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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蔡京的这个建议只好搁浅，郑居中的升迁之梦遂告破产。不难看出，宦官打击外戚，利用制度做谏臣也是方法之一。
黄经臣之外，历史上宦官利用合理合法的政治借口打击外戚的例子实在不少，仅东汉一朝，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稳、准、狠地打击外戚的就有：郑众打击窦宪，江京、李闺打击邓骘，孙程打击阎显，单超打击梁冀，如此等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外戚成尾大之势，宦官收拾外戚。宦官一掌权其跋扈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外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汉明帝以后的宦官发展大有“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之势。物极必反，宦官的得势又紧接着导致名士对宦官的剿杀。而就宦官本身来说，他们对外戚的排拒和打击常常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的。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一般说来，皇帝对于宗室内部明目张胆的篡位行为，或杀或贬，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但对于外戚集团的阴谋暗算、步步为营等架空之举，却防不胜防，处理无力。尤其幼年登位的皇帝，太后听政，外戚势大，这些人拥兵自重，仗势凌人，把皇帝控制得死死的，所谓皇帝亲政常成为他们把持朝政的招牌。皇帝虽在皇位，却势如傀儡，形同虚设，这时候皇帝总要利用身边的宦官来对付外戚。宦官为了赢得皇帝信任，以求飞黄腾达，往往奋不顾身，急皇帝之所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外戚。
东汉和帝10岁时继位，当时由窦太后及兄窦宪辅政。外戚一掌权，便恣意妄为。后来和帝年长，留心政事，窦氏一家却不肯放权归政。于是，和帝联络宦官郑众，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除掉了窦氏，夺回了政权。打倒外戚，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争权夺利大交战，这场战斗宦官因站在皇帝一边而大获全胜。
急皇帝所急对付外戚的做法，有两个便利的优势，一是利用皇帝名分威势对付外戚，易于取胜；二是皇帝的急需，给宦官进身创造了良机，满足了皇帝的需求就必然得宠受重用，这种诱惑无形中也给宦官们鼓了劲、加了油。如汉桓帝时的单超、徐璜等并封“五侯”，就是借皇帝之需打击外戚而荣封侯爵的。当时以大将军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专横跋扈，势压群僚，已历三朝。冲帝婴幼继位，中途夭折。为了保有既得地位，梁冀与太后不顾群臣之议，私立刘缵为质帝。质帝8岁，人虽小却能辨别好坏是非，因当庭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而被梁冀毒杀。他们再立15岁的刘志为桓帝。桓帝是汉代有名的昏君，只知吃喝玩乐，生性怯懦懒惰，一切政事任凭梁冀与太后处理。4年以后桓帝亲政，梁冀等梁氏外戚仍然专权持政，横行不法。他们害死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批正直官员，又大造宅舍，私设兔苑，欺诈穷人钱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为了驾驭桓帝，他们企图以桓帝宠妃邓猛为自己的靠山和内应，此事不成，便派人行刺邓猛之母。这一切深深激怒了桓帝。桓帝虽昏庸怯懦却深知自身名分尊贵，对梁冀外戚恣意妄为藐视自己的行为深衔怨愤，于是决心除掉这个跋扈将军。但是桓帝身边处处是梁冀的爪牙党羽，桓帝孤掌难鸣，无奈只有借助贴身太监以除梁冀，这就为宦官得势提供了急皇帝所急的大好时机。
