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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鼓捣艺术，但是能鼓捣出《活着》这样堪称传奇之作品的只有一个余华。《活着》火了，随后的《兄弟》更火，销量100万册。于是，红红火火的余华从北京撤离，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陈冠中们”，也忍不住要牢骚几句。2002年，陈冠中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更有些理由直让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尘暴，脏，空气不好，干到触电，干坏皮肤，缺水，塞车塞车塞车，开车的人没有小路让大路的路权概念，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但会绕路，出租车特窄特脏（我干嘛老说出租车），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称中央商业区的朝阳区也暗，有闷棍匪，少通宵便利店，东西粗糙，到处都在拆，不该拆也拆，整北京像个大地盘，房价比上海还贵，契税高，买房政策为难外地人，建筑没意思，没有像样的老洋房，旧民房特破，上世纪90年代还戴古装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标建筑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积率怎搞下来——这点京不如沪，甚至不及近年的鹏城和穗。”
说了这么多北京的“坏话”，北京人会生气吗？以陈冠中先生的旁听经验来看，那个站在你身边的北京人，关于北京“反而说得比谁都凶”。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在京的外地人来得久来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证没三证，都不自认北京人，并且会强调自己是外地来的、原籍哪里”。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北京欢迎你，但你“来了”，并不表示你就“进来了”，这是一座适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个时髦的说法，你在这座城里极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来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咏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建设世界城市”被定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完成时间被定为2050年。一时间，北京目前到底离“世界城市”有多远？怎样全速前进？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焦点。而我们这本书更关心的是，当北京拖着1755万（专家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2500万）常住人口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作为这1755万分之一的你，会过得更好吗？
你或许会好奇，“世界城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立志成为“世界城市”，那她必须在这五个科目上完全达标，也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见，成为世界城市，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次内外兼修的考验。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北京首先都应该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则一堆没有人气的钢筋水泥，谈何吸引力？即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为一个局外人，苏解放毫不客气地指出：“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另外，“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这个事实让一个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建筑被大量破坏，更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苏解放不明白，“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飞快消失。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统计只剩下约3900条。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已呈现的是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旧城传统建筑，近年来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无怪乎，香港作家和摄影师廖伟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实，对于北京城的扩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旧城唯上”的理念。他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但是，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中央否决了。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北京的重工业指标迅速上涨，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水、房越来越紧张，污染越来越重。晚年的周恩来曾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呢。”最重要的是，从穷乡僻壤走上天安门的政治家们，决心很大，他们要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那么，像胡同这样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历史建筑被拆了之后，在北京城的中心区域又盖了些什么呢？你恐怕得去问问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截至2005年，北京拥有高尔夫球场约100个，通过卫星影像图显示，很多球场都建设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共绿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别墅项目已超过300个，数量过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绿地被侵占，导致其为少数人和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
2005年北京房屋建筑面积达到5亿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亿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区。这样的建设速度，势必让中心城区膨胀，与居民生活所需要达到的舒适度背道而驰。
之前已经提过，长久以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采用的是“摊大饼”的模式，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这种转变，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却还在沿着当初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在城市建设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坏，总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么，其他的呢？其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区遭遇暴雨，城区数百路段和小区发生积水，有的地区出现交通、电力中断的情况，门头沟区还引发了泥石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牛有成这样总结这场事故：“北京城的主要问题是缺水，由于多年干旱，各部门抗旱很有经验，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温家宝总理随后批示，从长期看，要对城市建设进行一些反思，将首都建设得更好。
实际上，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与城市排水系统有很大关系。温总理的话很委婉，而媒体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中国青年报》于7月13日发表文章《我国城市规划怪现状：只建大广场不修排污道》。文章指出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三个毛病：愿意建大广场，不愿修排污道；请专家去搞规划只是做做样子；互相攀比着要把城市做大做强。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说：“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这是因为，“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虽然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地方政府领导并不重视”。
在北京，“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前后对比，梁思成的话言犹在耳：“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面对如今这个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洋裤褂”的北京，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许正如苏解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
北京，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许从来就不属于平凡的你我他。
结语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广州，她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过去，她听权的；现在，她既听权的，又听钱的。什么时候，她听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在世代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一个满怀憧憬、千辛万苦想要在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的话呢？
“与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相比较，北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主要并不在人均GDP、高楼大厦和环形道路方面，而在绿色、协调的生态系统和世界交流的关键节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说。
要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并非难事，但北京需要真正从民生出发，不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态，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力量，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她当老大太多年了。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北京城的“以大欺小”、等级观和人性化欠缺的城市建设，决定了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曾在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说：“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这种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城市边界论”引起舆论一片讨伐。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嚷嚷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她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这座城市用极沉重的生活成本，让外来者见识了她的势利与排外。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被拒绝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孩子是否能读上市里重点学校、是否能排队交上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你还会对你的邻居、每个陌生人微笑以示，还会认为这座城市是宜居的吗？
1。户籍是道坎儿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进京人口准入制度”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