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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志，那也是和他早年与太子厮混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投靠太子虽非惟一之荣宠捷径，但对宦官们来说，这却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进身良策之一种。
控制皇帝：2。拥立可意之君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件易事。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谄媚皇上，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上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也便可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得以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而尤以宦官强大的唐朝最为集中。
中唐时期，藩镇超常强大，其迅速发展大有危及朝廷的可能。由此，德宗由疑心文武大臣，而更加宠信家奴。他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两人担任禁军主帅。朝廷把军政大权一齐交给了宦官，宦官也就从此凭借手中的军队，把朝中从内政外交到皇帝的起居，甚至包括皇帝的生杀废立，都一股脑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之中。由此，他们要求皇帝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稍不如意，便可以另立新君相威胁。此风已树，则相沿不衰。所以从宪宗至哀帝，中晚唐时期的10位皇帝中就有7位是宦官拥立的。其中宪宗、敬宗因不惬宦官心意，而遭宦官杀害。宦官们杀害老皇帝，目的就是再拥立一位容易驾驭的可意的新皇帝，这样就可以永远控制着这些政治傀儡，永远把持朝政了。为了拥立可意的皇帝，他们常常预先替皇帝选择太子。比如元和七年，太子李宁死了，为了控制未来的皇帝，宦官们纷纷选择可意的人选做太子。吐突承璀觉得澧王李恽一向对己言听计从，便进言宪宗立李恽为太子。宪宗以李恽之母出身微贱没有同意。王守澄认为宪宗三子遂王李恒为人和顺易于驾驭，便向宪宗保举。结果宪宗用王守澄建议，立李恒做了太子。这样，王守澄便在宫中占了上风。但王守澄也深知，吐突承璀手握兵权，一直是宪宗的亲信，如果吐突承璀干掉太子而将李恽扶上皇帝宝座，他自己只有联合同样握有兵权的马进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来与吐突承璀相抗衡了。到元和十五年宪宗病重，王守澄一伙便毒死宪宗，秘不发丧，即刻拥立李恒在中和殿灵位前登基继位。同时派兵杀死吐突承璀和李恽，以绝后患。等做完了这一切，王守澄才发布宪宗死讯，号召大臣祝贺穆宗登位。就这样王守澄靠拥立李恒这位可意之帝，在穆宗朝大大地出了风头。
敬宗继位，喜欢打球，太监刘克明最受宠爱，被封为击球将军。但他最怕武宗喜怒无常，又对王守澄等人专权不满，便想发动政变，另立可意之主。他看中了敬宗之叔绛王李悟，便在一次“打夜狐”深夜回宫时，突然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中，并连夜逼迫翰林学士路隋，以敬宗口气写下诏书，让李悟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却不料王守澄等拒不听命。王守澄联合杨承和、梁守谦及宰相裴度，讨伐刘克明，结果刘克明投井身亡，李悟被杀，而王守澄等又选中了江王李涵，立李涵继位，是为文宗。文宗又成了宦官们的“可意之主”。
文宗之时，仇士良为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也同样精心择立可意之主。他见文宗病重，便假传诏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子，强行送入宫中，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文宗去世，仇士良立刻拥立李炎继位为武宗皇帝，为绝后患，他效法王守澄，派人杀死陈王李成美和一度想当太子的安王李溶及其生母杨贤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
从吐突承璀、王守澄到刘克明、仇士良，宦官都采取的是择立可意皇帝的策略，以求控制皇帝作为而随心所欲。手段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田令孜是其中干得最漂亮的。
田令孜本是个小马坊使，主管王宅马匹饲养之事。为了飞黄腾达，他也采取拥立可意皇帝的办法向上爬。他看中了端庄标致而智性迟钝呆滞、性情软弱无能的普王李儇。利用自己独特的打马球技术，交结普王，哄得普王尊称他为“阿父”。为了把这位言听计从的小王子控制在掌心之中，并推上皇位，他改变吐突承璀、刘克明等＇奇‘书‘网‘整。理提。供＇人以武力冒险的做法，而是派亲信贿赂游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保和韩文约，以消除隐患，化敌为友，并联手迎立李儇做了僖宗皇帝。而软弱迟钝的僖宗对待这位功德无量的阿父的回报则是言听计从，一再重用。僖宗先任田令孜做枢密使，不久又升迁为右神策军中尉，统揽朝政，任其所为。可见拥立可意皇帝是驾驭皇帝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权术之一。
