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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领导却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盘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华为周边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华为，借机发展。通过打造华为科技城为华为这个强力的“火车头”提供一个更能发挥能量的平台。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对华为可谓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则被冷落一边。
争抢富士康
产业内外的竞争都向富士康施压，不管是“负气”还是“负重”，富士康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调的郭台铭在这次“北上西进”中，也频频出现在镁光灯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内迁”成了郭台铭大出风头的舞台。
富士康转移深圳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地方政府就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为争夺这个巨型企业暗战不休。对于内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绝对是GDP的宠儿。
仅河南一省，郑州、开封、南阳、鹤壁四地就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35℃的高温下专程迎接降落在新郑机场的郭台铭。离开机场后，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这里就是之后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而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此处是当地斥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晚间，宾主还共进了一场晚宴。在此过程中，颇值得玩味的是，郭台铭搂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边逗笑一边与河南高管洽谈的场面。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对于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已有很多，而省级领导的亲自拜访也不再少数。郭台铭并不担心富士康没有“落脚地”，相反，他大可根据各地开出的条件，择优选择。因此，他在逗弄女儿时显得那么悠闲怡情。
此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的几十人相关领导代表团更是前往深圳，与郭台铭进一步洽谈相关事宜。其中，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由此可见，对于河南省而言，他们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争取富士康的过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务”安排郑州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去富士康实习；发动居委会协助富士康招工，为富士康在各个居民社区张贴告示，派发报名表等。这种大规模的招工行动一方面是在为富士康迁豫做准备，一方面也在向竞争对手释放烟雾弹。
其实，早在几年前，河南郑州市就已经成立了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郑州也开出“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长也对部下做出这样的要求：“现在的一些项目，也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争，越是大项目好项目，业主投资越谨慎，往往提出各种条件，这就有一个决断的问题，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础上，必要的时候主帅出征，果断决策。”
这一系列举动让人不禁联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园落户秦皇岛的签约仪式上，郭台铭的一席话。当时，他说“河北省从上层、中层到底层，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服务一致。你们做事的细心、做事的认真、做事的精致，真是把我的心俘虏了。”
2010年，河南郑州“俘获”郭台铭的心，无疑也是找对了郭台铭的兴奋点。像郭台铭这样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人，像鸿海这样的“电子代工航母”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的“白眼”，当然，更是不愿自讨没趣。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所说的：“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来富士康蹲点，开出优惠条件，排队邀请我们去投资，我们选择余地很大。”
在这轮“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汉。2007年时富士康入驻武汉时，就享受了武汉政府为其量身定做的17个重点配套项目方案，包括土地征用、专用铁路线建设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富士康在武汉的生产线，武汉市政府也为其送上了“赞助60万平方米新厂房”和“代建职工廉租房”的聘礼。（《第一财经日报》）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亲自到台湾会见郭台铭，据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给你送订单的。”（《中国证券报》）当时，惠普在重庆建立了笔记本电脑基地，而黄奇帆则立马为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代工企业牵头，解决其“订单”压力。
不管怎样，在这场内迁的戏里，郭台铭充分演绎了他的“大佬”派头，做足了“你不优惠，还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资”的姿态，这些都足以抵消离开深圳的落寞。
结语
从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12年间，郭台铭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龙岗的荒草丛中打造了一个“代工紫禁城”。但是，与富士康同步发展的深圳，也在这12年间成长壮大了。现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场，就连富士康这样的行业龙头也倍感压力。
或许，经历了台湾转移的郭台铭早已料到深圳制造业迟早也有升级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将其早年在内地的“南征北战”作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台铭常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有更好的办法”，在适当的时机“以退为进”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绝的一招。
第一章 中意“食头箸”
食头箸，读“蚀（xig，阳入声）投（teo，阳平声）住（ju，阳去声）”。大意是抢先一步、首先去做。类似的说法有“饮头啖汤”。例：“生人唔生胆，点食头箸？”（这样胆小怕事，怎么抢先一步去做事？）这话儿说白一点，就是第一个动筷子。因为广东人深悟“食头箸”的非同寻常，所以这话儿常常借用于许多率先打破陈规陋习的举止。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被批准建立，对于广东来说，无疑就是“食头箸”，也是这方水土、这方人中意（喜欢）去做的事——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但名次往往是靠争来的。广东好“食头箸”，喜欢争强斗胜，这样的性格适合剧烈变革的时代，但一味求胜的心态也容易使人迷失。
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求胜心态下，30年的历史维度与相距150公里的空间维度交织成一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戏，戏名为“春天的故事”，戏里主角有广州与深圳。一座千年商埠、一个经济特区在这场戏里为80、90年代的中国制造了如此多具有冲击力的字眼，“三来一补”、“土地拍卖”、“证券交易”、“合资企业”……一石激起千重浪，赶潮的年代催生了一批弄潮儿：王石、任正非、马化腾、马蔚华、马明哲等。传奇加身，他们的故事又吸引着一批一批与之拥有同样“不安分”因子的人们奔赴至此，来寻梦、来创业、来打拼。
30年过去了，现在的广州与深圳是否一如当初门户敞开，是否还是那个都市寻梦人的乐园，是否仍在不断缔造淘金奇迹？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这条河流边，我们捡拾河里的沙子，力图看清这两座城市……
1。生猛鲜活话特区
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
“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传奇缔造者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外贸之都”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