要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对上海来说，这很公平，这就是一笔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没钱或者嫌贵，走人。公平，但也冷酷。
第二章 进城当“冲头”
“冲头”（congdou）是上海的一句方言。意指“不做思考，行为鲁莽，愣头愣脑的人”。愚弄此类人，谓“斩冲头”。被人愚弄，明白过来时会发出“侬斩我冲头”的疑问”。举个例子：“为了在新认识的女友面前摆阔，到名品店为其狂买名品，三天后女友与他分手了，可怜连小手都没有拉过，这就是标准的冲头。”（《诙词典》）
当然不能说，想要在上海滩大展拳脚的有志青年，都是“冲头”。其实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为你明明就知道上海的房价已接近“天价”；这座城市的出行成本也领跑全国；没有上海户口或者居住证，连病都不敢生——因为看不起；外来“凤凰男”想要娶上海小姑娘，更是得熬掉几层皮，漂亮女孩和满大街的LV、Gucci一样，都不是你付得起的。
1。房价无轻头
连上海市市长韩正都说，“现在上海房价确实是太高了”。2009年上海商品房的平均涨幅超过了40％。2010年中央对房价实施重拳调控以来，上海的房价却仍稳中有升。
据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2日至8月8日，这一周内，上海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3。1万平方米，与前周相比下跌4％，成交均价为19188元/平方米，环比前周上涨4％；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楼市新政前的水平。
这就是上海房价的现状，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上海的“朱砂痣”
用“无轻头”来形容楼市，倒也贴切。上海话的“轻头”（qindou），意思就是“轻重、份量”，常与否定词“无”连用。“无轻头”即不知道轻重的意思。如：“伊疯疯癫癫，讲闲话一点都无轻头（他疯疯癫癫，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轻重）。”（《诙词典》）
上海的房价确实不知轻重，因为它“已经背离了老百姓的收入，已经背离了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数字增长的比例关系”。韩正认为，价过高、涨幅过快，不利于吸引大学生、研究生等年轻人留下来；不利于普通工薪阶层和困难群众改善居住条件；不利于通过旧区改造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利于除房地产等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韩市长是从上海的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待房价上涨的弊端，但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想，以你现在的收入，要应付每平米2…3万的房价，可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安居乐业吗？
河南小伙刘军（化名）显然想通了，所以收拾行李登上了K537（上海…洛阳）的列车，回家了。铁轨的另一头等着他的，是提早一个月返乡打点的老婆李梅（化名）。上海，曾经是这对80后小夫妻的“梦想之城”，而大上海的房子，则一直是两人上下求索将近五年却始终不得的那粒“朱砂痣”。
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刘军顺利被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录用，从事期货交易工作，刚毕业即月薪5000元的收入让他欣喜了一阵子，随即把在广州工作的女朋友李梅接到了身边。
刚大学毕业，买房显然不切实际，租房的成本也不菲。为了节省开销，二人在杨浦区扬州路租了一间“老公房”，四层楼房的顶层阁楼，厨卫是三户人家合用，楼梯是随时“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梯，8平方米的促狭空间，月租金800元。
“女朋友也很体谅，没有抱怨过这么差的住宿环境，我的想法是先苦一段时间，攒钱将来买房子。”刘军是这么规划未来生活的蓝图，先把工作稳定了，逐步升职加薪，然后在上海置房成家。名校金融系出身的他看中的是上海在国内金融领域的翘楚地位。上海获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后，刘军也希望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成就自己的事业梦想。
“没有房子，是我们一直没有结婚的最重要原因。”谈了7年的恋爱，二人迟迟没有结婚，刘军当初的承诺是“一有房子就结婚”。可是，女友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催得紧，2010年初两人还是在老家领了结婚证。
虽然老婆还比较善解人意，但是婚后无房的状况还是让小俩口起过不少争执，与人合租的不便更加剧了矛盾爆发的频率。
眼瞅着上海房价噌噌地往上涨，刘军算了算账，按照2万元的均价计算，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要180万元，首付两成的话，月供4000多元。“按照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月供也勉强可以承担，但是首付这30多万怎么办？老家的父母指望不上，我的存款又不够。”
“这样总不是办法，结婚后还过这样的日子太受罪了”，刘军决绝地说道，“我们决定回家乡发展。洛阳5000块的房子就非常好了，我这些年攒的钱够付首付，凭借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在洛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回去，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上海，就留给我的儿子来打拼吧。”2010年6月的某天，刘军走了，离开了这座他耗费了五年青春的城市。就在他走后一个多月，上海的房价每平米均价冲破了2万元大关，一路走高。
与国际接轨，与百姓脱轨
也许有人会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房价贵一点也很正常。那么，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房价，果然正常吗？马上就来和纽约、东京比较一下。
《第一财经日报》于2009年底的专题报道认为：“如果仅仅单纯比较房价的绝对值，上海与纽约、东京普通住宅的新房价格差距已经非常微小。但如果将房价与当地收入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呈现出远高于纽约及东京的态势。”
2009年第三季度，纽约曼哈顿公寓的中数价格为101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58万美元，约为1080万元人民币。折算为单价，相当于每平方米8万多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地理数据供应商ESRI的数据，纽约市2009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近7。5万美元，扣掉1/3的税费后，一年剩下大约5万美元。这样算起来，假设将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的话，以一户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20年可以在曼哈顿买房。
