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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赵两家见智伯这样无缘无故、无理地向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魏宣子认为任章的话说得有理，就把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智伯。智伯得到魏宣子献上的土地后，不久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就兴兵讨伐赵襄子，魏宣子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出面联合韩康子和赵襄子，三家一齐行动，一举灭掉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财产。
张网捕鱼尚且要用诱饵，克敌制胜也常常有意后发制人。秦汉之际，匈奴单于冒顿杀父为王时，这个北方夷狄还只是一个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的部落联盟。那时，东边的强胡常常寻衅滋事。一次，东胡王派使者来匈奴，向冒顿索取匈奴宝马，还“欲
得单于一阏氏”，如不答应，就要兴兵讨伐。匈奴群臣对此都很气愤，一致要求冒顿拒绝东胡这种非礼要求。冒顿考虑到此时国内力量不足以抗胡，就说服群臣，把千里马和阏氏送给了东胡王。然而，冒顿答应东胡要求并不是要就此屈服，他一面应付东胡王，一面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壮大匈奴力量。当匈奴力量不断发展，已达到足以和东胡人抗衡时，东胡还以旧眼光对待匈奴，得寸进尺，提出要求把两国边界交接处的千余里废弃土地割让给东胡。冒顿这次却不干了，他对大臣们说，千里马和阏氏都可以送人，而土地是我们国家的根本，这个要求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冒顿借此机会向东胡宣战。他动员百姓，倾全国之力趁东胡人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东胡。东胡人一向以为匈奴羸弱，轻视冒顿，对匈奴的突然进攻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当匈奴兵到之处，东胡人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冒顿大获全胜，掳走东胡大批人民和畜产，从此东胡一蹶不振，反倒成了匈奴的附庸。
外交手腕：2。卧薪尝胆
古代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胜负成败也是常见的事。由于帝王在国家中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那么巩固胜利或扭转败局也都是帝王的责任，而这其中也有许多心计与心术。吴国和越国是春秋末期我国东南地区的两大诸侯国，公元前496年，吴国攻越失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逃到会稽山上，吴军将会稽山团团包围。越国虽然失败，但勾践并未就此服输，他首先传令三军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有能帮我出谋划策，使吴国退兵的，我打算和他共同管理越国。”此语一出，大夫文种要求进见勾践，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决定让文种出使吴国，与吴王夫差谈判，答应吴王“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越国提出的这个要求可以说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其目的就是为避免屠戮，以屈尊换取吴国撤兵。吴国大夫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定要趁机灭掉越国，不然的话，后悔都来不及。而吴国的太宰却已经收受了越国的贿赂，中了越国的美人计，在暗中帮越国劝说吴王夫差撤兵回国。经太宰反复劝诱，夫差终于答应了勾践的条件，撤兵回国了。越王勾践经过这场几乎灭国的危难，他“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他派士300人作吴国的臣仆，并亲自作吴王夫差的马前卒，以此显示越国对吴国的臣服，最终保存了越国力量。三年之后，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国，他发奋努力，富国强兵，十年生息，十年教训，为战胜吴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越王勾践为了提醒自己不忘会稽之耻，在座位旁置一苦胆，坐卧常看苦胆，吃饭喝水时也口尝苦胆。
而吴王夫差败越之后，却大大放松了警惕。他率吴人北上争霸中原，两次大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又亲率大军会诸侯于河南封丘，与晋国争做盟主。这消息传到越国，越王勾践见吴国国内空虚，时机已经成熟，就率大军攻入吴国都城，并切断吴王回国的归路。夫差得到捎息，急忙赶回国内向越王求和，他也照猫画虎，请求“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但越王勾践早有思想准备，勾践近二十年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这一天。于是他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一举灭掉吴国，成为威震一时的诸侯霸主。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同为国君，前者经不起胜利的考验，暂时取得胜利就忘乎所以，以致最终国破家亡。越王勾践被围会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屈身事敌，忍辱含垢，发奋图强，通过麻痹敌人，暗中发展自己，最后一举实现了理想。由此可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只是他自我提醒的一种形式，而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这种形式，而是由这种形式所掩盖的那种屈时能屈、伸时能伸的心计和心术。
