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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个李忱，似乎被宦官们看得透透的，他当皇帝大不过只是个傀儡，上台之后还不是宦官们掌权。但是宦官的这个如意算盘确实打错了。等到他们把李忱推上台之后，身为宣宗皇帝的李忱完全变了个人，他一不痴二不呆，会见朝臣十分威严，处理朝政也十分干练。而他上台以后所做出的第一个行政动作就是把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而且对多少朝多少代都为所欲为的宦官也深加管制。到了这时候，宦官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痴呆的李忱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在装傻充愣。连为救李忱生命出了大力的仇公武此时也后悔不迭，原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明晰的路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仇公武等人拥立失算和高淮的投石问路成功，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前者的出现概率是很低的。尽管少见，但也不排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所在，更显政治的复杂所在。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过去官场上常说这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也就是说，不论是朝中的台辅大臣，还是一般的太监奴仆，常年生活在国君身边，既可借皇上虎威，逞意肆志，在群臣中作威作福；也不免有被老虎吞噬的危险，如果稍有不慎，或一旦碰了老虎屁股，便可能招杀身之祸，遭灭顶之灾。所以不管是宰辅之臣，还是宦官奴仆，要想权位永固，荣恩有加，这韬晦隐匿之法、明哲保身之术是绝不可少的。宦官太监本来并不是在编的臣僚，因此他们的抛头露面、奔走宫廷最容易招致干预朝政的非议。为此，宦官们一旦赢得帝王赏识、获取帝王的信任之后，必须及时想到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韬光养晦，谨慎处事，这是宦官保持皇帝对自己宠信不疑的自卫之一法。
比如说明代大宦官冯保吧，他在这方面就很得要领。嘉靖中期，冯保已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隆庆时又提督东厂，后来他又依靠后妃之力，取得了太监二十四衙中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穆宗去世，他利用掌印太监的权力和方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从而使太监干政成了穆宗遗命，由非法成为合法。此后，冯保又与大学士张居正串通一气，联合排挤曾压制过自己的阁臣高拱。排挤成功，高拱回乡赋闲，冯保又派锦衣卫在半路上将高拱行囊洗劫一空。再后来，冯保又下流地贿赂小偷王大臣，以行刺之名诬陷高拱。阴谋不成，他便用生漆酒把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以杀人灭口。他还广收贿赂，贪赃枉法，仅在10年时间里，他就聚敛金银百余万，还藏有大量奇珍异宝，真可谓倚皇帝之宠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大权阉。但是冯保善于韬晦，常常拿些忠信诚意之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如当时神宗年幼，李太后管教得很严，冯保便倚太后之势，玩弄王振驾驭英宗的把戏，经常教唆挟持小皇帝，使神宗对他敬畏有加。有时神宗朱翊钧与小太监玩耍，见冯保来了，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生怕他在李太后面前告状。朱翊钧很亲近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他们经常偷偷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还弄些奇巧玩物供皇帝玩乐。万历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孙海、客用带皇帝到西城曲宴饮酒，皇帝令内侍唱新曲，内侍不会，朱翊钧大怒，拔剑就砍，随从再三劝解无效，皇帝又发恶作剧，割掉内侍头发凌辱一番。冯保得知此事，暗自庆幸，第二天便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后。太后派冯保逮捕孙海、客用，将两人毒打一顿，逐出宫外。太后把皇帝狠狠训斥一番，还假装说要废掉其皇位另立潞王，张居正也趁机进谏，致使李太后觉得冯保、张居正二人忠诚正直，堪当辅政重任。
