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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上海话只是工具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说：“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同样的道理，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从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开始，“国际化”逐渐蚕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古音逐渐消失，还是上海话中引入了许多英语的音译词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上海人只把上海话当做一种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语。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嫌贫爱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上海人中也兴起过一股学习广东话的风潮。”而这一特点被上海人贯彻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民众对粤语的强烈捍卫。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于是，自尊感极强的部分广州人发起了“保卫粤语”的运动，甚至采用时下流行的快闪聚会进行声援。
相对于广州民众对“粤语消失”的巨大焦虑，上海人是少数专家、学者心急火燎地试图保卫上海话，而广大民众却继续让普通话和英语成为这座城市通用的交际语言，响应者寥寥。
“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这句话可以被补充得更完整：是上海人的功利心使上海话走向衰落。上海话只是工具，用旧了可以翻新，甚至丢掉。对上海人来说，舍弃并不困难，只要你给出适当的价码。
结语
上海不像北京，用一个个圈子把你套住、困死。上海是滩，滩是开放的，但也具有消融性，最终个体都会融入这片滩涂，成为她的一部分。易中天用“消融”二字，形容一个外地人成为“上海人”的过程，而并非“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发生消解，这座城市要接纳你，就需要你舍弃与其不相容的部分，丢掉！丢掉单纯，丢掉理想，丢掉信仰，凡此种种，皆有可能。这就是上海这片滩涂、这座魔都的“魅力”。
你一定需要付出代价，正如她发展壮大至现在，也是一个不断抛弃、蜕变的过程，这中间被她丢掉的可能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可能是被谓之“母语”的工具，更可能是不肯舍弃某些东西、与之不相匹配的你。要进入这座城市，必抱定牺牲的准备。代价当然会很昂贵，只是看你认为值不值得。
第五章 冲出上海滩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申城昂贵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终于让联合利华和3M等外资“逃离”上海。但上海考虑的并不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提高效益，高昂的成本反而会成为她需要的“门槛”。
与此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联动日益密切，甚至被认定为未来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富饶的长三角也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潜力。国务院于2010年5月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也明确了长三角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长三角是平的。而且，还将越来越平坦，城与城之间的互动将越来越顺畅。如今，天时地利俱备。一马平川，任尔奔驰。
1。联合利华和3M的出走
上海市外经贸委发布的《2006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显示，2005年上海甲级办公楼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0。84美元，其中浦东小陆家嘴地区价格已经超过每平方米每天1美元，而浦西南京西路平均租金更达每平方米每天1。04美元。上海商务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外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人又何尝不是呢？
制造业的尴尬
2004年8月3日，3M公司把它在中国的第五家工厂开到了苏州。这是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同时也是除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内企业以外，中国大陆最早的外商独资公司。从1984年以来，上海一直是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的营运中心和制造中心，之前在中国总投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四座工厂就位于上海的漕河泾新兴开发区、松江新桥工业区以及浦东和外高桥。
但是，3M开始挪窝了，或者说，由于涉及上海和苏州两地之间的敏感关系，3M公司小心翼翼将自己的行为称作“走出上海进入苏州”。
苏州市委副书记王金平亲自前往苏州工业园区迎接3M的到来。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战中，苏州已经从上海的后花园角色中走向直接对垒的前台。这不是苏州最辉煌的胜利，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曾经一举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夺下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其第一期以10亿美元加盟园区。
无独有偶，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公司家庭及个人护理用品生产基地将于2004年底全部由上海等地搬入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联合利华对外关系董事曾锡文宣称，搬迁会给公司节省48％的生产成本。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上海高企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经让外资望而却步。
对于上海来说，3M和联合利华出走背后更让人担心的是：2004年上半年，上海吸引外资的合同金额为61。49亿美元，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水平有明显下降，与长三角城市两位数的增幅更是相去甚远。同年，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坦承，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可以说是处于一个低谷”。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长三角的其他地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如果继续发展和投资于可在长三角其他地区加工制造的行业，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压制和放慢了上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制造业有一定的赢利增长，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放慢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速度，因为这样做等于丧失了可以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其他领域的机会。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降低或压制劳动力成本，保持上海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吸引外资进入，就意味着降低上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因为物价、地价、房价一直在疯涨，工资却不涨？这个后果谁都可以预见，要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再温顺的牛也是会发脾气的。
所以，张军说：“上海经济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2004年，张军接受访问时表示，上海实施的是通过架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起吊机经济”和“脚手架经济”。“起吊机经济”，是说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在投资拉动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