唐代诸宦官之外，秦朝末年的赵高也是以拥立可意之君秦二世而出名的，并且他也因此而发迹。秦始皇出巡途中突然发病、突然死亡，这实在给赵高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事实上早在此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立何人为太子，但他死前只留给公子扶苏一封信，并没有任何遗嘱留给二世胡亥。就连当时的丞相李斯也认为扶苏应该是秦始皇的继位者。但是，在赵高看来，公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礼士，是个相当成熟、相当有见解的人。再加上他与大将蒙恬相善，如果由他继位，赵高自己的日子显然是不会好过的。为此，他决定假传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而赐死扶苏和蒙恬。这样，昏庸无能的胡亥上台后肯定受自己左右，赐死扶苏、蒙恬又除掉了强有力的政敌。这就是赵高拥立胡亥的目的。果然，胡亥继位以后，赵高就开始大肆作威作福了。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奴。皇帝为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飞黄腾达，靠献媚讨好换得宠信。此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是净身的男子，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太监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使他们在强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然而这种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宦官太监产生欲控制皇帝所为，凌驾主子之上的强烈心理。而最后宦官们所采取的恰是藐视皇帝之策。藐视仅是行动的前奏，它只不过是为反奴为主、操纵主上所作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具体操作上，藐视皇帝也是抬高自身身份显示威望的有效手段。因此宦官队伍中藐视皇帝，以帝王师自居者大有人在。比如唐末大宦官杨复恭就是这样一位，他靠父辈势重位显，入宫当内侍，后来在朝中做监军，因为有功而升迁为宣徽使、枢密使。田令孜失势后，他掌朝廷内外大事，为神策右军中尉，成了当朝最有势力的宦官头目。僖宗晏驾，他迎立寿王登位，即为昭宗。以拥立之功更是荣宠备至，因而日益骄纵。他手握兵权，颇专朝政，曾引起昭宗不满。昭宗一方面重用韦昭度、张NB323
、杜让能等文官，另一方面用杨复恭假子杨守立与复恭争权，进而疏远杨复恭。大顺二年九月，杨复恭奉诏退休还乡，有人告他与假子杨守信谋乱。朝廷派军平叛，事后查得杨复恭与杨守亮私人信件六十多封，其中有云：“我从荆榛草莽之中援立寿王做了皇帝，哪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既得至尊皇位就废弃定策的国朝元老。”可见杨复恭虽为人主之臣，却主奴观念错位，表面上诚惶诚恐，正像他的名字，毕恭毕敬，一旦建就迎立皇帝继位之功，便恃功不逊，采取藐视轻视皇帝的态度，视天子皇帝为门徒学生，狂妄自大。他手握军队，控制皇帝，专权摄政，凌驾皇帝之上，作威作福，成为昭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藐视皇帝是宦官控制皇帝侵分皇权时与皇帝进行的潜在心理战，以帝王之师或辅佐重臣自居为内容的藐视皇帝之举，对提高自身身价显其威望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明代的王振，他以小忠小信讨得张太后信任，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有时甚至朝中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王振权威日重，便生骄纵之心。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宫廷主殿修建完工，英宗朱祁镇盛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明朝礼典，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许参加高层百官的庆贺盛宴。因此根据此制，没有让王振赴宴。但朱祁镇心知王振势重，冷落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他，便派一个小太监去看动静。果然小太监回来禀报说：“王先生正在大发脾气，口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他以当年周公辅政自比，狂妄之态，实在出人意料。英宗听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洪恩广布，便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前来赴宴。在座群臣见皇帝特别破例开恩请王振赴宴，知道英宗器重他，也就纷纷躬身迎接，于是王振方解心中之怒。英宗怕王振生气，才大胆破例，这恰恰是王振长期对英宗施加潜在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王振通过这藐视皇帝之举，意外地收到了狐假虎威的奇妙效果。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骄纵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们虽大多不通文墨，没什么学业修养，但对皇帝的权力、皇权的威势却认识得异常清楚。他们明白，皇帝身处万人之上，至极至尊，是非曲直，喜怒哀乐，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因此，只要占据皇帝，便自然占据主动。一旦占据主动，平常日子有皇帝宠幸，大可为所欲为。危机关头，迫不得已，挟持皇帝，以为人质，照样不怕你群臣不听摆布。这样有了皇帝就可以借皇帝威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立不败之地了。这种反奴为主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可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和中晚唐之时，民生倒悬，君弱臣强，宦官们则欺凌主上，幽禁挟持皇帝与大臣外戚相抗争，闹出很多险象丛生，危及人主之怪事。
