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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着眼点之一是要看它有没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自由流动资源），free floating就是自由流动，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free floating resources不单包括人才，还包括物资。物资也是要有流动的，譬如中国古代讲藏富于民，财富要藏在民间。因为财富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话，遇到有好大喜功的帝王如汉武帝，或穷奢极侈的如隋炀帝，可能不用几年就浪费光了。但是财富藏于民间，反而比较可靠些。遇到国家有危机，急需钱用，政府随时可以征调，今天美国也可以讲是藏富于民。最近美国犹太人帮助以色列，一下子就有很多钱捐出来，钱从哪里来呢？当然从民间来。如果钱都在政府的手上，政府不一定肯拿出来，而且也不便拿出来，因为会引起外交上的困难。因此，可以看出来，社会上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也有可以应付危机的好处。以上是讲物资方面。现在再讲知识分子方面。知识分子，社会学家一般都认为不属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但是若有人根据某种教条硬说我是某一阶级，硬给我戴个帽子，在某种情况下，我也只好忍受，甚至承认。不过我心里是不能服气的。知识分子可以有阶级倾向，但这种倾向也是可变的，他绝没有固定的阶级隶属性。
知识分子不属于某一个阶级，正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特征之一，他不代表特定的阶级，他是free floating，自由游动的，像中国过去的游士，游是东跑西跑，游就是流动的意思。游士是社会的力量，是藏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才源，看你怎样用。它有没有价值，要看国家是不是善于运用。财富可以运用，人力也可以运用。所以free floating resources这个观念，我们应该强调。这是社会学的观点。记得最初是Max Webez提出来的，后来别的人又加以发挥。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特有的性格，是他不把自己等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他可以代表不同的阶级说话，譬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就表示并不属于某一阶级。他强调普遍性天下。古代如此，近代社会复杂，知识分子的游动性就更显著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勇于参加革命，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自我取消〃，从主观动机说，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的一种变相或扭曲。他们也许有时替无产阶级说话，也许有时又代资产阶级发言，总之他们的阶级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我们虽然不敢说，这是社会主要的动力，但确是相常大的一股动力。一个社会如果完全没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那么就会有逐渐僵化的危险。因此，这个流动性，我认为相当必要。历史上所谓异端，非正统以至反正统的人，大都是从free floating resources，即从自由流动的人才方面来的。所以，从这一观点看，古代的游士，或者游侠，（游士是文的，游侠是武的，文武两方面在社会上都有），都可以认为是自由流动的才源。而且都为专制政治所不容。汉代就是如此，汉代的所谓酷吏专打击游侠，而酷吏大致以法家成分为多。汉代的办法是取消游士、游侠，取消地方上的小集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专制政府基本上是讨厌free floating resources的。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free floating resources对中央集权不利。并且，自由流动资源太多了，也确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我在这里也绝不是无条件地提倡它。
在汉代专制政府之下，社会上最大的财源如盐、铁，也要由政府来控制，这也是限制free floating resources发展的一个方式，总之，专制政府要把free floating resources减到最小限度。
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让社会上保持一定程度的free floating resources它可以成为社会上一种源头活水。人类学大师A。L。Kroeber写过一本书：Configurations of Cultural Growth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他虽是人类学家，但喜欢研究历史。在这本书里，他把大量资料，说明世界几个主要文明的成长形态。他把哲学、科学、文学以及各种艺术都分专章研究。但是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显出历史上很多创造性的时代，大都是天才能自由发展的时代。即有大量的天才涌现，clusterings of genius，用中文讲就是天才辈出或人才辈出。在他的实例中，如西方的古希腊与西欧文艺复兴都有大量天才同时产生，恰好这正是有学术自由的时代。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方法是经验科学的。我们根据他所展示的资料，可以看出天才辈出和学术自由之间是有关联的。学术自由至少在科举上，在哲学上，在艺术上为天才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就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同时有许多思想家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和当时的自由环境有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自由是办不到的。又如宋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且不限于某一方面。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一朝。事实上以中国之大，随时随地都有天才人物，只看有没有机会发展罢了。所以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上有适当的自由，保存适量的free floating resources使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不只对中国文化有贡献，而且也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研究专制政治的学者说，分辨民主和专制的方法之一，便是看社会和政府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政府控制社会呢？还是社会监督政府呢？一个社会能不能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恐怕就得看它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流动的人力和物力。而基本学术自由之有无，以及一般自由幅度的大小，便正是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和潜力的最准确的试金石。
（梁燕城、刘美美记录，本文因技术原因，略有删节）
李约瑟：中国与西方