如果不在曼哈顿买房，可以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士或者斯坦顿岛买房，同样的面积，价格会明显下降约一半以上。而这些区域都有方便的公交车系统和地铁，一般一个小时以内可以到达曼哈顿。纽约—韦恩—白平原大都会地区公寓的房价平均接近30万美元，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当地居民大约只需6年即可买房。
而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08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502元。如果以一个家庭两人收入计算，年家庭收入大约将近8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市中心区域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以市中心均价4万元/平方米计，即使全部家庭收入用于购房，则至少需要50年。
若以上海年平均收入在市中心以外的市区（即所谓的内环与中环之间）购房，以新房价格2万元/平方米、面积100平方米计算，则至少需花费25年。如以外环区域1万元/平方米、100平方米计算，以一户家庭8万元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也需要12年。
同样是国际大都市，同样是在最贵的市中心买房，纽约人要奋斗20年，而上海人却要奋斗至少50年。难怪有人感叹“劳动致富”的年代已经远去，如果不是落地就含着金钥匙，或者有相当好的运气，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正常的努力，你就要为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耗费半个世纪——到那时，房子有了，人却没了。
上海的房价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东京号称是“地球上最贵的城市”，那儿的房价确实贵，但和上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还是东京宜居。
已经在东京打拼了十年的上海人王栋，对两地的房价有最深切的体会。
根据日本生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91。5％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意买房子，而是凭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婚房，当然更不愿意当房奴。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王栋，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工作6年。工资从最初的20万日元/月（约1。5万元人民币），也已经涨到32万日元/月（约2。3万元人民币）。与在中国的同龄人相比，他已属“高级白领”。但在东京，拿这点钱只够养家糊口，并没有进入“小康”行列。所以，尽管已打拼10年，王栋也只存下400多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
王栋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日本姑娘绫子。王栋感到幸运的是，没有接到如上海丈母娘那样“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娶我女儿”之类的“结婚条件”。绫子的爸妈说：“好好工作，好好努力，争取在35岁时能够买下自己的房子。”35岁，是日本人第一次买房的平均年龄。
为了俩人的婚事，王栋于2009年3月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地理位置相当于上海的闸北区）购置了新房，在一幢单体12层高的公寓楼里的第5层，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每晚燃放的焰火。
这套三室一厅的新居，花了王栋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人民币），根据房产公司的介绍，房屋墙体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建材，叫“空气墙”。“空气墙”不仅能够保暖与隔热，而且还具有调节室内湿度的功能。当室内湿度不够标准时，它会把室外湿气吸纳进来，尽量保持一年四季室内的恒湿。
日本卖房都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售价约为35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出售的新房都是精装修房，并配置基本的设备，如橱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购房者“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买的那套房子，如果按上海的装修标准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人民币（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买下了130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3万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购房者享受的房屋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王栋不久前到上海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130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在东京买下的新居，估计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日本的二手房相比新房价格都会略低。
目前，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调派，准备明年带绫子到上海工作。但在多方比较之后，他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也不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让人看不懂。因为东京的收入比上海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但如果结合收入水平，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经济适用房不“经济”
在上海，越来越司空见惯的高房价，其实正一步步进入一个背离百姓生活的怪圈。而有人被这个怪圈所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9年11月底，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的消息曾轰动一时。
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长大。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