还有一回，翰林院中的双白燕花盛开，张居正派人又弄了些双白燕和内阁的莲花供皇帝赏玩。冯保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找到张居正，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宰辅大臣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吸引皇帝、引诱皇帝贪玩。”冯保大做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隐敛其志，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而已。在这种自我修饰的伪装之下，冯保显然是以一个既无贪欲、又无野心的廉正忠信之人出现的，再加上他平时严格约束子弟，禁止子弟胡作非为，因此，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忠信的表面，而暗中冯保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出、想得到了。能够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而暗中又大获其利、大肆其志，这都是他冯保以韬晦蒙人、明哲保身的结果。
固宠的策略：4。瞒天过海
宦官们一旦得宠于皇帝，便打着皇帝的旗号，背着皇帝为所欲为。为了保持皇帝对自己信宠不疑，瞒天过海也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他们私下里结党营私，以权谋利，干预朝政，作威作福，凌驾百官之上。而在皇帝面前却装得忠心耿耿，至诚无比，似乎处处替皇帝着想，一心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定平稳。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便编造些瞎话，欺瞒皇帝，只要能在皇帝面前过关，他人又奈我何呢？如秦代的赵高，就是这种瞒天过海的高手。他篡改始皇遗诏，要挟李斯共立二世皇帝胡亥。为了掩盖其改诏和陷害公子扶苏的罪过，他劝二世大修始皇陵墓，以显孝道。另一方面他假胡亥之威，迫害政敌，打击开国老臣，并用族株连坐等苛法牵连上几十个公子公主，并将他们全部杀戮。后来他又挑唆皇帝大修阿房宫和长城，征民戍边，接连不断的折腾，使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了掩罪，他嫁祸李斯，杀了李氏一家，此后他还担心别人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便编造瞎话对二世说：“您是圣君明主，可是群臣们如果天天见到您的尊容，听到您的声音，那么陛下就显得不那么神圣了。如果天天与大臣在一起，有点不妥之处被群臣小看，那更不值得。依我看，您深居宫中，一切由我们代办，您既清闲，天下人又觉得您神圣，岂不两全其美。”胡涂的二世皇帝乐得自在，满口应允。赵高的胡作非为也就被这“频见不尊”之说瞒混过关了。
欺骗皇帝，瞒天过海，是宦官惯常使用的伎俩。汉代末年的赵忠，重演老祖宗故技，哄骗汉灵帝，其做法与赵高如出一辙。灵帝中平年间，张让、段NB06E、赵忠等宦官受宠，他们教唆灵帝大兴土木，先后修造了万金堂、玉堂殿等大型宫殿。后来，天下大乱，起义蜂起，对此他们不但不知收敛，却反而以为是妖邪作祟，于是铸铜人4具，放置苍龙玄武门外；又铸黄钟4架，悬于玉堂云台殿中，还用铜范制成天禄虾蟆，当中设置机关，口中喷水，放在平门左右，以为这些东西可以镇妖除秽，避邪攘灾。这些宦官趁此修造之机，假公济私，各建宅第，他们私建宅第的富丽堂皇，简直可比皇宫。偏偏灵帝有登台览胜的嗜好，有一次，灵帝要登高台俯视京都全景，以逞一时豪兴。赵忠等害怕灵帝见到自己壮丽豪华的私宅，百般找借口阻拦。赵忠说：“人主不该登高，登高恐怕百姓乖离！”灵帝不知赵忠何指，想问又怕失了身份，便不再登台览景。其实赵忠的“登台乖离”之说根本没什么依据，不过是信口胡说、瞒天过海的的托辞而已。就赵忠本人而言，他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有什么学养，对赵高劝二世深居简出以博神圣之事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但他可以信口雌黄，随便说出“登高乖离”的话来恐吓欺骗汉灵帝。用虚妄之说，瞒天过海，目的是为免遭责难。此举虽简单如儿戏，可实际上却非常奏效，这也就是赵高代有传人的秘密。
固宠的策略：5。诬人宠己
