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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写大字报了，但还是去看，主要是按照父亲的意思，把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消息、有关教育和新闻方面的动向带回来告诉他。有时候，我说不清楚，又担心会把重要的情况漏掉，就尽可能地把那些大字报抄下来，这成了那段时间里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做得很认真，甚至暗地希望父亲能从这些消息中看到转机，但我带回来的消息总是让他感到更加沉重。后来，我还帮助父亲和母亲抄写交代和外调材料。当造反派们互相厮杀，没有精力顾及牛鬼蛇神时，母亲终于能够偶尔回家，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要写的交代材料仍然很多，我就帮她用一种复写纸誊写。在寂静的夜里，我匍匐在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着那些认罪交代。我已经没有心思想要弄明白那些材料里说的是什么，我只是知道，为了让母亲少受些罪，必须尽力地抄写，哪怕是写得眼睛流泪手酸疼……很多年后，当我整理母亲的东西时，我又看到了那些由我抄写的母亲的检查，我惊讶地看着那些充满稚气的极其工整的字迹，由于笔划过分用力，常常把薄脆的纸张划破……
八月，红卫兵发动了大串联，到全国各地传播革命火种。姐姐想方设法弄到了车票，约了几个同样家境的同学想出去走走。但每次要出发时都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等等吧，这几天你妈妈那里可能会出事。父亲这样说，全家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母亲的消息，只是那时候隔几天就会有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一发表就会掀起新的运动高潮，每一个新高潮来临又会把早已被打倒的走资派拉出来斗争一番。父亲太紧张了，他总觉得母亲会顶不住的。我们提心吊胆，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母亲那里有更大的不幸发生。结果却是，父亲终于被揪了出来，一次次地被拉去批斗，三天两头回不了家。
一天早晨，一群同学砸响了我家的门。
他们是来向我索取仅仅是几个月前我们相互赠送的毕业礼物，那都是些照片，他们要收回去，并把我的照片扔还给我——这可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想到的最决绝的办法了，而在我当时看来，这有多么丢人和耻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家庭磨难，整个人已经麻木起来，但我仍然不肯接受这种来自昔日亲密伙伴的虐待。
我开始像父亲一样怕听外面的动静。 ，
我常常侧着耳朵，提防着外面的声音，当有脚步声从楼梯下面响上来的时候，我全部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数着那些脚步，一声一声地逼近我家门口，那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接着，脚步离开又往上响去，我的心才忽地恢复了跳动。
但我仍躲不过劫难，当我数着那些脚步时，他们常常无情地停在门口。接着，很大的砸门声便响了起来，门外是同学熟悉的声音，他们叫着我的名字，高喊：你出来！把我们的照片还给我们！我们不是你的朋友！把照片拿出来！
我紧紧地靠在墙上，一声不响。盼望着那些声音会因为我的沉默而离去，但它们常常和我的沉默一样坚决固执。我头上开始冒汗，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委屈，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我咬紧牙，不开门，就是不开门，我要守住这些照片，不还给他们——好像要守住已经失去的许多许多。
门还在响着，舅妈一次次地挪动着小脚，走到门口大声地对着门外喊：她不在呀，你们别砸了！直到外面的脚步咚咚地消失在楼道里。
我似乎比平时更加珍爱那些照片，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把照片册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看，照片中的同学一个个那么健康愉快，他们对着我微笑，让我感觉到那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温暖的世界。我小心地把他们从插照片的相角中取出，仔细地观看写在照片背后那些充满热情和希望的话语，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舅妈在一旁怜悯地看着我，悄声说：还给他们吧，不就是几张照片嘛。我不吭声，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坚守，但就是不想放弃。有时候，当我实在坚持不住，又断定门外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也不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时，我就用很快的速度拉开一条门缝，把照片递出去，然后一声不响地赶紧把门关上，但这种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我仍然是躲避。
