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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一、《深圳青年》杂志主编陈宏举例，深圳某游艇会老板，便于此时来到鹏城（深圳别名），而他最初不过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帮厨打菜。
让美国《时代周刊》惊呼“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百万民工南下潮也发轫于1989年，百万民工南下。数据显示，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这段经历像极了1848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家布朗兹在《黄金时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新美国梦》中这样记录那段历史：淘金热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比南北战争更为关键的时刻，淘金热改变了国家的精神，使美国脱离了富兰克林式的“稳当和勤劳”的清教伦理，转而朝向一个新的美国梦——“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网络小说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热销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见证了深圳的“淘金梦”：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那个年代的深圳仿佛“钞票满天飞”，随手抓来都是机会。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专家所分析的“当时，国内工业化程度都不高，产品供给程度也不丰富，属于物质稀缺的时代。只有深圳率先启动了加工贸易还是工业化，这就奠定了深圳作为全国产品的供应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的‘供应商’，其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备的。”
现任深圳互通科技的总经理霍强回忆那时说，“1992年来深圳，自己都被吓一跳，香皂、电子表都是成堆卖，运回内地，买一堆电子表的钱，卖掉一块表就能挣回来，而且这些都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新潮货，赚钱太容易了。”
“淘金梦”成了青春飞扬的年轻人奔赴深圳的最鲜明的诉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的老亨认为，90年代，人们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有更多自由，寻找实现个人梦想的更多机会。而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深圳确实能够为这些具备淘金意识、寻求个性发展的人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回报。霍强觉得，现在深圳的中产阶级大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积累的，因为单从当时在老赛格市场小柜台采购各种电子零配件卖到全国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窥豹。那会，这些小柜台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意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淘金还在继续，但是，深圳的转变也开始初露端倪。关内相继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持续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似乎宣告了“此时深圳已经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纯粹依靠两只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机的创业模式已开始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随着创业的难度加大，创业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线上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开始远去，淘金梦的主体也慢慢地变成了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大学教师等数以万计的南下精英，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互联网为主的创业黄金时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门槛逐步提升，低端机会骤降，蓝领开始泛白，高端白领、海归扎堆。”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1992年之前，大规模城市基建、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1992年后，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低端工作岗位饱和，农民式、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城市淘金价值弱化，阶层分界逐渐清晰。“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1992年后，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有的人还一无所有，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拍头党、砍腿党也有了，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
马化腾就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型创业的典型。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的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成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寻呼软件的开发工作。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公司，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而QQ只是公司一个无暇顾及的副产品。
1999年，QQ变得大受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而此时腾讯却遇到了资金方面难题，在寻找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马化腾萌生了把QQ卖掉的念头。幸运的是，同年，深圳举行了首届高交会，马化腾在那里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QQ获得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此后5年，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
00沉没年代，梦归何处
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转变，这时的深圳街头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资深媒体人金心异已为人父、做了“奶爸”；当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发现有越来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孕妇和婴儿的手推车；人们走路都慢下来；他写下“一个城市终于从他的发情期和交配期进入了繁殖季节”。
著名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呙中校当时对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的长文，针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当时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广泛而深入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去剖析，他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是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寻租’社会。特区所特有的权力和资源，为寻租提供了条件；而特区发展中出现的巨大经济利益，则提供了强大的寻租动机，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寻租成本特别低，结果导致寻租无所不在。——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
这篇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阐释了深圳跨入“特区后时代”的危机与迷惘。这种城市的改变也使得追梦者发生了改变，张闳说，“深圳梦从一开始就是强者为王，赢者通吃。得以实现梦想者寥寥，但由于它较早开放，多得先机，相对于封闭的内地，其梦想实现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国梦相类似的幻象，但这种东西难以为继。一小块样板，不可能真正成为梦想的乐园，单是《边防通行证》，就阻断了大多数内地公民的梦想之路”。
淘金梦远去，城市门槛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后，创业梦淡去，这个城市的白领群体也开始躁动起来。机会越来越少，物价、房价却日日攀升。曾经在深圳身后亦步亦趋的内地城市持续发力，政策优势不再“一枝独秀”的先锋地位沦丧，人口结构固化，城市高端群体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变得与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内地城市并无明显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逊一筹。“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一同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看不清自己的梦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里。”陈宏也感觉到，突然之间，“逃离深圳”的冲动气氛在城市里暗潮涌动。这个曾经谱写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渐渐失去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前，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现在，梦想在何处，已经慢慢模糊。
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移民，并且有鲜明的自由人本主义特征。深圳梦犹如初生的太阳，照亮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以来，深圳不断背弃着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原始梦想。它的嘴脸，跟中国其他城市越长越像。”
