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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列国和战之类的事端减少了，辩士说客也相应地少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又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和方式存在，并且仍然对国家、社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以帝王为劝说对象的宫中谏臣。谏臣之巧谏，从基本性质上讲，已与以前的说客不甚相同，但仅就其巧言善辩的天性才能而言，又与以前的说客如出一辙。
唐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众臣阻止不了。当敬宗为去洛阳游玩而大肆筹备时，宰相裴度知道强谏不行，便对敬宗说：“东都洛阳本来是天子巡游的地方，但因这段时间战乱太多，宫殿、官署大都被毁，须待修茸以后才好去得。我赶紧派人整修，过一年半载再请陛下巡幸吧。”敬宗听说洛阳一片废墟，便再也没兴致去游玩了。
明朝初年，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儒家经典，并不失时机地巧谏。一次，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朱元璋嫌写得太长，还没看完就大发脾气。群臣一见皇帝暴怒，便纷纷指责茹太素。惟独宋濂心平气和地说：“茹太素奏事洋洋洒洒万余言，所列的事件很多，且一一开列了改革弊端的具体办法，这说明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如果写得很短，都是些歌功颂德的空话，不一定就好。尤其是陛下刚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严惩进言的臣下，那后果将会怎样呢？”一席话把朱元璋的怒气打消了。当朱元璋重新看了茹太素的奏章，果然发现上面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说：“如果不是宋濂相劝，我差点儿犯惩治谏臣的大错。”
当然，巧舌和心计并非处处时时都用于利君利国，它也有时不免用于阿谀奉承，谄媚谋私。唐朝的姚崇为人“权谲”，起初引荐魏知古为相，而后又将其挤出朝廷，派往洛阳任职。当时姚崇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引荐过魏知古，就想走魏的门路徇私，哪知魏知古竟向玄宗告了状。有一天，玄宗问姚崇：“你有几个儿子？都做什么官？品行如何？”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的意思，便以攻为守，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又没本事。他们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陛下一问，提醒了我，我得提前告诫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听了姚崇的话很高兴，问姚崇怎么知道？姚崇说：“魏知古落难时我引荐过他，我儿子很可能会因此走魏知古的后门。魏知古如果为了报我的引荐之恩而提拔我的儿子，那就坏事了。”姚崇的话柔中有刚，于不经意中已巧妙地把魏知古给告了。玄宗听了，觉得魏知古不仅不报恩，还告发姚崇，太不近人情，便罢了魏知古的官。
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NB078
的巧言也是阿谀巧极的例子。当时武则天为昭仪，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问群臣可否。老臣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许敬宗支持，却说“田舍翁多收十石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乎？”虽说对了高宗的心思，但又嫌太过露骨。高宗又问李NB078。李NB078是三朝元老，功高望重，他为了既不得罪
众同僚，又能讨好高宗和武则天，便耍起了滑头。他既不明确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此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高宗听后，心中有底，便堂而皇之地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了。
历代巧言善辩的说士、谏臣，有的一言兴国家，有的一言救众生，也有的一言免去杀身之祸……显而易见，这种特殊本事是一种天生的才能，甚至是自幼就具备的才能。东汉的孔融小时候聪明异常，当时有个叫陈韪的大臣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有真本事。孔融听后笑了笑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孔融的反问省略了潜台词：“你现在这么愚蠢。”我们可以设想，孔融此时肯定没有学过逻辑学，但他能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出超乎常人想像力的妙语。语言一直是汉民族文化中的权力阶梯，而且又是审美对象，会说话、善说话，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常常成为世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这到底让我们是喜还是忧呢？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徙都是难以捉摸的，而且伴君如伴虎，作为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虽说古人中多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对此种人却无意义。他们的做法是，任凭皇帝易人，社稷易主，我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正常的生意人做生意，时间越长赚钱越多一样，他们则是任官愈久，地位则愈固、愈高。这就是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唐代就有过这样一位“三不”宰相，他遇事不开口，办事不开印，回家不开门。这种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愚人，他们读书而不死读书和读死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对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更有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之三昧。
历经唐、后梁和后唐三朝，侍奉过18个皇帝的张全义属于不读书，却有丰富经验和天生悟性的人。他的祖辈是濮州乡民，他年轻时曾在县衙当仆役，辛苦劳累且不说，还常常遭受官吏的污辱，就是后来当了河南尹，同僚们仍看不起他，有人当众斥骂他为“田舍翁”。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张全义的机敏心术开始起作用。他看到唐末战局混乱，就弃官投奔了黄巢义军，一度在黄巢义军中当了兵部尚书兼水运使。他又看出义军政权不会长久，为及早脱身另谋出路，便主动投降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诸葛爽。为了消除诸葛爽对自己的戒心，张全义主动请战，率军东奔西突，屡立战功，结果又受重用，升任泽州刺史。从反唐到降唐，两处都受重用，而这一切在张全义身上显得是那样和谐而自然。
