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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虽是个小插曲，但也说明问题。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反梁，攻打梁都建康城。由于城中防守严密，攻打困难，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梁方官员的奴仆突然出城投降，侯景见到这些“忠臣”，就当即下令，一律把他们改奴仆为平民，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其中有个人原是城中中领军朱异的仆人，此人原来对朱异非常忠心，只是感到城池难保才被迫出来投降。侯景对他特别优待。此人受了感动，第二天便要求到城下与城中的朱异喊话，他说：“你在梁朝混了一辈子，才不过做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大王才一天，侯大王给我的地位已经超过你这个中领军了。”当时侯景封他为侯景临时政权的仪同三司，这个官职已不算小。侯景这番对“忠臣”的优待果然奏效，不出三天，城中出来归降侯景的就多达几千人，从而为攻破建康打开了缺口。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帝王要想化敌为友，为我所用，那么首先要放开胆子，做出信任姿态，以信任换取信任。元末战争中，朱元璋收编了一支民军。为了争取这支民军归心，朱元璋从中挑选出500名士兵，由原民军头目统领，暂充自己的卫队，而把原来的卫队撤换，改作他用。晚上，朱元璋身旁只留心腹冯国用一人伺候，自己放心大胆地一直鼾睡到天亮。民军卫队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当即表示愿意真心归附。不难看出，朱元璋用民军代替原来的卫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但为了取信于这支新收编的民军，他才略施小计，以赢得民军的信赖。朱元璋倒是真正明白以信任换取信任这一道理的。
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的韩信，当初曾仗剑跟随项羽征战，但一直不得重用。后来他弃楚投汉，跑到刘邦麾下，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做了大将军、左丞相。韩信在刘邦的理解感动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一段时间里，楚汉战争的形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在项羽乘机派武涉劝说韩信，要他“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的情况下，他仍不忍心背弃汉王刘邦。他以为，昔日“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只是在他投奔刘邦之后，才得以统领数万之众，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韩信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劝告，继续为刘邦效命疆场，直到彻底消灭项羽，夺得天下。韩信用兵如神，战必胜、攻必克自不必说，那刘邦能够如此重用韩信，充分调动、激发韩信的创造性军事才能，才是真正值得认真琢磨的。刘邦从来不读书，但对有才能的、不同性情的人的明里暗里所思所想，都能窥视得精细准确，这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做，也绝对做不到的，这一点刘邦本人也终身引以为豪。根据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摆酒设宴大会群臣，要大家谈谈他之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此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听听刘邦这番自白，就不难明白刘邦是怎么以信任换取信任的了。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有才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拔擢、任用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才能的人。魏武帝曹操就明文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大力提倡惟才是举，收到了极好的政治效果。当然，曹操身处特定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听一听他在《求逸才令》中说的话，也不免让人面红心跳，生出一身汗来。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伊挚，传说都是出身低下的人，管仲是齐桓公的对头，但他们都因被重用而建立了功勋。萧何、曹参不过是县级小官吏，韩信、陈平都干过不光彩的事，名声也不好，他们却都为成就刘邦帝业立了大功。还有吴起，曾经杀死自己的老婆以求取信于人，还花钱买官职，母亲去世了也不回家奔丧，但是由于他在魏国做官，连秦国都不敢东进；他在楚国做官，晋人也不敢南侵。现在天下一定还有临阵杀敌勇敢的人，才高不凡的文人，或者名声不好、为人没品德，甚至不仁不孝者，但只要他治国有术、用兵有法，就不妨推荐上来，我一定会重用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曹操在割据混战中招纳了天下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最后争得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高祖刘邦于此也极有远见。曹操在《求逸才令》中提到的陈平在刘邦手下后来竟官至丞相，他虽然常常受到别人的道德指责，但因为他本人极有才干，所以还是得到了刘邦非同一般的重用。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楚汉相争时，陈平从项羽手下投奔刘邦。刘邦见他处事干练，头脑清楚，便任命他做了都尉，并兼任自己的参乘，负责调节诸路将帅关系。这一来，早年随刘邦一起起事的旧部下大都忿忿不平。周勃、灌婴找到刘邦，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体面，其实肚子里没货，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而已。我们还听说，他原来在家时曾经勾引自己的嫂子，起事以后，又先后数易其主。现在大王让他负责节制诸路将领，他却公开收受贿赂。送钱多的人，他就派给轻松省力的事务；送钱少的人，就有意安排苦差。以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全无道德、反复无常的小人，希望大王细心观察为是。”