题按：李约瑟是当代英国科学家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与罗素、J。B。S。Haldane和赫胥黎一样，大大刷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李氏早年在剑桥攻读生物化学，其后在该大学任教至1966年。他对胚胎学特别感兴趣，同时，对科技发展史有很重要的发现。由于受到圣公会的某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基督徒〃。
1942年，李约瑟被英国委任为一项科学任务的主持人，主要工作是促进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家彼此间的沟通关系。他走遍中国许多地方，接触到不少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于他懂中文，他可以收集到有关中国技术、医药及传统科学的丰富资料。
战后，李约瑟回到欧洲，开始写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这套书计划出二十卷，自1954年迄今，其中八卷已经出版。李约瑟并不满意于陈述他的研究所得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尝试用事实去证明，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的发明家已将欧洲和中国联系起来了，他还希望打倒那构成〃欧洲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点，在这篇对《世界报》记者Maxime Doublet的谈话中有所阐述。
中国科学的进展从未中断
记者：阁下对于历史文化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建树有非常深刻的研究。究竟真的有所谓非西方的科学吗？
李约瑟：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刻都曾应用过科学和工艺学的方法。我以为，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文化中，是不断地流传着的。可是，若以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只好承认，现代科学只是在欧洲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欧洲的科学能囊括了科学的全部。较早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曾经为普遍的科学奠定基础，只不过数学假设和实验方法的应用这是现代科学的特色确只是在欧洲诞生。
我们在研究中国科学、工艺、医药的发展时，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诞生呢？〃1935年，在剑桥的实验室里工作的，有我本人和我的太太，男的女的中国同事，我们之间的交情很好。我们发现中国的科学精神与我们的并没有两样。从那时起，我对中国科学史产生兴趣。经过长时期的研究探讨，我们达到的结论是，在许多领域里，中世纪时代的中国人是远远地超越当时的欧洲人的。
举例说，欧洲人未懂得磁性引力之前，中国人已开始对磁偏角发生兴趣。
在欧洲人学会用指针找出南北方向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国人已开始怀疑罗盘的指针并非指向正北。欧洲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的磁性引力，对中国人来说，已是熟知能详的自然现象。
记 者：中国科学在达到某极点后便忽然间停止继续发展了吗？
李约瑟：我并不这样想。中国与欧洲之间有很重大的不同处。古代希腊，在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斯、托勒密时代，科学有过很辉煌的建树，但自此以后，欧洲出现过很长的黑暗时期，在这段日子里，科学大倒退。中国在科学上的进展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科学上的新发现和工艺技术的改进是不断前进的，步伐虽缓慢但是很均匀。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却来得很突然；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及后有伽里略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在中国，科学始终没有停止过发展，只不过是它的步伐较为稳健罢了。
今天，中国已经赶上来，因为现代科学的特点是：它是属于全世界的。科学在中国从未停顿过。科学理论和应用的发展从未遇到过阻碍，只是没有像希腊的那样规模的大发展，也没有现代科学那种发展。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途中并没有遇到阻塞。
不同的观念
记 者：我们返回同一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
李约瑟：原因有很多。首先应考虑智性的因素。我的同事和我曾在这方面深入探讨过。我们在对自然界的构思形式上考查。我以为我们现在已差不多得到一个想法：中国哲学永远不可能产生出那会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然界的构思形式。自然规律的观念对今天的科学来说，比方，科学一致性的观念，我以为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在17世纪，正当科学刚刚形成，不少科学家是认真地相信那些（上帝）法则的。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神学家的观念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方式。
很清楚，自然律其实只是个隐喻，就算在当时，人们也无法想象某些事物如结晶体或昆虫，它们又怎能够服从（上帝的）法典或（上帝的）律则。但那样的观念提供科举家以灵感。
自然律是由神的规律引申而来。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造物主〃的观念。如果你是属于希伯来文化或基督教文化，又或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话，你自然倾向一神论的世界观。中国人从来没有那样观念。道家也好、佛家也好、儒家也好，从没有关心世界的创造问题。创世的问题是不必要的，至少，它永远是不可知的。在他们的哲学或宗教里，〃创世〃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中国有其他的观念。〃道〃，设想一个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神，它仿佛从内部激荡万物，但严格地讲，这也非泛神论。道家对世界的毁灭，正如对它的创造一样没有兴趣去追问。他们以为这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
现代科学不在中国诞生，还有其他的思想上因素，例如，时间的观念。我们一班研究员曾对此问题作过很长的讨论。中国人有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念，这与希腊人和一部分印度哲学相近似，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细致，而我们已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与希伯来圣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间观念不同，后者的时间观念是直线的。其次，是关于逻辑的问题。我们特别讨论过中国的逻辑问题。我们有一位合作者，任教于波兰数理逻辑高校的Chmie lewski教授，他是波兰逻辑学家，同时是中国研究的专家。他会专心研究这个问题。他好像以为，中国语言内包含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有不少写科学史的历史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从来对科学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对准确的自然科学构成障碍。培根曾经讲过这点。最后，应清楚看到，在中国人的历史中，他们对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发生太大的兴趣。他们比较喜欢追求其他的价值，如文学和诗。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亦将会特别开一章来讨论〃中国的文化科学〃的问题。