晚唐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就是靠争得了皇帝而最终取胜的，这是历史上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显例。唐文宗本是王守澄等宦官当做易于驾驭的可意之主推上皇位的，却不意文宗登基，有感于君弱臣强，宦官胡作非为的政局，一心想诛除宦官，报祖父之仇，振一代朝纲。但自己事事有宦官掣肘，受宦官控制，尤其王守澄、仇士良两人，骄纵霸道，气焰熏天，致使文宗除奸无计。后来文宗寻机任用宋申锡谋划除宦之事，但事不机密，被王守澄得知。于是王守澄诬称宋申锡与漳王勾结，阴谋立漳王为帝。文宗闻知，不思因果，当即流放宋申锡。文宗苦心培植的上百个心腹之人也因此被一网打尽。事后文宗静心思索才知上了宦官的当，而宦官们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
这天李训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于文宗早朝之时派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杖院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似为祥瑞之兆，劝皇帝亲驾观看，以承上天美意。8点多钟，文宗升含元殿，传令李训率中书、门下先去观赏甘露。人去了很久，回来奏称：“臣仔细察看，觉得不像真甘露，不应马上宣布，免劳天下空贺，应再去验视。”于是文宗又派仇士良率全体宦官再去观视。当时李训已在院内布下伏兵，只等宦官入院，来个关门打狗，斩草除根。谁知仇士良等刚一进院便觉气氛不对，又见被风吹起的帷幕后伏有兵甲，急忙大喊“快往回跑”。仇士良等宦官逃出左仗院，直奔文宗而来。他们急中生智，抢得文宗，扶上銮舆，径往后宫逃去。李训明知文宗是取胜的宝贝，谁占有他，胜利便属于谁。但争夺不利，只得骑马逃出宫外。而宦官们挟持皇帝至后宫，大门紧闭，齐呼万岁。并马上假传诏令，派左右神策军以讨贼为名，不管正义邪恶，乱杀乱砍了近两千人，后来又逼迫文宗下令杀了被抓来的王涯、舒元舆、王NE02A等主要官员，并借机对朝中异己势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
甘露之变中宦官们靠挟持文宗获得了胜利，事后便把文宗幽禁起来，任意摆布。为了将来再立可意皇帝，为控制朝政铺平道路，他们设计毒死聪明贤达的太子李永，致使文宗郁闷成疾。有一次文宗在思政殿问宰相周墀：“周爱卿，你看我可比前代哪个皇帝？”周答道：“陛下圣明可比尧舜。”文宗长叹道：“我怎敢和尧舜相比呢？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怎么样？”周墀不解地说：“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能和陛下相比呢？”文宗凄然而略带怒气道：“赧王、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以此看来，我连他们二人也赶不上啊！”说完二人悲悲切切，相对而泣。仇士良等人得知此事，对文宗恨上加恨，常常冷嘲热讽。文宗受不住如此凌辱折磨，终于在郁闷怨恨中离开了人世。
唐末田令孜挟迫皇帝，用做人质，随意摆布皇帝，比起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黄巢起义已占洛阳，势如破竹。起义军很快又攻下潼关。田令孜不听僖宗皇帝保卫京城之嘱，挟持僖宗逃奔四川避难。到了四川，他又利用手中大权，优待官军而歧视当地守军。偏向不公之心被揭露以后，竟下毒手陷害当地黄头军将领郭琪，致使郭琪率军杀奔行宫，誓言不杀掉田令孜决不罢休。田令孜无奈，只得借护驾之名逼迫僖宗，躲到东城，靠皇帝的招牌护卫自己。光启元年，僖宗回驾长安，田令孜为了个人财源惹怒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逼得王重荣忍无可忍，进兵长安，问罪田令孜。于是田令孜又挟迫僖宗当夜逃奔凤翔，王重荣见僖宗被劫，退回本镇，上表请圣驾还朝，诛田令孜。僖宗得表，便想回朝，但是禁兵为田令孜控制，身不由己。田令孜明白自己已激起民愤，失去僖宗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牢牢握住这个人质，方免性命之忧。于是他又劝僖宗到兴元去，僖宗不去，他便带了亲信，持刀入宫，从御榻上扯了僖宗就走。僖宗惊慌无奈，只得随着这伙宦官东奔西窜，先到宝鸡，又至大散岭，最后到了兴元。后来田令孜觉得靠僖宗也难保其位了，才抛下皇帝，逃往成都，投奔其弟陈敬ND043
去了。很明显，宦官们挟持皇帝，胡作非为，这与汉末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区别的。曹氏挟持献帝，借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他南征北战，统一北方，救民于水火，似有积极意义，曹操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当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唐宦官们凭借服侍皇帝的近水楼台之便，动辄靠军队刀枪，威逼皇帝，扣为人质，纯属借皇帝之威自保性命，或擅权胡为以满足私欲而已。不过，靠此办法，倒是可于危难之时保持不败。如果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没能指挥宦官抢得文宗皇帝，田令孜在与郭琪、王重荣对抗中失去僖宗这位人质，恐怕他们早已身死对手刀下，命归黄泉了。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的有效办法。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