从周勃、灌婴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攻击陈平为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和嫂子不干净，二是收受贿赂。这两点都有关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关于第一点，陈平听到此话后曾调侃地说过：“吾无兄。”言下之意，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但据载这并不是事实，陈平不但有兄，而且有嫂，叔嫂关系不好倒是事实。而第二点收受贿赂也确有其事。既然周勃、灌婴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所以刘邦也真有些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将陈平撤职查处，而是先去打问了解陈平底细的魏无知。魏无知正直敢言，他对刘邦说：“当初大王任用陈平，只是看中了他的才干，而众人所说的都是德行。处在当今争强斗胜的形势下，大王您即使任用尾生、孝已那样的大德之人，对您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帮助。一个人只要有建立功业的本领，即使他曾盗嫂、受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觉得魏无知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放心，就当面去问陈平。陈平直言相告，说：“我身无分文，只身投奔大王，如果不收点小费，我怎么生活？过去我跟随魏王和项羽，他们都不能信任重用我，所以我才决定投靠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不要拘泥于琐事末节。如果认为我没什么用处，现在我接受的钱还分文未动，你尽管叫人拿去，我也就此告辞。”刘邦听陈平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向陈平连连道歉，并正式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从此以后，刘邦的旧臣再也不敢乱说陈平的闲话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刘邦惟才是举，用人之长，不斤斤计较于德行评价，大胆起用颇具才干又颇遭非议的陈平，实在是有远见的。这样一来，陈平也以诚相报，心甘情愿地为刘汉政权效劳。甚至在刘邦身后，在削藩和灭吕护刘等重大问题上，陈平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平对汉室的贡献，正是刘邦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商业经营中人们常常看到“让利大酬宾”、“让利销售”等眩人的招贴广告，这东西的作用在于引诱顾客，使买卖双方有可能在更稳定、更融洽的基础上成交。当然，酬宾意在惠己，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还是卖方自己。帝王对于自己急需利用，而对方恰处在摇摆不定中的政治力量，也需采用让利措施；固执己见，一毛不拔，往往导致全盘皆输的悲惨结局，那是有心术的帝王所必须避免的。
汉四年，高祖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情况十分危急。而此时已经攻破了齐地的韩信非但不来营救，反而趁机派使者面见刘邦，说：“齐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齐地南面又有强大的楚人与之呼应，如果不立个临时代理诸侯王，恐怕群龙无首，这块地方就难以平定。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做代理齐王来镇服齐地降民。”韩信的用意很明显，是带要挟性地争做齐王。而刘邦在项羽的重重围困下，脱身都很困难，即使不允许不愿意，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刘邦心里明白，所以一听使者的话就异常气恼，大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儿，日夜盼望你能来救我，你倒好，竟在这时要自己为王！”这时站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暗示他不可再说，然后对刘邦小声耳语道：“现在楚汉相持，我们处于不利形势，急需援兵救援，怎么能不答应韩信做代理齐王呢？大王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先把他稳住。不然的话，怕他要叛变大王的。”刘邦恍然大悟，他声色不变，又接着大骂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什么代理齐王！”随即派张良传令，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刘邦将计就计，立韩信为齐王，使韩信吃了颗定心丸。所以以后韩信为刘邦十分卖命，他先后“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拒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扫天下，所向披靡。甚至汉兵困项羽于垓下，为刘邦除掉最后一个对手，也主要是借助了韩信的力量。韩信要做代理齐王是主动要价，刘邦欣然答应是被动让利。当此事一旦成为事实，这桩交易正式签约后，韩信就急转直下，由主动变为被动。相反刘邦却步步进逼，很快变被动为主动，以致收缴韩信兵权，最终杀掉韩信。但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刘邦意气用事，不答应韩信，不让出一份利益，那么刘邦、韩信的命运可能就会被上天重新安排，甚至楚汉战争的结局也恐怕需要重写。所以，作为卖方，刘邦的临时让利绝对是一个策略牲原则，而真正获利才是他的本来目的。刘邦又一次赢了。