我在痛苦中捱着日子，竭力躲避着那些敲门声，我不再去学校，更怕见到同学们。姐姐终于走了，周围沉重的气氛让我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喘不过气来，我经常整日整日地躲在屋里不出门。
一天，我实在太闷了，想要出去走走。我和一个家庭也有问题的同学一起出门，清晨的风吹拂着我们，使我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苦闷。我们刚走到煤炭设计院的楼外，只听见砰的一声，一个像包袱似的东西重重地从上面砸下来，摔在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的高台阶上。我们彼此拉着爬上台阶越过树丛，在第一时间里跑到了跟前。那是一个穿着破背心的男人，他摊手摊脚地躺在地上，脸朝上眼睛半睁，看不出有什么外伤，只有一股鲜血从咧开的嘴角缓缓地流出，慢慢地在地上浸成黑红色的一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死人。不久前，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曾经看到有人把自己吊死在一座高高的塔吊上，整个人长长地垂着，像是一条挂在空中的死鱼慢慢地随风旋转。但那毕竟离得很远，像是看一幅奇怪的画，周围的人指指点点惊奇大于震惊，弄不懂他是用什么办法把自己吊在空中的。而现在，死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夏日的晨风里，我打着哆嗦，只觉得一股冷气从脚下不断地向上升……
从楼里跑出来的人很快把我们挤到了一旁，有人翻了翻他的眼睛说已经死了，有人立刻对着那具尸体喊起口号来。我耳朵嗡嗡地响着，满脑子塞进的都是“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声音，我还能做到的只是拉着那个早已吓得面色惨白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整整一天，那人的样子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夜里，我不停地做着噩梦，看见有人倒在地上浑身流着血，我凑过去仔细辨认那张脸，样子像是陌生，一会又是那么熟悉……好像是我的家人！我喘息着从梦中醒来，全身颤抖着缩成一团。
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在我心里弥漫，引导着我走向一个深深的幽谷。家庭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组合成一张大的网把我罩在这阴暗的幽谷中，我不由自主地探望可怕的前景，没完没了地揣测着亲人们可能会有的悲惨结局，揣测着我自己会如何被人们彻底地遗弃，又为那可怕的揣测感到加倍的难过……我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也害怕到外面去，我害怕听到喧嚣和吵闹的声音，也害怕那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的时候，我不知我害怕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向谁述说自己的害怕。我挣扎，又无力摆脱，我觉着我被压迫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我只能躲在家里，企盼一切都快点过去。我记得姐姐在走前安慰我说：没关系，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买些好东西提着在院子里好好逛逛，气死他们！可这一天会到来吗？我看不到这种可能。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的同学们重又聚集在一起。
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站在院子里，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向着我家的阳台高喊：
出来！把我们的照片还给我们！
你父母是坏蛋，你也不是好人！
把照片拿出来！
拿出来！
还给你的臭照片！……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把我的照片扔在地上，用脚去踢踏。院子里的许多人都出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边向着我家的阳台指指点点。
我在楼上绝望地看着他们，是秋天了，风在刮，大风里他们的头发在飘动，他们的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但他们的每一张脸都那么坚决、固执、顽强。我真想向他们解释，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啊，我的父母他们不是坏人！可我说不出口，他们不会听的，不久前，我不是还怀疑我们的老师是特务吗……
舅妈叹着气，一次又一次地拉开阳台的门，向着院子里喊：别喊了，她不在，你们快回去吧！
但这一次，他们下定了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的声音更大了：出来吧，我们知道你在里面！你再不出来我们就上去了！
一个同学忽地向上扔了一块石头，砰地砸在窗户上。接着，又一块，又一块。
我的心从委屈、愤怒达到了真正的绝望。我跑进屋里，从枕头下面抽出我视为宝贝的相册，拼命地从上面撕下一张张的照片在手里捏着，舅妈紧张地看着我在一旁连连地说：你要干什么，别理他们！别理他们！我推开舅妈，不顾一切地冲上阳台，把捏在手里大把的照片扔了下去，那些照片在风中翻飞着四处散落。