要保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主上，一不奏效而三致焉。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起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诸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唳、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便可再度得到皇帝信赖。诬人宠己的做法无疑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如东汉的曹节、王甫就曾这样干过。曹节、王甫二人因迎立灵帝继位有功，很得灵帝赏识。他们勾结灵帝乳母赵娆，朋比为奸，扰乱朝政。此举曾引起外戚窦武与太尉陈蕃的不满，陈、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但刚刚着手就被曹、王二人占了先。曹节、王甫凭借皇帝之威，先发制人搞垮了陈、窦，又幽禁窦太后，以致太后竟在南宫抑郁而死。曹、王所为深为朝野不满。一天，宫城朱雀门下发现匿名信一封，上言“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位苟禄，莫敢忠言，天下当乱”。曹节、王甫甚是紧张，他们一方面向灵帝表白冤屈，下令查奸。另一方面，又继续制造事端，转移矛盾焦点。恰巧有人报称勃海王刘悝与中官郑飒、董腾交通不轨，曹、王二人便乘势大加诬陷，说刘悝要谋反为逆，以此冲淡匿名信的影响。这刘悝本是桓帝之弟，曾袭封蠡吾侯，后因渤海王刘鸿身后无子，把刘悝过继为子，承其封号，得为渤海王。桓帝时曾一度降为瘿陶王。桓帝驾崩，遗诏复其爵号。灵帝继位，曾有传言说刘悝恨不得继帝位，因此灵帝视刘悝为王位最有力争夺者，对他也就格外小心。所以当王甫派人告发刘悝交通中官，欲谋大逆，曹节又从旁做证时，就不由你灵帝不信了。灵帝立即下诏，拘捕刘悝下狱。结果刘悝被逼自尽，全家五十多人皆死狱中。曹节、王甫用诬陷刘悝的办法冲淡了匿名信影响，灵帝不仅不加追究，却反觉其忠，又增加曹节食邑4600户，王甫也被封为冠军侯。曹、王势力盛极一时。
诬人宠己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身的罪责或过失。比如唐代吐突承璀就曾用诬谄卢从史之计转移皇帝视线来掩盖罪责。宪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乱，宪宗派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军平叛。双方相持一年多，官军不能取胜。吐突承璀便暗中与王承宗妥协讲和，密令王承宗上疏待罪，答应以罢兵停战以抵叛罪。吐突承璀为了回朝报功，巩固得宠地位，便诬称卢从史常与王承宗通谋交好，卢曾答应替王承宗在朝中请官爵，承宗谋反叛乱皆因卢从史起。同时吐突承璀还诱使潞州牙将乌重胤策谋。拘捕卢从史押往京师，更成了卢从史罪过的佐证。吐突承璀以此掩盖了出兵无动，又暗通贼众的罪责。回朝以后仍做禁军中尉，位宠如初。
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一言奏效，便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手段显其忠信赤诚，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的。
控制皇帝：1。投靠太子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为政治人物，从洒扫的奴仆而挤进政治中心并发挥自己的作用，理应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比如说在外戚专权或藩镇割据，皇权受到严重威胁，儿童天子、懦弱皇帝，他们或受外戚控制、摆布，或苦于地方藩镇势大，皇帝此时既不信朝官臣相，又疑心宗族亲戚，那么可信任的就只有家奴了。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得志是必不可免的。从宦官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本人也千方百计迎合皇帝心理，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以求跻身要职，荣登王侯之位，享尽这人间的富贵与荣华。然而宦官们走这条路虽有因利乘便的天然优势，却也不免多有坎坷与麻烦。皇帝至尊，翻手可为云，覆手又为雨，其喜怒阴晴，变化难测。这是非曲直全操在皇帝手中，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因而对宦官来说，其一着不慎，也就会全盘皆输。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宦官尽管忠信赤诚，却不曾得到皇帝的信赖，终其一生与得意无缘。面对这种情景，宦官们也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以争取帝王之心为主动出击，凌驾皇帝之上，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竟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他们拉起皇上大旗，随意发号施令，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都畅通无阻。为了达到这一步，宦官们还是要各显身手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至高至尊的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他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以备不时之需，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翻览宦官参政史，通过太子之门来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宦官为数可真不少。比如唐代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玄宗朝入宫做宦官起，就一直不讨玄宗欢心，直到40岁才当了个掌管马厩院簿籍的小官，富贵对他来说似乎完全无望。天宝年间，为了向上爬，他悉心畜牧之事，深得闲厩使王NB122
