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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我是不能一年上满四个学期的。除了上课，我还需要打工。我的奖学金只能解决两年的学费（当然还不能是超负荷的选课），而我的生活费——那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费用——都是要靠打工挣出来的。
我横下一条心，把绿眼睛写的计划扔进废纸篓，自己从新制定了一个两年即可毕业的计划。计划上的第一门课程就让我头皮发紧——《高级控制理论》。即便是在清华，我也未曾修过《初级控制理论》呢。我可怜的一点点有关反馈的知识，都来自大学一年级时的《模拟电子》课，而我对那门课的印象，就只剩下那小个子女老师的四川口音了。
上过《高级控制理论》的第一堂课，我便更加忐忑了。
那间教室很宽敞，能容纳上百人，而学生却不过二十人。这样少的人散坐在这样大的教室里，气氛其实是有些散漫的。有个我猜能有两米高的白人学生，竟然在寒冷的冬天穿了短裤来上课，并且公然把脚架在课桌上，两条长长的白腿，离远了看倒好象两段脱了皮的树干。直到教授走进教室来他才将腿拿下，身子却仍半仰着，好像在天文馆看星星。
教授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表情倒是比中国的教授似乎还严肃着些。他的口音并非标准的美国口音，似乎掺杂了些德国风味。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门课算是我们系最难的几门课之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是本科生的话，我劝你放弃，去选别的课。”
我好歹听懂了这句话，心里七上八下。我环视四周稀稀拉拉坐着的同学们，立刻就觉得每人看上去都是研究生的打扮，内心就更慌张了几分。
然而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教授那句开场白虽然令我格外忐忑，但至少被我听懂了。而后面的整整一堂课，我竟然对教授的话完全不知所云。可是看看那些貌似研究生的家伙们——尤其是那个看星星的——却一直在不停地提问，那口气——虽然我也听不懂他们在问什么——简直就是平起平坐地在和教授探讨了。
下课后，我又捧着字典和课程表回到图书馆，和自己做了一整夜的思想斗争。 而当我终于决定要放弃这门功课，去选别的课程时，却发现其它几门可以选的课程全部已经满员了。 我只能下决心硬着头皮把这门课修完。 第二堂课，我带了便携式录音机到教室。出国前我就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有备儿来。
不过那台录音机我没使用过几次，因为把它公然放在课桌上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另外就是那些课堂的录音，我永远听不懂也听不完。因为有很多单词，即便反复听仍是不懂，而字典又无从查起。
课堂录音虽不能解决我的学习问题，却能够解决我的失眠问题，而且屡屡奏效。自考入清华，我不知为何时常会失眠。 满宿舍的兄弟们都鼾声大作了，独留我一个人任由思绪四处乱跑。 而现在，有了这催眠的课堂录音，临睡前把录音机放在耳边，听那徐徐的带着德国风味的半懂不懂的英语，我很快便能进入梦乡。不知道真是那录音催眠呢，还是生活太繁忙，真是累的睁不开眼了。
我的生活果真是日渐繁忙了，除了每天上课，还要在一间叫作“中国楼”的粤菜餐馆打工，以便挣出生活费。学校是可以走去的，但餐馆太远。我不会开车，公车稀少而且昂贵。我只好用三十美元从房东老人那里收购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车是英国制造的，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那英国车绝对没有被我遗失的二六永久舒适轻快。
这个城市的道路没有给自行车留出专门的通道，我尽量靠边行驶，从我身边驶过的汽车也纷纷减速，有些还夸张地跨越到黄线的另一侧。好在骑车的人只有我一个，交通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阻碍。
五十分钟的路程仍令我心惊胆战。
骑到中国楼的时候，虽然我的脸和四肢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身上却早已大汗淋漓。
我的F1学生签证是不可以随意打工的。为防止移民局的突袭，我一直冒充老板娘的外甥。
我上班时得以穿着便服，仿佛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
我时常觉得招待生那套奶白衬衫黑领结黑马甲和黑西裤的制服很精神。这也许是我想穿但不能穿的缘故。由于客观原因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往往魅力无穷。
然而这身制服的确也有实际价值。不能穿上它，我便丧失了从busboy（擦桌子上菜扫厕所）晋升至waiter（开单上菜结账分小费）的机会。职位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招待生每人每晚最多可以分到两百元的小费，而我却只有一小时六美元的固定工资。所以每当我收拾残羹剩饭时，看到客人们大方地在桌子上留下钞票，顺便抛给我一个暧昧的微笑，我心中的哀怨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
中国楼的老板娘是香港人。我至今也不清楚她到底姓刘还是姓罗又或是姓楼。如果直接按照我所听到的发音判断，那她就一定姓楼或是罗了。我之所以怀疑她姓刘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香港人把刘德华念做“老的蛙”。
我心里还是有些喜欢刘德华的，尽管以往，我曾不止一次地当众表示过，我对以他为首的香港偶像们是如何的不屑。
我想是他的肤色和脸部的轮廓让我联想到伟。
然而以此类推，我应该是憎恶刘德华的，因为我憎恶伟。
可见我不仅没有原则，而且爱憎不分。
老板娘叫我阿冬，这两个字她发得清晰而且标准。我庆幸我的名字是夏冬而不是夏华或是别的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她称为“阿蛙”或是“袜仔”了。
反正我不讨厌“阿冬”这个称呼。许是因为这个词我很容易就能听懂。其它时候就没那么幸运。在这所谓的“中国楼”里，我更加的不知所云。
我不敢说这些香港人或是台山人真的会使用国语或英语。但他们的确是在随时随地使用着，并且活学活用。不过，永远遵循广东话的语音语调。
我和他们语言的障碍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我被告知把“宫爆该（鸡）”端去“乙（二）桌”，我便端去一号桌。我又被告知把“四味安嫂婆（sweet and soar pork）”端去“南巴see（No。四）”，我又端去了六号桌（No。Six）。
老板娘努不可遏。我损失掉整夜的收入——二十四美元。
