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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将区级政府的“土”政策上升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虽然金融人才奖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我们还没有收到类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对我们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实施。”一家上海银行高管表示，预计该政策实施仍有一定的难度。
显然，能否真正将已经进驻或打算为上海效劳的金融才俊们的“高税”梦魇击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沪，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之都的关键任务，但也任重道远，至少目前“减负”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小白领的大烦恼
高税收对金融高管们的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全上海的20万金融人才中，小白领才是主力军。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鸡毛蒜皮”，同样关系到上海伟大的2020年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吗？除了高税负之外，这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却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上海的“金融城”，小陆家嘴地区，集聚着逾500家金融机构，10万多金融从业者。在这座“金融城”里生活的金融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报》曾对金融城内的150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发现，陆家嘴金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水平从3000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不等，上限与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占比约为41。2％。按照《2009上海统计年鉴》，2008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92元，第三产业职工平均月工资3849元。有超过70％的金融从业者，收入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不过，薪酬虽高，金融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访者中，有68。2％的人工龄超过5年，而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超过5年的人数，刚刚达到50％。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转行”自其他行业，也从侧面说明了金融行业准入起点相对较高，需要有相当的工作经历。
调查中，7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到95。9％，70后、80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0后一代在金融行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在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中，学历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水平，分别占到54。3％和39。2％，博士这一学历层次在金融业所占比例并不高，仅0。7％。从分析来看，大多数金融从业者的学历越高，所处的职位也就越高。硕士在中层领导岗位上占比较高，70后则是目前银行中层岗位的主力军。
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领，他们大多供职于名气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于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楼之间，是大多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群。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的“昂贵”依然是个问题。
的确，在《解放日报》的调查中，仅有6。8％的受访者对陆家嘴的满意度投了赞成票。而更多人认为有缺憾，需要改变。金融白领们最不满意什么？首选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将不满意的目光投向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
每天，陆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来。
清晨7时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领，开始向这里汇聚，开始了一天的陆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则就是准时准点。于是，金融白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得“赶早”。
供职于陆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张兴华，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来坚持在家吃早饭，而且“自给自足”，为了赶在8时30分前到达办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来；二来选择以“公交＋摆渡”方式出行，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确定的拥堵，保证“准时准点”。上述，也是为了更省钱。
陆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难逃压力的困扰。在《解放日报》调查统计的8项产生压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费时费力这个因素被选了82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由于这个因素而感到有压力；生活成本高被选择了81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考虑了这个因素。
在众多压力和烦恼的来源中，住房的压力不容忽视。
调查发现，住房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给大部分陆家嘴金融白领带来压力。在被调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低于10％；35。8％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间，23。6％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间，有5。4％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的50％以上。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尽管陆家嘴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同样感受到住房带来的压力。
4。冒险家的乐园？
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上海没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没有做大事的冲动；另一个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许文强时代有，在浦东大开发时代有，后来就泯灭了，上海要成功转型，还是需要冒险家精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分析说。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这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结语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
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上海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就是重利和趋利，由此延伸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以及乐于用高档消费来进行身份的表演。对上海人来说，消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他们真正追求的是这项消费带来的“身份感”，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讲排场、爱体面。
同时，上海人更看重实际利益的结果，这也使他们不拘泥于过去，欣然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并基于交流的便利性，而使上海话逐渐衰落，转而使上海成为一座“不说上海话可以，不会普通话或英语就万万不行的城市”。
一切都指向了上海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正如一位上海青年打算与农村户口的姑娘恋爱，遭家人反对而心烦意乱。《新民晚报》的“全家福信箱”就这样开导他：如你俩已难舍难分，分手后会影响你一辈子，则要三思而后行；但如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根据现行户口制度，子女往往跟女方入户，婚后孩子、口粮、读书问题很多，加之夫妻分居，久而久之也会影响感情，“与其这样，不如趁早分手好”。上海人的实用理性可见一斑。
1。铜钿眼里翻跟头
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气。其实，说穿了就是上海人趋利、重利，以及对金钱和物质的极大推崇。听过一则笑话，是说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园，两个老太太在聊天——说“您琢磨着本·拉登这小子究竟跑哪儿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说“我前天买的那只股票又涨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财富焦虑
自从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股票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宠物，就像伦敦人见面聊天气一样，几个上海人凑在一块儿就必定聊股票。2006年“沪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让2007年的上海沸腾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增设半小时休息时间，以“方便让员工炒股”的公司规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台湾《Smart智富》与上海《理财周刊》合作，针对上海市与台北县市居民，进行理财行为大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民众比台北民众在理财方面更多焦虑，最近1年台北民众50％没有投资理财，而上海有理财的民众高达97。8％，多数台北人不理财，焦虑感自然较低。此现象背后多层意涵值得注意。
从人生经验与财富累积阶段的关联来看。台北民众已经历过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房子、家电、汽车等资本财产多半都已拥有，也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是朱浩民认为没有太大理财焦虑的原因。反观上海，正在重演台湾1980年代的高速成长与兴盛，民众赚钱改善生活的欲望凌驾一切，脱离贫困、买房子、累积财富等都是目标。
还有是薪资水平与理财目标的差距为生活中最现实的焦虑。从两个城市民众的薪资所得来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约为台北的1/3…1/2（依据官方统计资料，台北民众年薪约为32…42万新台币；上海民众为4…5万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新台币汇率4。2比1估算，约合新台币16。8…21万元），但物价水平却因是外资汇聚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为例，小杯拿铁的价格与台北相当，但中杯与大杯的价格却比台北贵。
最后可由两地民众对退休金额的设定来观察。相较于32。8％的上海民众认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万…500万人民币（约840万…2100万新台币）才安心；台北民众却有32。4％认为只要存到新台币500…1000万元就足够，显示上海民众面对平均薪资低、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环境，又怀抱财富每年尽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财焦虑当然就高。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目前状态下，上海人面对这座城市里丰富的物质诱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追求。
实用主义
这种趋利、重利的心态，落实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惊叹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口号，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在池莉这个湖北仙桃人看来，这些标语都是“特别露骨头露鲜血的危险与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装修得十分诗情画意的餐厅，也在餐椅背靠上标明了这样赤裸裸的警告：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
池莉说，“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含蓄与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趋利、重利的心态，实践到生活中，就变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使上海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首先想到其中的经济纠葛、利害关系，而非道德伦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报》“咸淡人生”专栏，就曾刊登一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文章，针对一位出国女性希望为留在国内的丈夫找一个临时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愿望进行规劝，无道德教训，只细陈利害：1、现在女孩太厉害，要她们不为结婚，光跟你玩玩，没名没利的人，她们可不会瞧一眼；2、找一个纯情女孩，对你丈夫一往情深，你两人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护？3、若遇到一个刁难女子，与你纠缠不休，对簿公堂，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还是早打退堂鼓。
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