桓帝有个贴身太监叫唐衡，负责桓帝上厕之事。此人很会察颜观色，对桓帝恭顺至诚。有一天，桓帝去厕所，唐衡照例跟去，桓帝见门外无人，顺手反锁上门，小声问唐衡：“宦官之中有谁与梁冀不和？”唐衡告诉他：“单超、左NC369前时拜见河南尹梁不疑，礼敬不周，得罪梁不疑，不疑便把单、左的哥哥抓入狱中，两人亲自登门谢罪才得和解。又有徐璜、具瑗也常常怨恨梁冀横行不法。”于是桓帝深夜召见单、左二人入密室，面授除掉梁冀之意。二人本恨梁冀，闻听此言，知道是飞黄腾达的绝好机会，却又担心桓帝懦弱，会遭大难，心存疑惑。桓帝咬破单超手指，以血为盟共诛梁冀。谁知如此秘密还是被梁冀闻知，梁冀派心腹张恽入宫值班，想察看动静，先发制人。桓帝见势当即派具瑗带兵逮捕梁冀心腹曹腾，等梁冀自投罗网。第二天早朝，桓帝升殿，文武站班，梁冀称病不来，桓帝疑心，马上下令：“梁冀派亲信张恽值夜，图谋不轨，大逆当诛，事情危急，尚书以上官员立刻动员手下操刀持枪保卫宫廷，以防生变。”于是召集左右羽林军千余人，又争取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若干，一面守卫皇宫，一面包围梁氏府第。结果梁冀畏罪自杀，梁氏满门弃市。推倒了梁氏，宦官们大得封赏，单超封新丰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东武侯，左NC369封上蔡侯，唐衡封汝阳侯，时称“五侯”。
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皇帝与外戚的较量，但实质上却是宦官与外戚之争。争什么？争皇帝支持。此次急皇帝之所急，全力打击外戚势力，外戚垮台，宦官得势，对于皇帝不过是半斤换八两，而对于宦官则是大大地捞了一笔。所以把握机遇，急皇帝之急是宦官对付外戚的有效手段。
近水楼台先得月：1。小技惑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占居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讲究仁义忠孝，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断绝后代看成是对祖先的最大不敬与不孝。同时还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违背这些原则，当视为不忠不孝之人。因此不管是削发为僧，还是阉割净身都被看成是有违伦常的大逆不道之举。而割除男根还被列为五大重刑之一，战败被俘要阉割为奴；罪在不赦可宫刑抵罪。所以当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受宫刑免死时，曾痛不欲生，字字带血地说：“悲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把割除男根受宫刑看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蒙受世间奇耻大辱而甘愿阉割入宫，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凭此天时地利之便就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为了实现这些觊觎之想，他们苦苦思索，频频用计，以谋取要职，获得私利。
古来帝王，开国者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其文治武功，千秋不朽。而后辈子孙不免庸庸碌碌，承袭祖业，苟且偷安。更有些不肖子孙，耽于酒色，忘情歌舞嬉乐，竟将祖宗基业挥霍殆尽，自己也落个亡国之君的罪名，像南朝陈后主、五代唐庄宗、大宋徽宗之属。有时虽为圣主却求仙信佛，迷恋虚妄之谈，成千秋笑柄，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之辈。还有那些无所事事，专事一种玩乐的帝王，如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号为“促织天子”；明熹宗专嗜木工和一些小发明，人称“玩童皇帝”；而唐敬宗又酷恋马球，打起球来如醉如痴，忘乎所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臣子。唐敬宗爱打马球，于是有陶元皓、靳遂良等靠球工得幸之臣。这些人之所以得宠，就在于他们身怀小技，投皇帝所好，以拿手小技哄皇帝玩乐，皇帝高兴，宠幸和权力也就随之到手。这种小技惑主之术也是宦官们常常使用的。比如唐代的刘克明吧，此人善打马球，球技高超，很得敬宗喜爱，被封为“击球将军”。后来田令孜也以善打马球之技讨得僖宗皇帝赏识，当上了枢密使、右神策军中尉，有了要职军权，他在僖宗朝干了许多颇专朝政之事，成为晚唐最有影响的权阉之一。