自古鲁国就是个礼仪之邦。既以讲礼仪著称，那么就不大可能有效地发展军事。特别是在春秋初期，鲁国的邻居齐国国富兵强，齐桓公一时成为诸侯的霸主。遵照对外交往中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率先对近邻鲁国发起攻击。鲁庄公执政期间，齐国多次攻打鲁国，鲁国节节败退。军事实力不如齐国，鲁庄公只好以献出土地和城邑为条件来与齐国讲和。此时鲁庄公手下有位将军叫曹沫，此人在率军对齐作战中屡战屡败，但鲁庄公并没有因此而撤他的职，仍然让他担任鲁国大将。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鲁庄公认为曹沫不仅勇武力大，而且有侠肝义胆，他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机会果然来了，鲁、齐发生战事不久，齐桓公约请鲁庄公在柯邑盟会，鲁庄公欣然答应。出席盟会时，鲁庄公又带上了曹沫。盟会仪式上，齐桓公依仗自己的实力，要鲁庄公签署一项不平等条约，这时曹沫从台下飞身窜上高坛，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曹沫对齐桓公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你大国侵凌鲁国也太过分了。现在鲁国的城邑一旦崩塌就会压住齐国的土地，您细想想看，该怎么决定吧。”曹沫的突然举动让齐国君臣大吃一惊，齐桓公的左右侍从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却不敢上前解救，生怕情急之下曹沫真的要了齐桓公的性命。齐桓公虽是大国之君，平时再威风此时也没办法脱身，只好答应归还齐国在一系列战争中侵占鲁国的一切土地。曹沫见齐桓公答应把土地全部归还鲁国，就扔下匕首，面不改色，从容地走下坛去。
鲁、齐两国的这场斗争表面看来形同儿戏，或者有人认为它只是突发事件。但照常情推测，鲁庄公在赴会前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之所以带上曹沫这个败军之将，恐怕就是看到了曹沫具有勇武力大和果敢的素质。曹沫虽然在战场上失败，而在这种场合就会派上用场。在鲁庄公这里，战争中力不胜齐、折兵失地时只好忍气吞声，但这笔账他心里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当机会到来时，鲁国君臣配合，在盟坛上顷刻之间就把鲁国在战场上丢失的土地夺了回来。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曹沫的勇武，更主要的是鲁庄公隐忍之后待机而动的心计。
外交手腕：3．对症下药交攻并用
“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范雎在秦国的一大发明，并且用之于实践也大为奏效。但“远交近攻”也有创造性灵活运用的，那就是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后周恭帝七年，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政权。这期间，南北方特别是南方的地方割据政权仍威胁着北宋的发展。扫平这些政权肯定是必然的，但刚刚建宋的赵匡胤一时还不具备这个实力。赵匡胤为人向来以处事谨慎著称，他先后对南平、南汉、南唐、吴越、后蜀、北汉采取制造借口、寻找借口、弱攻强守、交攻并用的战略，最后全部消灭之。乾德元年，赵匡胤趁南平、武平发生内乱，他又巧施“假道伐虢”计，以借路为名，攻占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南平和武平，使得宋军得以长驱直入地挺进江南，为日后入川灭蜀，进入岭南，灭掉南唐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匡胤灭掉南平、武平之后，后蜀马上感到北宋大兵压境的威胁，在如何对待北宋问题上，后蜀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纳贡以自保，另一派则主张凭险据守。主张据守的一派于乾德二年十月派使者前往北汉求援，这一下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赵匡胤听到后蜀向北汉求援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一下我出师有名了。”殊不知赵匡胤正愁武力攻蜀没有借口，后蜀向北汉求援正为赵匡胤提供了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堂而皇之地出兵把后蜀灭掉了。
灭掉后蜀后，赵匡胤又开始谋划南汉，南汉本是小国，赵匡胤本想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劝说南汉臣服，不料南汉王刘NB076
顽固死硬，不听劝告。为此赵匡胤很是气恼，但一时又找不到征伐的借口。赵匡胤心生一计，他秘密派人去南汉侦察，搜集刘NB076的情报。当探子回报说刘NB076有种种压榨百姓的暴行时，赵匡胤愤然道
：“我要把那里的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于是发兵灭掉了南汉。
南汉被灭以后，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南唐了。南唐与其他诸国不同，在赵宋政权征服其他诸国的时候，南唐臣服赵宋，一直和赵宋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对赵匡胤来说，是属于“交”而非“攻”的对象。因此，赵匡胤一直没有对它下手。但是，当赵匡胤平定南方诸国以后，破灭的命运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南唐了。赵匡胤先是向南唐后主李煜发出邀请，企图以请李煜入朝为名扣留李煜。李煜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所以称病固辞。而赵匡胤则以此为由，举兵进犯南唐。后主李煜听到消息后，派大学士徐铉出使北宋。徐铉其人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称说南唐无罪，北宋不应该没来由大动干戈。而赵匡胤是狼吃小羊，能找理由的时候就找理由，在没有明显理由，或没有必要找理由的时候，他就要直言不讳了。赵匡胤意在灭掉南唐，所以这次他向徐铉摊牌说：“南唐确实无罪，但现在天下要统一，我的卧榻旁，岂容有他人酣睡？”这样，李煜从此也就成了赵匡胤的阶下囚。