我大声地，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号叫着：
给你们！都还给你们——
然后，跑回屋里，倒在床上放声恸哭。
姐姐来信了，从遥远的重庆山城。一个小信封里装着火车票，票上标明在几天内都可以乘坐。她在信中对父亲说，家里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再呆下去我可能会出问题，要父亲同意我坐车去找她。
父亲望着我拿不定主意，自五岁随他们从南京到北京后，我从没有坐过火车。再说毛主席极力支持大串联是为了革命，一个小学生去干什么呢。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既不打击我又能阻止我的办法，他对我说：如果你能把“十六条”的主要内容背下来，就去吧。
我背不下来，这是一个刚发表的中央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说是明确了“文革”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为此，成千上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游行报喜，持续了好几天。我不懂这些，也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还会有别的司令，我更没有心思背，我已经筋疲力尽，只想不顾一切地赶快逃离北京，逃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我对父亲想要阻拦我的行为感到气愤，我大声地对着他喊起来：为什么要我背！我背不了，你背得下来吗？说这话时，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父亲沉默了。
我终于出发了。一个黑漆漆的晚上，我背上了舅妈为我准备的小包，里面装了一条毛毯和一些吃的，离开了家。父亲被叫去交代问题了，临走，他交给我一张写着几个人名和地址的纸条，说如果到重庆找不到姐姐就去找这几个人，你总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啊！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恐怕他们也早已经被关起来了。
舅妈移动着小脚坚持和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前面立着许多牌子，我在人群里钻来挤去，终于找到了开往重庆的站牌，牌子后面是数不清的人。我沿着长长的队伍一直走到最后，队伍里都是大出我很多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彼此说笑着，有的非常活跃。广场上的灯很暗，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可以听得到他们的欢笑和感觉到他们热烈的气氛。
我把小包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望着舅妈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想起了母亲，在这样的夜里她会怎样……
起风了，夜凉了起来，远处有人敲锣打鼓，大概又在庆祝什么新的最高指示发表。
我默默地等待，等待火车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地方或许比北京温暖……
2006年3月
于北京文慧园
东岳“五七干校”
许志英
1969年11月10日下午，我与张大姐去火车站寄走了二十个干校先遣队成员的行李。先遣队由钱锤书、吴晓铃、樊骏、王春元、栾贵明、张锡厚等人组成，我也在内。这个名单是由工、军宣传队确定的，我估计他们主要是看谁最先能走得开，因此选择单身居多。我们每个人可以寄两件行李。12日下午，先遣队坐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取行李时发现少了张锡厚一个帆布箱子，他颇为紧张，说：“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啊！”我于是打电话回所给张大姐，她说：“昨天是忘了一只帆布箱没有寄，那就跟大队人马一起带下去吧。”我告诉张锡厚，他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先遣队到河南罗山去了，我留下来接应大队人马。那两天住在一个中专学校里，人生地不熟，日子很不好过。15日晚七时，天上飘着小雪，文学所山大队人马来了，他们扶老携幼，竟有一百七八十个人，暂时住在地委招待所。没有两天，他们都启程去了罗山。我与栾贵明、董乃斌三人是骑自行车到罗山的。到达目的地时，看见张正正在水塘里洗衣服。
我们住处离罗山县城东南角七八里地，这儿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单身的人住在大院里，是通铺，每人只有七十来公分宽的地方。有家属的都住在附近。这里是丘陵地带，附近不远处是一个村庄。不几日，从老乡们那里传来一句话：“这批劳改队员真不简单，他们都戴一副眼镜，每人还有一块大手表。”从中可见我们这批人给当地老百姓最初也是最直感的印象。时值冬天，没有什么农活，只是分了一些人去点上养牛，因为离我们点四五里路有一个大队的村庄。负责为大家烧开水的是钱锤书与张书明，每天供应一百七八十号人的开水，他俩虽然干得很卖力，可一个小锅炉实在负担不轻。有时候打的水不够开，有人就戏称钱先生为“钱半开”，钱先生的这个绰号后来就这样传开了。
罗山的这个地方刚好住满文学所的人，如果再有学部的人来就很难容纳了。军宣队负责人说：你们要走一辈子“五七”道路，你们的子子孙孙也要在这儿生长，必须找一块大地方才能施展得开。于是，指挥部决定文学所搬到息县经济所那个点上去，12月20日搬完。