当然，用小技惑主赢得皇帝信宠，从而谋取要职获取私利，用心最为良苦的要属清代李莲英了。他本是河北河间府人，从小父母双亡，艰难的生活环境练就他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却也不免使他沦为一个市井无赖。他胆大智多，善解人意，很会见风使舵，无法安于贫贱生活。为了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他自行净身，靠同乡沈兰玉推荐入宫，在梳头房侍奉供职。沈兰玉是侍候西太后的大太监。有一次，休息乘凉偶尔说起西太后梳头之事。他说西太后长得很漂亮，很爱打扮，平时对身上穿的衣服、头上梳的发型、面部化妆等都十分讲究，尤其重视发型的设计，宫外流行什么发型，她便要梳什么样的款式。但是梳头太监只会几种老式单调的式样，因此西太后对梳头太监都不满意，连沈兰玉自己也没什么新招术讨老佛爷欢心。言语之下，自叹做人做事之难。其实沈兰玉不过偶发感叹谈及此事，谁知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李莲英暗自称快，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他偷偷溜出宫外，花了几天时间向妓女学习梳头技术，从简单的执梳握具，到梳理分疆，什么脸型梳什么发式等等，一经点拨，李莲英便一通百通，几天功夫便学会了不少流行发式，什么“虬龙戏珠”、“飞云映鬓”、“蝉翼雀巢”，名目繁多的漂亮发式李莲英全都学得娴熟自如。他觉得技艺已成，便回宫托沈兰玉推荐他去给西太后梳头。太后应允，李莲英便根据太后脸型为她梳了一个得体的新款式。西太后对着镜子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觉得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美，因而对李莲英十分满意，从此西太后的头发就专由李莲英一人来梳了。李莲英靠梳头之技得西太后赏识，不久就当上了大总管，他察颜观色，揣摩西太后心理，又是阿谀又是讨好，加上他探得咸丰皇帝与一个大臣密谈，担心死后西太后会干预国政，而想效法汉武帝杀太子之母而杀掉西太后之秘，及时报告了西太后。经过活动，西太后免遭杀身之祸。从此李莲英就真的成了西太后的心腹太监，西太后对他十分亲近宠信，曾给他安排40岁大庆，以朝臣礼制皮袍子，亲笔为他题写“福”、“寿”两字。太后的宠爱使他胆子逐渐大起来了。他疯狂搜刮钱财，卖官鬻爵，广收贿赂，前前后后聚敛白银达7500万两，到1912年去世时还存有白银300万两，是清代权势最大的宦官头目之一。
近水楼台先得月：2。借坡上驴
虽然宦官离天子最近，但他们要想赢得皇帝赏识，在宫中谋取一个重要职位，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者宦者队伍庞大，成百上千的宦官，人人都想飞黄腾达，受宠得赏已属不易。再者即使得到帝王赏识，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荣登要职显位。很简单，要职有限，有时还要靠机遇，把握不住机遇仍然发达无望。就说唐代的刘克明，他以超群的马球技艺获得敬宗赏识器重，但当时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等要职早已把持在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手中，他只能得个“击球将军”之类的封号。后来他用了一个杀死敬宗立绛王李悟的策略，以求夺取王、梁手中的大权，却反遭杀身之祸。所以宦官们要谋取要职，为所欲为，学会寻找机遇，利用机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借坡上驴之术就是巧用机遇因利乘便的一种进身方法，把握好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大占便宜，达到目的。
明代王振就是这样干的。此人早年曾在家乡读过点书，并由此当上了教官。在教官位上干了多年，毫无建树，按理应该谪戍。恰巧这时皇帝下诏：“有子者可以术后入宫服务”。王振迫于困境，也为了将来的发达，于是就忍受“无后为大”的不孝之辱，自行阉割，进了宫廷。这一选择应该说是很好地抓住了机遇。因为王振识些字，进宫后教宫人念书，宫人都称他“王先生”。他聪明黠慧，善于言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会逢迎，因而很快得到皇帝赏识。宣德年间，皇上派他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职位是东宫侍郎。按说这是一个亲近太子，驾驭未来皇帝的好差使。但王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心想向更高位爬，并不甘心当一个东宫侍郎。当时有个宦官叫刘宁，职位不高，仅是个长随，却深得宣宗朱瞻基宠爱，被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赐姓朱，可以说是荣宠至极。但是刘宁自小入宫，大字不识，宣宗便让王振为他代笔。这便又给王振爬向权力顶峰提供了一个绝好时机。恰巧有一次朱宁奉诏出差，将司礼监政务委托给王振代管，后来朱宁返京，王振却不向他移交公务。不久宣宗便将朱宁调任南京守备，这样王振借机得了个便宜，没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