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狼烟遍地，皇帝上下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张全义凭着高超的处世技巧，不但保住了性命、官职，也保住了地盘和实力。张全义的地盘在洛阳，朱温篡唐后对张全义并不放心，封他做东平王，想使他离开洛阳。张全义心如明镜，一再上表推让，表示无心争权夺地，并竭尽财力支持朱温，很快便使朱温消除了戒心。当朱温杀戮功臣，张全义受到威胁时，他把全部家产献给朱温，更为“难能”的是他竟让妻子、女儿和儿媳轮流侍奉荒淫无度的朱温，在朱温榻下随时为张全义辩白。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张全义的妻子储氏竟然当面责问朱温：“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30年来在洛阳周围为你开荒种地，征收赋税，支援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要背叛你何必等到今天？”说得朱温哑口无言。为了表示歉意和对张全义的信任，朱温还与张全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朱温政权倒台，洛阳一带为李存勖的后唐所控制。原来张全义支持朱温打李存勖，成了李存勖的宿敌，李存勖一直想诛灭张全义全家。对此，张全义早有准备，临危不慌。当他得知李存勖要到洛阳祭天，便立刻把祭品准备齐全，让人带信说自己早就知道洛阳当归李存勖，几年前就把祭品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张全义身在后梁，心里却忠于李存勖。这一下居然博得了李存勖的原谅，仍然让他继续做他的河南尹，并加封为齐王。为增大保险系数，张全义买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用大量钱财博得刘皇后的欢心，并当了刘皇后的义父。这样一来，便由李存勖的宿敌又变成了岳父，官运也就更通畅了，不久就升至太师、尚书令。到了晚年，为了给儿孙找靠山，他窥测到李嗣源的势力发展快，有前途，便极力上疏说李嗣源的好话，说李嗣源如何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以
致张全义死后李嗣源当了皇帝，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追赐给张全义一个“忠肃”的谥号，才算了结了一桩难完的心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全义，论才论德他全无特长，但他身历数朝、身侍数君、身任数职，不但官运亨通，而且全身而去，这么一个活宝贝的坚韧生存究竟靠的是什么？这实在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张全义有幸身历数朝，而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一朝就更换过若干丞相，与绝大多数丞相被杀不同，公孙弘死于丞相位上倒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与张全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就妙在他能处危而不危、处乱而不乱，看似不温不火、谦恭礼让，但实际上却是对上阿谀、对下踢脚，对竞争对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他都稳准狠地予以除治。仅举几个例子：中尉汲黯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咏马诗，公孙弘说汲黯是“诽谤皇上作品，应该全族抄斩”。虽然汉武帝没杀汲黯的头，但却为此把汲黯贬到外地去了。董仲舒是当时的名儒，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心里嫉恨，就利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把董仲舒推荐到杀人不眨眼的胶西王手下，从此结束了董仲舒的政治生命。还有主父偃，这个齐相是因为办案办过了头，也被公孙弘推荐到死神那里去了。公孙弘整人是暗里下毒手，表面却从来都是宽宏大量。比如有一次，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公孙弘身为三公却仍盖打补钉的棉被是虚伪。公孙弘面不改色，缓缓对汉武帝说，因为陛下英明，所以朝中才有汲黯这样的直臣。你看，这马屁拍得多到位。张全义无耻，公孙弘无德，而最终成就政治不倒翁却是完全相同的。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历史上身居要职的人很多，精明一世的人也不少，而身兼二者，既身居显位，又精于算计，其精明程度甚至连身后的事情也能算计到，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唐朝的姚崇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姚崇起初曾和朝中另一大臣张说争夺相位，经过姚崇的精心策划，硬是把已经坐上相位的张说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人力所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姚崇比张说年长许多，此次政治交手张说虽然一着不慎输给了姚崇，但张说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既然有这么个年龄优势，张说也决不想就此罢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就是了。
张说此时的心态，姚崇也是十分清楚的，预料到张说迟早要复仇，所以姚崇临死之前对他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他告诫子孙们说：“张说一向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必定前来吊唁。到那时，你们可把我平时使用的珍宝器皿都陈列出来，因为张说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东西。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张说看到我这些东西完全无动于衷，你们就赶快做出逃的准备，那样灭门之灾就要到了。如果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喜欢， 有兴趣，就说明他不打算报复，那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长保富贵实属不易。正当冯道官运亨通之时，李嗣源突然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宽柔少断，仅做了4个月皇帝就发生了兵变。这天，冯道早朝时见不到皇帝，才知道兵变中皇帝跑了。宫中无主，大臣们纷纷打听李从厚的下落，当得知李从厚跑到石敬瑭处时，便准备将其接回宫中。冯道却不管李从厚的死活，急于打听谁是兵变的主谋。当得知是当时最有军权的李嗣源义子李从珂时，便集合百官，商议起草迎立李从珂为帝的“劝进文书”。他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派人给李从珂送去当皇帝的衣冠器帐，然后亲率百官“班迎”。不久，石敬瑭赶走李从珂，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时，冯道照旧朝拜称臣，结果仍然当他的宰相。真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冯道长保富贵的另一个办法，是善于观察天下大势，透彻了解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石敬瑭打败李从珂，建后晋称帝，是借助了契丹人的力量，是以称“儿皇帝”、割让幽云16州为交换条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冯道即明白石敬瑭的作为足为时人所耻，不能与之公开站在一起；但他明白限于君臣关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又不得不顺从石敬瑭；他更明白，自己要想富贵长久，还必须讨得契丹人的欣赏。这对他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但对于老于此道的冯道来说，却毫不犯难。他常代石敬瑭以“儿皇帝”的名义起草给“父皇帝”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奏章，每做此事，故意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为之下泪，以此来博得别人的谅解。连石敬瑭也真的以为冯道以此为耻，所以当派使臣去契丹时，还担心冯道不愿干这个受气的苦差使。没想到冯道心中早就有找机会接近契丹主子的想法，因此应承很是爽快，并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这里的潜台词是，儿皇帝靠主子扶植，儿皇帝的臣子，更要靠主子；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单靠傀儡主子是不行的；要数挨骂，第一个是你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