的赏识。王NB122嘉奖其勤心畜牧之能，推荐他进入东宫，做了太子李亨的役使。从此他便百般巴结太子，用心服侍，以求太子继位，自己捞点辅佐之功。恰巧天宝十四年，河朔三镇爆发安史之乱，玄宗不听忠臣之谏，用杨国忠之计逼迫哥舒翰出潼关攻击叛军，致使潼关失陷。玄宗不得已又采纳杨国忠的建议，率六宫大臣匆匆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士兵哗变，诛杀杨国忠，又逼玄宗缢死杨贵妃，稍平众怒，才得以继续起驾西行。谁知沿途百姓东拼西集，遮道请留圣驾，他们一伙围住玄宗，一伙拦下太子，扬言“皇帝不肯留驾，小民愿率子弟草民，跟随太子殿下东行破贼”。玄宗只得留太子李亨宣慰民众。李辅国一向不讨玄宗宠信，便抓住机会，拥戴太子。他一边劝太子招集西北边兵，笼络郭子仪、李光弼诸位名将，扩充自身势力，一边又暗中怂恿太子分侵玄宗侍卫兵马，他说：“目下急要之事，乃是多得侍卫兵士，不如奏明圣上，分部分兵马与您，凭此大事可成。”这话正中太子下怀。原来太子李亨在众兄弟之中，虽属仁孝，但对玄宗的百般压抑也早有不满，为了皇位，他亲眼看见父亲杀死三个兄弟，而自己因为与边将交谊，也险遭杀戮，因此心中对玄宗早已忿忿，巴不得立即摆脱玄宗，只是羽翼不丰、势力不大，所以面子上仍装得至诚仁孝。所以李辅国之谋一出，太子便命人曲意奏报，结果玄宗命令把后军2000人及飞龙厩马分给太子。李亨得报，觉得李辅国之言甚有远见，且又忠于自己，从此便对他另眼相看。后来人马到了灵武，军士拥太子继位。李亨怕招致非议，执意不从。李辅国又百般陈述利害，并以不失民心为由相劝。于是李亨在灵武城南楼上正式登位，称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登位后，一面召故人李泌为谋士，一面马上重用李辅国，命李处理内务。从马嵬兵变至灵武继位，李辅国出力不小，成了肃宗心腹之人，因此一切内事尽委李辅国。收复长安后，李辅国升开府仪同三司，封成国公。他统揽朝事，威震朝廷，官吏稍有小过，或不如其意，他便细察苛责，穷治三司，朝中诸事，任其随意区分，胡乱批奏，对错与否，都称帝旨，无人敢违半分。而且每出禁中，护卫甲士百人，前呼后拥，中贵人不敢直呼其官，皆称“五郎”，连宰相李揆见了他都执子弟礼，呼之“五父”。至此李辅国靠投靠太子，为太子出谋划策，终于实现了他飞黄腾达，位居臣上的愿望。
不难看出，投靠太子是一种易主求荣之策，当时的观念是“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违逆此道，则常常被视为不忠不孝。投靠太子虽非侍奉异姓之主，但对当朝皇上来说，实属侵犯皇权、威胁皇位安全的不忠之举，但用此策略却能既免遭世人非议，又能得终身之安，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宦官们转向于太子未做人主之前。因此，不管其阿谀奉承、巴结讨好，种种非分之举做得如何紧锣密鼓，都属人情交谊之列，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惊异。久而久之，这些努力便化为一笔不小的人情债，重重地加在太子身上，所以，凭借故交情谊，太子继位，宦官跟着升迁也就势属必然了。
再比如明代大宦官王振，此人自幼被选入内书堂，就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与朱祁镇在一起很是相投。王振当然明白，今天的太子，明天就是皇上。后来，宣宗死，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看出王振为人的狡诈，也担心王振在朱祁镇继位后会狐假虎威、搅乱朝纲，于是就委任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滢等5人辅政，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同时要赐死王振，只是在英宗下跪求情的情况下，王振才免于一死。但是几年过后，辅政5位大臣死的死，病的病，太皇太后也因病去世，王振便开始大权独揽了。王振得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当年明太祖立于宫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其后的种种劣绩不一而足。王振之所以后来得志，那也是和他早年与太子厮混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投靠太子虽非惟一之荣宠捷径，但对宦官们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