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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霸天的茶道摆得很好，手势干练，动作利索，举止儒雅，完全是一副东方雅士的做派，但是他的思想却很西化，也很开放，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地方。那天他很自豪地对我说：“我的社团的人数比你们的人还多，当然我们不会乱来，要是乱来的话，触怒了中央，就会调武警过来把我们灭了，这也是中国黑社会不能够壮大起来的原因，但是中国的黑社会的数量却很多，而且对地区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我甚至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手下的兄弟都很团结，为什么？因为我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穿衣，付他们工资，为他们买保险，我们有宗教信仰，我们都拜关二爷。我们和国父孙中山曾经加入过的洪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出身并不差，但是你们白道的人却为总是在勾心斗角，并且了自己的利益，掠夺了我们的一直在做的生意，逼得我们没有饭吃，当然我南某人还有实业，还能养活手下的一班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手下的兄弟不做毒品生意，但是我保证不了别人不做毒品生意，你看看现在B市的色情业给严大公子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整个B市，有娱乐执照的只有两家，一家是严大公子的，一家是温州商人投资，何局占有股份的，我听说那个温州商人光是花在买娱乐执照上的钱就是一千万，至于其他娱乐场所都在无牌经营，然后每年进贡，我就觉得好笑了，怎么潜规则里面还能再立潜规则？我估计你上面制定这条牌照制度的政策的人也是默认了这条潜规则的吧！以前明明是花了钱买了娱乐执照，平时再打点一下，就能做色情业，这是一条潜规则吧，他严大公子硬是在这条潜规则里面又硬设了一条潜规则——凡是没有娱乐牌照的色情场所也可以从事色情业，但是要交更多的进贡费用，而且又不能保证场子不被查，这种做法简直和抢没什么区别，中国的法律往往是制定得很严格很规范，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国家机器来运行它，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立法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国会上讨论，没有听取民间的声音，没有衡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以长官的意志，以体制内的小部分人的观点一意孤行制定出来的法律，这个立法理念从根本上就错了，一个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能以相对较小的行政成本让大多数人都能够遵守或者遵守起来不困难的法律，如果一条法律大部分人都不能遵守或者遵守起来有难度，那么这条法律便成了一纸空文，而且甚至成为了你们官僚压迫和敲诈各个社会阶层的借口，从而滋生出腐败。我本以为只有色情行业的潜规则才会这么严重，没想到做实业一样有太多的潜规则，比如我要从海外进一批原材料来国内加工再出口，过海关的时候如果不瞒报数量，按你们的规定缴税，我就赚不到钱，于是潜规则就出来了——如果不想缴那么多税，那就包红包吧，但是尽管我包了红包，他们还是可以随时治我的罪，因为我的罪证还在他手里，我只有挨宰的份。话再说回娱乐业上来吧，如果国家的法律允许红灯区，那么我们以公司的名义来做色情业，我们缴的税是直接入国库的，而不是进了严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们要是敢找麻烦，至少我还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白了就是——把黑社会浮出水面，让媒体让民众来监督，让宽松的法律来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会了，顶多是个社团，而结社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苦笑道：“南总说得轻巧，不过你这套理念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运行，难免会走样，不过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人民，形成民主监督的氛围。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只能是把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民主监督的氛围，渐进式地改良中国的民主，而之前，苏联由上至下的改革，实践证明是相对失败的，而台湾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则是相对正确的，但是台湾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切入的时机相当好，那时正好是在蒋经国治下的强人政治时代，国家的主要权力（类似于中国中央集权属下的五权，前面介绍过的五大武器）还没有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与挟制，这便为台湾实行五权分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另外台湾的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对抗群体，这也为台湾实行两党制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政治强人时代，都没有有效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社会还保留着危险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并且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农民工。如果中国农民工利益集团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能够形成天然的利益对抗集团，倒也是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国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虽然打破了帝制的形态，却没有打破帝制的结构，于是骨子里还有遗传基因，这便导致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如果要从根本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到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关键的地方是——他们怕推行民主以后被人民清算，所以他们不惜动用国家权力机关，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帜，对争取权益的人民进行镇压，而更吊诡之处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可能被官僚资产阶级架空或者是挟制，那么中国若在不是政治强人时代冒然推行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就有可能像光绪帝的百日维新那样的下场，在政治强人时代之后的阶段，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似乎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如果不听话，就换掉。