当然是我的错。我理应判断出这些酷似广东话的音节里，哪些是粤语，哪些是国语，哪些又是英语。
我以前歧视方言，可此时几乎开始痛恨方言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讲着一种奇怪方言的人。在中国楼里，我仍是个异类。
我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同类。
我如同回到了童年，一天到晚独自在家闲逛。只不过，墙角的杂物堆却不见了。
我平静地等待着同类再次出现。
我料想到那时，我又会毫无原则地接受愿意接纳我的人。
第五章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东突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 Chinese！ I do not make Sushi！ （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 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 Chinese dumpling （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 “Chinese Dumpl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中国饺子，春节快乐！ ） ，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 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或许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
搬家那天，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从旧住处到新住处，勉强可以徒步到达，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国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不到七点，门口等座位的客人已排成长队。
我快步为客人添水，飞奔着去厨房里端菜。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
不出所料。但出事的人是我。我懊恼我本注意到了那片地毯，况且还对出事早有预料。可惜没有时刻记在心上。
我滑倒时肋骨硌在硬塑料桶的边沿上，手中的一碟银丝卷散至厨房的各个角落。
我顾不得银丝卷。我已疼得涕泪交流，在地上缩成一团。老板娘今夜出奇的仁慈，她没有大发雷霆，却派人送我去医院。
送我的男孩叫阿文。我坐在他车里呻吟的时候，他还穿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犹如生命垂危，阿文来不及换去制服，只随手抓了他的黑色皮衣扔在车后座上。
那一夜雪下得很大。阿文的车子如蜗牛般爬行。在到达医院之前，我虽仍不能扭动身体或是抬起手臂，肋部却已经不如刚才那般疼痛了。
阿文开车的样子很专著，额头上浮着一层汗水。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我渐渐觉得舒适了。
他身上的奶白色衬衫微微散发着厨房的味道。我虽痛恨那股味道，却仍觉那身衣服格外的精神。
我有些不忍打扰阿文。
但他在为我开车。我想我必须打扰他。我必须请他把我送回住处。我不能去医院，我的医疗保险是最简陋的一种，看一次急诊便会倾家荡产。
我不知道应该使用国语还是英语。我发现，在中国楼打了几个月的工，我还从未曾和他讲过话。
他鼻梁上架的黑色细边眼镜和额上一屡被汗水浸湿的直直的黑发鼓励了我，我决定使用国语。 我说：“我想我没事儿了，不用去医院了。谢谢。”
“你确定吗？”
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他询问的语气很是关切。他的声音混浊而温柔。没想到他讲得一口标准的台湾国语。
我有些感动。却仍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再说一遍我没事了，顺便告诉他我的住址。
他于是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的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的熟练。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我于是更加感动了。
小莲站在我家阳台上观赏二环路时也曾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那时我只有鄙夷，从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奏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多了一分嫉妒。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脸上的关切令我联想到外婆。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外婆给我讲迷信故事的时候，我应该小得根本记不住外婆的模样。
但如果是这样，我又是如何记住那些故事的？我的记忆越发的不可靠了。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无言以对，内心的感激之词突然间讲不出口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睡去了。
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
第六章
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中，南，北三个校圆，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中心校园主要是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北校园是工程院和艺术类学院，另外还有一片独立的医学院夹在中心校园和北校园之间。南校园具体有哪些学院我不清楚，似乎除了体育学院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了。
校车是一种蓝色的巨大的公车，在北京就要算是比较高级的长途旅游车了。校车往来于各个校园之间，免费运送学生和工作人员到各个教学楼和停车场。 许多工程院的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要同时修专业课和基础课，专业课自然是在北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