赵匡胤在处理北宋与诸侯割据政权关系问题上，或寻找借口，或剑戟相向，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其心术的精细周密，手法的灵活多变，是他占据有利形势，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古代帝王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或倾向于“交”，或倾向于“攻”，此种单打一的事例在赵匡胤之前比比皆是，而赵匡胤灵活机智，融会贯通，在短短几年的统一战争中，对症下药、交攻并用，从而创造出一种综合众法的外交范式。
外交手腕：4。施反间计坐收渔利
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尺度是军事实力，因此战争成为解决外交争端的最后手段。但战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打法，施反间，不费一刀一镞，就可坐收渔人之利，这当然是很高明，很划得来的。
春秋时，晋国攻打蔡国，蔡国自知难以对付晋国，就忙向楚国求援。楚国派令尹子上率军援救。晋楚两国军队隔NB048
水摆开阵势。晋人了解到楚令尹子上与楚太子商臣之间有矛盾，就派使者对子上说：“我们两军隔河不便交战，为了决一胜负，或者楚军后退把晋军让过河，或者晋军后退把楚军让过河。”子上不明白晋人的真实用意，想在晋军渡河未稳之际攻击晋军，就答应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于是楚军率兵后退。但晋人并未渡河，而是收军回营去了。这时晋人暗中派密使对楚太子商臣说：“我方接受了子上送来的礼物，所以避让楚军。”商臣一听，当即报告了楚王。楚王听信了商臣的话，就把子上召回处斩了。楚军主将被君主召回杀头，楚人不战而自败。而晋人略施小计，就轻松地取得了这场胜利。
魏武帝曹操也善于这样处理对外关系。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北进，围攻曹操的樊城。迫于形势，曹操打算迁都。这时司马懿向曹操献计，要曹操利用制造和扩大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以解目前困境。曹操听后极为会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曹、孙、刘三人都想争霸称雄，孙权早在赤壁之战以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战略目标。孙权以为下一步有两地可图，一是北上攻占曹操的徐州，一是西进夺取刘备的荆州。孙权考虑到徐州易攻难守，此地又便于曹军骑兵作战，而不能发挥自己水战的特长，刘备的荆州则“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守”，因此他主意打定先取荆州。为了稳住曹操，孤立蜀汉，在关羽出击襄樊前二年，就曾派人向曹操求和。但不久刘备夺取关中，关羽又在中路出击获胜。孙权见形势对蜀汉有利，不敢轻举荆州，反而向关羽作出愿修和好的姿态。不料关羽刚愎自用，辱骂吴使，孙权这才决定先取荆州。
曹操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随即遣使赴吴，表示愿“割江南以封权”。孙权也表示愿意出兵攻打关羽后方，以助曹操解樊城之围，但他提醒曹操要绝对保密。而曹操这边，口头上答应了孙权的保密要求，而暗中则故意向关羽泄露孙权助曹的消息，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固守樊城曹军的斗志，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目的是加速孙、刘之间的相互拼杀。果然，孙权在打发走曹操的使者以后，就派大将吕蒙袭击了关羽，并擒杀关羽，从此孙、刘两家结下深仇大恨。曹操调动孙权，在孙、刘之间制造矛盾，不仅解除了蜀汉对樊城的围困，同时也把斗争视线从孙、刘共对曹操，转移到孙、刘两家纷争内讧方面去了。
战国末年，齐国在保卫战中对待燕国也使用了外交反间计，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齐NB14D
王时，燕国派著名将领乐毅攻打齐国。乐毅率军攻入齐国境内，连克七十余座城池，势如破竹，眼看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破。在这种情况下，齐人在将领田单的率领下，以即墨为根据地，对燕军展开了反击。正当乐毅攻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一向信赖乐毅的燕昭王因病去世，继位者为燕惠王，而燕惠王却向来与乐毅关系不和。齐人得到这个消息，意识到战事的转机到来了，他们马上派人四处扬言；“齐NB14D王已死，齐国只有两城未被燕军攻破。乐毅害怕燕王惩罚
他而不敢回国，在齐国战场上他是以伐齐为名，实际上是想联络各地兵马占领齐国后在齐称王，因齐人现在还没有向他投降，所以他现在暂缓攻打即墨城以待时局变化。齐人最担心的是燕王再派其他将领代替乐毅来攻即墨，如果是那样，即墨城很快就会被攻破。攻破了即墨城，齐国也就完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燕惠王的耳朵里，燕惠王认为此话有理，随即派另一位燕将代替了乐毅，乐毅以前确实与惠王有些矛盾，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就要攻下整个齐国的时候会被突然调回国去。乐毅判断，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从前方撤换下来，回到燕国绝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心一狠就投奔赵国去了。临阵换将，本来就已经打击了燕军将士的士气；乐毅投赵，更使前线将士对燕惠王失去信任。由此燕军军心浮动，情绪低落，对即墨城的围困也一天天松懈起来。然而这一切全都在齐人的把握之中。齐人眼见反攻的机会到来了，于是就在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每头牛穿上红衣，衣服上画出五彩龙文，把锋利兵器绑在牛角上，然后把浇了油脂的苇捆缚在牛尾上，用火点燃。同时，他们在城墙上凿出几十个洞窟，夜间放出奔牛，命5000名精壮军士紧随牛后。牛尾上的火炬光明照耀，燕军本已戒备松懈，突然间看到饰有五彩龙文的火牛，一个个惊得发呆，火牛所到之处，燕军非死即伤。结果燕军大败，齐军在混乱中杀死了燕将骑劫。燕人四散逃命，齐人奋力追击，被燕国攻下的七十多座城池一夜之间又都回到齐人手中。齐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略施小计，利用反间计赶走了著名燕将乐毅，从而不仅解除了敌军的包围，收复了失地，也同时在燕国君臣间制造了难解的矛盾，并由此对燕国政治造成了致命性伤害。
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