在中国的历史上以皇权对抗体制而成功的少有，皇帝可以换下面的大臣，可以增设删减机构，但是他动不了这套体制，他若是贪恋皇权贪图富贵，甚至还要把这套体制玩得龙飞凤舞，但是也有一心为民，力求改革的皇帝，可是他们往往是触怒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后连帝位也都保不住了，就更不要谈去推行什么改革了。所以这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一直都在重复着由秦朝便开始实行的政治模式的原因了。而这种模式也是造成中国的朝代兴衰交替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寻找改变这种模式的方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的成功。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喜欢作秀，现在老百姓强烈要求改革，于是官僚资产阶级便开始玩起了前朝便有人玩过的机构增设删减的旧瓶装新酒的政治花招，意图疏导民怨，但是民怨若是这么容易被忽悠掉就好了，所以阻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老百姓越强烈谴责腐败，腐败集团就越要用反腐秀来疏导民怨，并且还会祭上几个大贪官来泄民怨，于是这就陷入了历史的魔咒——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体系之上，总是以道德的谴责作为理顺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忽略了赎罪和包容的一面，于是一山便不容二虎了，可是谁都有原罪，谁都有阴暗面，于是大家都争夺伪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别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谁的社会地位高谁就最有话语权去批判别人甚至是奴役别人的社会陋习。这也是造成中国政治模式层层集权的原罪之一。所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缺的却是西方的赎罪和包容，所以若是大家都不折腾，而是有目的，有秩序地抗争，兴许宪法赋予老百姓的那些基本权利就会慢慢地得到真正地体现。等权利到手了，等民主架构成熟了，再清算他们也不迟。”
这似乎成为了我一个人演讲，南总作为一个旁听者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感叹道：“想不到兄弟你的境界更高，你来A局对我是个威胁啊，你让我原有的自信心几乎崩溃，我这个人惜才，若是张局觉得在体制里呆着不舒服，过来做我的二当家。”
我说：“我也佩服南总的盗亦有道，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希望在你们做完大事以后，夺回了生意，往后还得凭着良心来做事。”
心理罪
在第二天的工作例会上，我提出与医科大学医院的心理门诊挂钩，在工会内设干部心理治疗室的提议，目的是缓解干部的工作压力，以及治疗心理上的一些疾病。但是何局以经费紧张的借口推脱掉了，我没有明着与他争辩，心里却好笑——局里面光是接待费用，一年就是八百万，这还不包括一些乱七八糟、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行政开支，而心理治理的费用估计一年也用不到两百万，但却能够化解干部与领导之间的一些矛盾，排除一些干部的心理困惑，是实实在在用在刀刃上的钱，若是干部心理健康，估计也不会有人再去烧你何局的车，往你家里扔汽油瓶啊，甚至极端者还可能拿把枪出来顶着你的脑袋啊！你这车也值五十万吧，不过你的命似乎更值钱啊，而你何局却为了顾及单位的面子而隐瞒不报，不知道这笔帐你是怎么算的？我忽然领悟到，在这样的体制内，大部分的经费开支都是在为“领导得实惠“做遮掩，也就是说，充门面的钱，摆阔的钱，为领导营造舒适环境的钱，利于领导收取回扣的钱，花起来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我甚至还从同僚们伪善的眼神中看出他们不怀好意的微笑，那微笑里的涵义竟然是——你小子又在想着法子捞回扣了吧，不过何局不看你的数，你小子算是没戏了。
我正在心里琢磨着如何不占用局里面的经费而把这个心理门诊开下去的方案的时候，另一位副职领导开始噪舌：“要是真在咱们局开个心理门诊，这不是公开承认你们政工线的工作没做好吗？要是让好事的媒体播出去，咱们局的脸就丢大了，老百姓会怎么想，他们会说，你们这些国家干部，心理都有问题，还有什么资格来管理我们？不骂我们是神经病才怪呢！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啊，有些干部的心理上是有些问题，这也是体制内利益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现在的一些干部利己主义特别强，动不动就挑好做的做，苦活累活大家都不愿意干，心理上极度不平衡，所以你们政工部门就应该多做工作嘛，别老挑着好做的做，思想工作本来就是你们份内的事，你们这是在把自己的责任往外推嘛。”
说话的这位副职领导原来就是分管我这块的，我一来他就被调整到油水没那么多的分管职位上去了，等于是暗贬，所以心里面一直怨恨，这次开会便借题发挥，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而他敢嚣张的原因——是他看出了我与何局之间的不和谐，所以也有些趋炎附势的味道。但真正讽刺的是——说这一番话的领导，自己心里就有病，不过在这个领导们的形象一贯是光辉四射的体制内，这些人估计也是无福分享的，他们就是想去也不敢去，他们宁愿把怨气发泄在下属的身上，把浮躁喷射在小姐的体内，把烦恼消弭在烟酒应酬之中，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面有病，除了伪善还是伪善。就算人群中有个不懂事的小孩说领导没穿衣服，估计在这个充满淫威的体制内，其他人会迅速得把这个小孩孤立起来，并且痛打一场，于是小孩在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对自己的眼见为实的东西开始困惑了，因为大家都说皇帝的衣服很美，他也便开始人云亦云，指鹿为马了。
可我不愿意做一个向体制的淫威低头的小孩，我反驳道：“老百姓其实是很包容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理健康之后，能否为他们办实事，而干部的心理问题不是简单的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心理上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算设立了心理治疗室，也只是缓解干部在心理上的一些痛苦，而我正是了解到这一块工作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才会有效果，所以才提出设立心理治理室的建议，这完全是符合国际上流行的做法，也是对人性关怀的一种体现。如果局里面没有经费，我直接找财政厅拨专款来做这个事，但是在干部看心理医生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我觉得组织上应该有一个强迫机制。至于这个提案，我觉得非常具有可行性，我想上级党委也应该会很支持的。”我一边向同僚们暗示我在财政厅有关系，能搞到钱，一边又亮出商厅这块金字招牌。何局在审时度势之后还是说出了那句老话：“你份内的事，你自己决定吧。”