官僚封建主义
记者：阁下不是以智性因素就解释一切吧？
李约瑟：不，当然不是。在智性因素上面，应要加上社会经济的理由。我本人不以为单以智性因素便能全部解答〃为什么现代科学不在中国诞生？〃这个问题，智性方向的不同不足以充分解释；社会经济结构才是更重要的。
曾经有过一段长时期，人们以为中世纪时的欧洲贵族封建主义比中国官僚主义更强固，可是事实刚巧相反。在欧洲，当时机一到，商人与城市居民竟能与贵族联盟，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先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朝廷，文人官僚们看起来好像比欧洲的骑士软弱，其实，他们比后者强得多。中国的商人从来未成功地摧毁这个官僚层。
现代科学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因素促成的。在欧洲，发展现代科学，有比较有利的条件。正好像某种霉，当条件适合、温度、湿度都适合，蘑菇便长出来。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也有点像这个情形。
记者：你对于中国朝廷文人官僚占主导地位，这种社会形态，怎样下定义呢？
李约瑟：我们称它为〃官僚的封建主义〃社会，有些人称之为亚洲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研究小组成员不赞成用一个硬套的框框，将古代文明的发展套入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一公式。我们以为中国有它的特征，而不能硬套以上模式的。
记者：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是持这个社会发展史的直线模型的，他们以为这公式对中国是符合的。
李约瑟：这只不过是一个教条。中国历史学家有很多派。然而，大部分的史举家受这观念所指导也是事实。中国人想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贡献不少，因为它指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这也成为思想上非常重要的指导源泉。但我们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并不认为，中国曾经存在过相似于希腊的奴隶制时代。官僚封建主义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也有很大的分别。中国社会是由一班士人所领导，而这是一班不基血缘关系而组成的精英分子。在原则上，他们不可假公济私。虽然，该原则并非经常被遵守。在19世纪资本主义来到中国时，加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官僚封建主义已是渐渐地消失，就因为他们疏忽了它的功能。
记 者：那个官僚层是否带来过极权制度呢？
李约瑟：没有。在古代中国，从来未有过极权统治。我们应了解，官僚层也有它的意愿，这是与皇帝的意愿分开来的。那些朝廷官员并非只做符合帝王意愿的事。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被利用的器具）。中国封建官僚层不是一个工具，他们忠于儒家理想，而非单单忠于帝王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因不愿服从违背他们人格道德的命令，从而杀身成仁。有不少人机械地将官僚拉上极权主义，我以为全不合理。
记 者：与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想法刚好相反，阁下并不以为官僚层是绝对的坏事？
李约瑟：你讲得对，我不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古代中国的官僚化和朝廷官僚，我有很大的好感和很赞赏他们的做法。如果在我们的历史里，那些如wiliam
Blake或如伏尔泰一类的人曾经有过朝廷官僚的地位，欧洲社会也许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所有的诗人、文学家，有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都曾担当过朝廷职位，至少在他们生活中有一部分时间参与政府工作。在欧洲，我们从来未有过将政府职权给予那些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记 者：但是，阁下心目中的那种官僚阶层，在今日仍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李约瑟：我以为这么的一个官僚阶层，如果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那种官僚层的意思，是很值得发展的。现代科学、医药、技术的力量变得愈大，一个官僚阶层，即是说，一个道德的精英阶层，将是必须的。我们应该以这种道德力量和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来调和科学和医药的力量。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官僚阶层将是必须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憧憬出许多个乌托邦来，可以有不少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但是，我以为，若我有充足时间，我是愿意去设计这么一个应该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但是，我应先完成《中国科技史》。
就是这个方向，中国也许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灵感。在过去，中国人对官僚阶层用道德观念来规范；虽然，朝廷官员并不是时常都守着这些理想，但那种规范是有效力的。那些朝廷官僚们并不惧怕超自然的制裁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他们遵守一种内在的道德，我们也许可称之为内在的智慧，这智慧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得到启悟，这有点近于基督教的哲学。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种道德典范，一种不是以超自然制裁惩罚为基础的道德典范。
那些中国伟大的哲人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这个善是正义与德行的直接源泉；人在小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自然会趋向于善。但在欧美，情况不是这样。在欧美，人自婴孩时期便养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国，他们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在英国，也许在法国也是一样，我们要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是腐朽败坏的征兆。来自中国的精神可以有力地抗拒这个坏倾向。
如何向中国学习
记 者：但中国也存在着暴力？
李约瑟：对，但它并不同于欧洲的形式。它并不是要打倒一切价值。在这点上，中国又可以给我们启发。在以前，在重农时期，中国对欧洲有过极大影响。今天欧美年轻一辈则喜欢道家和禅宗。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