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那个3万人的小渔村，也不是“遍地黄金”的梦工厂，深圳与创业是同义词这个命题也需打问号了，深圳资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进入门槛也抬高了，总而言之，深圳特区已经不特了，深圳现在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都有一个新称谓中国的一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
一位叫“低烧”的网友在纪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万象”系列中，这样表述他对深圳与深圳梦变迁的感想：
“这个城市已不再被梦想所激励；而且这种倦怠已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心。”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即所谓城市要发展，又要人人有饭吃。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却一定会继续满足一个百分比的人数。从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过。照我几十年的深圳经历来看：80、90两个年代所谓的黄金发展期，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比现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的深南大道还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干，干什么都能发财。
在从无到有的这20多年，不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铤而走险的，都更有机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赛格买下铺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么值钱。但是今天想再找这样的铺位就很难了。社会在发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变。你不改变，则必然被淘汰。而此时的深圳，初具规模，竞争更加激烈，淘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记得90年代初期，是所谓的创业高潮。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国营企业都不愿去，要自己创业，学比尔盖茨，考公务员根本不是受欢迎的。而现在，恐怕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
每年来到深圳的淘金者与每年去到曼哈顿的淘金者一样。都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会不欠谁的，它有它发展的轨道，不可能一直出于高峰，却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些没有来过的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美好，也绝不是已经失望的人心里所厌恶的那么差。
深圳依旧在前进着。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已经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我身边，也从来不缺乏新的少年人来到深圳打拼，他们有的失望而归，但更多的是坚持了下来。不论是在小区里卖早点的乡亲，还是在科技园里设计产品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几年前，年少的我们工资只有2000多，那时的房价也只有2000多。
十几年后，年少的他们工资还是2000多，但是房价也许要20000多（再降也不会降到2000多了，除非经济崩溃，它总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陈宏认为，深圳经历了两个创业时代，前三十年，创业者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商机迸发，“60后”、“70后”创业者凭借诚诚恳恳、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得成功。如今，随着国内各地经济增长，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拼时代”，创业者不仅要考虑资本、行业、技术、产品等问题，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与整个深圳发展的大势结合。
同样，对于“80后”而言，进入深圳的目的与“60后”、“70后”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梦”而不是掘金、创业。雷泓霈在《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里说道“我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渴望挤进大都市的念头和行动，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大城市无论怎么发展，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所有憧憬它的年轻人，它终归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处于‘相对饱和’的临界点时，它无疑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这些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渴望融入它怀抱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后”已经无法像当年到深圳闯荡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桥墩下，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而“80后”与“60后”、“70后”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了。现在，挤进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上世纪80、90年代。
同时，深圳的产业转型也在持续，对人才的要求与筛选也加剧了人才间的竞争。就像宋丁所说：“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要再造一个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很多蓝领工人在内地就业；这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断往高处走；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年轻城市；就应该选择那些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大、蓬勃的年轻产业。目前深圳面临的是人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我们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梦”，有人说“这个梦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现在的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补给的深圳了，现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质”，包括对人才也是一样。比起几十年前，深圳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个人说的“选择了深圳就等于选择了压力”。说白了，就是深圳经过历史积累，现在已经很牛了，它有足够的资格挑选他们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3。代工帝国背影
在深圳，有这么两家企业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内迁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0万员工，85％都是“80后”、“90后”的技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企业员工几乎都来自中国一流大学，是“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员工生存现状几乎可以代表深圳同类型企业里的员工生存现状，从这两家争议性、话题性的企业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业与劳动者发展的轨迹以及未来深圳的发展方向。
挤上流水线
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几月间，富士康就发生了“十二连跳”。坊间纷纷议论这个“血汗工厂”对工人的盘剥、压榨，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这个“魔鬼工厂”如此“恐怖”为什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挤破了脑袋要进来？
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席卷了珠三角，据媒体报道，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200万的用工缺口，单深圳就缺80万。但是，深圳加工厂却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中小加工企业门庭冷落，另一边富士康集团龙华基地普工招募处却异常火热。富士康将其招聘现场分成了三个区域，数千求职者以每列近百人的数量在空地上等候，大约相隔十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便随机抽取其中的200人到另一空地进行筛选。据说，有些求职者为了能尽快面试，甚至半夜就来招聘点蹲守排队。
对于代加工业的求职者而言，企业的知名度和完善的福利制度是重点考虑因素，就像一位富士康的应聘者所言：“福利制度方面富士康是做得比较到位，可以说进了厂，衣食住行基本不花钱，比如免费提供工衣，工衣免费清洗，富士康内设大学，为员工免费提供从中专读到博士的课程。”
新生代民工与老一批的外来务工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选择工作，我们更看中能力的提高，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普工工作感觉人生很难看到希望。因此，中小企业已经不再是首选。
所以，即便是富士康发生自杀事件后，都不影响应聘者的选择。2010年5月17日，富士康又开始招聘，在它南门的招聘点大约就有2000余人排队等候。
但是，目前深圳依然是以中小加工企业为主，大型代工厂还是相对较少的，相应的，对于应聘者就形成了“粥少僧多”的局面，更少的选择、更强的竞争。所以，一部分无法进入深圳大型加工企业的工人宁愿节后呆在家中，也不愿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却赚着和家里差不多的钱。
金钱的致命诱惑
其实，应聘者说富士康的薪酬待遇与福利待遇好，这个好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富士康的基本工资依旧很低，据《第一财经日报》所报道的：“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