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插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久，曹操命曹仁击败袁绍军，汝南、颍川两郡重又恢复了稳定。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的“让利”对象虽然不是左右大局的大将名臣，而是阳安百姓，但在敏感易变的特殊时期，民心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试设想，如果曹操不能及时调整对策，他遇到的军需困难可能比现在小，但一旦阳安的百姓忍受不了李通的强征豪调，也起来反抗的话，那么曹操的军事、政治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因此，曹操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让出去的只是一些物资，而得到的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换来的有利局势。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一般地说，有用和有利往往成为君主不计前嫌任用降臣的基本条件，在有远见的君主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春秋时的管仲起初服侍的是公子纠，而不是齐桓公。为争做齐国国君，桓公和公子纠展开激战，当时作为公子纠属臣的管仲张弓搭箭，碰巧一箭射在桓公的表带钩上，才使桓公幸免于难。后来公子纠战败，桓公做了齐国君主，在鲍叔的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做了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称雄于世，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吕纂发动了一次政变，战斗中他差一点被齐从砍下脑袋。吕纂夺得政权后对齐从很是信任。一次，吕纂开玩笑式地问齐从：“你砍我那一刀时，为什么那么凶狠？”齐从说；“陛下虽说应天顺人，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那时我只恐杀您不死，那一刀砍下去还说不上凶狠呢。”没想到吕纂是应天顺人，那自然以为吕纂是大逆不道，杀大逆不道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吕纂不计前嫌无疑是有远见的。
前凉宋混执政的时候，曾把过去为政敌张NF146卖命而差一点刺死自己的玄胪用为心腹。一次宋混问玄胪：“你那一枪几乎要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大权在握，你不怕我报复你吗？”玄胪说：“那时候我受张NF146重恩，一枪刺去惟恐刺您不中。
现在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也没什么可怕的。”直言无所畏惧，才更见其忠诚可鉴，这是宋混不计前嫌以玄胪为心腹的主要原因。
生活中充满辩证法，齐桓公、吕纂们的不计前嫌，是站在君主角度鼓励臣下忠于主人。敌对双方的君主虽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但对待臣下背叛主人的作为，双方又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东汉末年吕布杀死罪恶的义父董卓，在客观上是帮了曹操大忙的。但此举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利益和荣誉，反使曹操把骁勇善战的吕布看轻了，不义成了他被曹操当机立断杀掉的主要理由。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项羽部下丁公紧追其后，眼见刘邦已无路可逃。无奈刘邦厚着脸皮向丁公求情，丁公动了恻隐之心，就偷偷放走了刘邦。后来项羽兵败垓下，刘邦建汉称帝，丁公找到刘邦，想让刘邦看在当年放出一条生路的份上，封个一官半职。刘邦见到丁公，不但不加赏赐，反而即刻下令将丁公斩首示众，并借机明谕部下说：“丁公对项王不忠，当年他能杀而没有杀我，因此使项王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我现在之所以对他有恩不报，是为了告诫为臣的万万不可向他学习。”丁公当年动的是个人感情，刘邦今日则是从皇权朝廷利益出发。刘邦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是为培养臣下对君主的忠直态度，这和齐桓公们不计前嫌恰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此心此术不可不细细品味，细细体察。
外交手腕：1。诱敌深入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分为两类：一类为内政，一类为外交。帝王如何处理自己与臣僚、宗室、外戚的关系，以及如何选立太子等，都是所谓内政问题。而与邻国、敌国之间如何相处，这就是外交关系问题了。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处理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你来我往挥戈拼杀对于战胜敌手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说：“我宁斗智，不斗力。”这话看似平常，其实却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任何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需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没有成熟的时机，问题就不容易顺利解决。但有利的时机也不会常常自动送到面前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创造时机比等待时机更为重要，欲擒故纵引人入彀就是人为创造时机的方法之一。
春秋末年，原晋国的大夫智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宣子已基本四分晋国。四者中以智伯的力量为最强。智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毫无理由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本不想答应，但又自知无力拒绝这个要求。正感为难，谋士任章劝解说：“智伯这次向我们索要土地，本来不应该给他。但是我以为我们给他土地会加速他的灭亡。因为，如果智伯很轻易地得到我们献给他的土地，必然会越发骄傲轻敌。而韩、赵两家见智伯这样无缘无故、无理地向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就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