我们文学所干校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东岳公社里。公社所在地有一百多户人家，房屋都是土坯房，一律是草顶，公社大院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外贸收购点，有几间瓦房。我们的草棚食堂就在这个点上。一个公社拿工资的大概二十人左右，工资最高的不到四十元。我与孟繁林、张朝范等五人住在老乡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进门要低头，只有一个小圆窗户，直径最多十五公分。
这里是平原。一马平川，村落也不密。文学所干校五个点都分布在公社西边，点与点之间相隔一二里路。这里没有水田，只种旱谷。我所在的点离公社大约三里路的样子。
不久，我们开始备料盖宿舍。第一排盖了八间房子，每间十八平方米，两头各有一个大间，相当于小间的两间。文学所只有一个老李是木工，他懂得一点盖房子的门道，其他人则完全是自己摸索着如何砌墙。灰缝要留一公分，一块砖要放平。这些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灰缝留得常常不是大就是小。房子的隔墙是用土坯子砌的，我们用沙子灰来粉刷。我记得有一次粉墙是朱寨先生当小工，他称赞我撒得开，是“大手笔”。沙子灰干了以后比较白，三四个月后发现有裂缝，有的地方竟大块大块地掉下来，当时不知道土坯墙和沙子灰是不容易粘合的。后来我们造食堂时就吸取了教训，全部用砖墙，沙子灰粉刷。在造宿舍与食堂的过程中，门与窗户的发圈我都学会了。我们造第二栋房子的时候，为了省料，只在窗台下砌砖头，窗台以上都是砌土坯。土坯都是自己脱的，女同胞拿模子，男同志供泥。每块土坯长三十公分宽二十公分厚十公分，足有二十多斤重。粉刷也是全部用泥抹，里面加一点草作筋，所以这栋房子就比较黑。我记得盖瓦前正遇上5月7日，工宣队老李说是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布四周年，要把八间房子盖瓦以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于是我们干到了深夜两三点钟。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于1966年发布的，让知识分子“学工”、“学农”与“学军”，就是要知识分子做一个多面手。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老革命的教务长做报告，他说：“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专门家，也就是只懂一门，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他的话虽说得很直白，似乎有他的道理在。可我私下认为让一个知识分子做“工”“农”“军”都懂的多面手，不怎么可能。毛主席似乎比较认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方式，以肉体的磨炼来起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效果，遍及各地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劳动改造的地方。
在我们西边半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小蒋庄，十来户人家。在小蒋庄的东边也有两个水圩子，却没有房子，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1960年的“信阳事件”造成的，两个水圩子饿死了几家人，剩下一两户就合到小蒋庄去了。到了夏天，我们就在那两个水圩子里面洗澡。离我们住处一百多米的地方是几个猪圈，开始养的猪比较少，猪可以吃饱。后来猪越养越多了，大大小小养了有二十几头，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猪经常饿得嗷嗷叫，其中还有一头老母猪。何其芳是饲养员，他的“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名言，就产生于此时。我那时常见其芳同志挑两个铅桶的饲料去喂猪，如果碰到雨天，他就步履艰难，只能蹒跚前进。后勤排里还有个张宝坤，她有一天见老母猪在猪圈里东窜西跳，很不安宁，她不知道这是老母猪“发情”，所以不知所措。老母猪左冲右突终于跳出了猪圈，飞快地奔到外贸收购点，张宝坤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老母猪与外贸收购点的种猪交配后，悠哉悠哉地回到猪圈，真让张宝坤哭笑不得。
1970年夏秋，我们还给“中心点”盖过两栋房子，一栋是一排八间的住房，另一栋是三间厨房。造这栋住房时我们可用了大力，既然“中心点”将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觉得就不能给文学所丢脸。这时我砌墙技术有所长进，与王善忠、吕其桐二人一起成了全所最好的瓦工，我负责把一个角，造厨房时也是如此。我们还有女瓦工，朱寨先生的夫人张帆就是一个。一天，张帆、我和做小工的王春元一起站在西山墙的脚手架上千活，我递一支“黄金叶”香烟给张帆，她连忙说：“给一支王春元。”她是怕我不给王春元烟，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准备给春元递烟了。王春元当时是“五·一六”学习班的成员，正在受审查。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