纵容与暧昧
面对一班沐猴而冠之人，才德都已显得多余。我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
下午去了一个大学生抵制某国产品的示威现场，慰问了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学生们脸上洋溢着的激情四射相比，自己的同志在面对领导慰问的时候，脸上只是挂着虚伪的假笑。这在无形之中让我感到孤独，因为我已跃升为领导阶层，天然的隔膜便早已形成了。自己不也尝试过他们的角色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领导慰问的时候自己还是一脸的惶恐不安与卑躬屈膝，可是旁边的老同志已经是一脸的皮态了，领导会作秀，老干部们也会作秀，领导前脚走着，心里就开始嘀咕——现在的干部越来越不像话了，后脚还立着的老干部也毫不示弱地开始骂领导的娘了，都是官场的秀，都是心态的病。领导们假情假意，干部们也就漠然置之了。除了盯着领导手里的慰问金之外，估计这领导来不来都一个样，也不知道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在这个典型的家长制集权的国家里，权力被设计成层层集权，最高的权力从上往下传递的时候，传递这种权力的动力大多时候是物质和利益的诱惑而极少有精神上的信仰。下级领导执行上级领导命令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怀着一种惧怕没有落实好领导的命令而失去官位，进而失去这个官位所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的畏惧感来执行上级领导命令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威逼利诱的权力传递，并且伴随着来自于伪道德高地上的上级责骂，以及被媒体的声讨和被动员起来的无知群众们的漫骂，这便构成了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治官场的喧嚣与浮躁。于是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在人们忙于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少有人看到中国的精神文明被建设得一塌糊涂。在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被第一代领导人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他试图跨越西方世界漫长的宗教改革而自立门户的时候，历史又一次嘲弄了无知的人们。在一个没有良好的宗教思想体系作为支撑的社会里，一味地发展经济，最后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和谐，在大多数失去良心的惟利是图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里，更多的假冒伪劣产品被制造出来，更多的罪恶在繁衍着，更多的人在失衡心态的怂恿下，不断地制造群体性暴力事件，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公平的利益分配，而不断失衡的人们的心态却在加速着这个社会走向崩溃。
当我失望地把目光从官场转向民间，我试图从正在示威的学生们激情四射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希望，但是我却看到缺乏理性的喧嚣与奴性教育的成功。从89年的学运到现在的针对某些国家的爱国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多么华丽的转身啊！这是一个多么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啊！但玩弄人性的人无异于玩火，他们试图利用爱国热情冲淡年轻人对社会乱象的理性思考，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达到外交上的目的，尽管这些外交目的也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但本国的利益却只是停留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手里，很少惠及老百姓。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让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度雪上加霜，因为人性被欺骗得越深，被欺骗的人就会越仇恨欺骗他们的人。当别的国家已经在举行反战示威的时候，我们还在为自己用强权营造的稳定沾沾自喜。我们美化了自己人的战争，丑化了敌对势力的战争。这一切的目的皆是为了稳固统治。可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宣扬战争的伟大是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而刻意仇化并挑起民族之间的矛盾则是在为更大战争制造机会。历史的讽刺似乎并没有让国人觉醒——任何一个美化战争而不懂得迷途知返的国家必然急速地走向衰亡。战争从来都是丑陋的，因为它是人性丑恶嘴脸的集中体系，和平年代和平国度的人们应该怀着对战争的警惕而构建自己的国防力量。美化战争，培养民族之间的仇恨情绪都是在利用人性之恶，这是多么的罪孽深重啊！一个充满民族主义仇恨的国家，根本谈不上包容，而一个没有包容力的国家，怎么能像美国那样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精英构建出了一个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呢？
我想向这些幼稚的脸庞呐喊，可是我一个人微弱的声音怎么能遏制他们的迷惘与喧哗？何况我又站在一个怎样的立场？我的上级告诉我，对他们的态度是纵容与暧昧。
对神的亵渎
事态的变化似乎很诡异，又或者我浅薄的资历和心直口快的性格让我很容易被人孤立起来。商仪作为我在官场里安身立命的一个老师，以前总是在我对她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之后笑而不语，但现在她开始对我在官场里走得的每一步都反复叮嘱，我仿佛不过是她手中的一个棋子。现在这个棋子由着自己的性格任性地张扬了一下个性，就让她感到不安，于是亲自来到B市对我面授机宜。
商仪以私人身份来到B市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去钱山把那支未解的签解了。这让我觉得她的心态已经有些异常了。她让司机在山脚下侯着，单独与我向位于山顶的钱山寺逐阶而上。途中，她用颇为训斥的语气说道：“听说你在局常委的例会上与何局公开叫板？现在已经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了，说你让班子不团结。当然，优势话语权还在我这儿，我可以说你刚去，还处在磨合期间，另外年轻干部血气方刚，还需要慢慢调教，但是你要记住，他何局的后台若是倒了，而我又上了位，把他何局搬走也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你现在急也没用，所以你得韬光养晦，我就是看你资历浅，做事不够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