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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我们的采访被门铃声打断了。几分钟后史密特先生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说邻居家的猫钻进了一间没有人的房子，出不来了，邻居来向市长家求助。这个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他几分钟前所说的话—“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十几分钟后，市长夫人从邻居家救猫归来，我们的采访也结束了。市长夫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家里的中国茉莉花茶和她亲手烤的蛋糕。这次采访的结束时间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离》开始直播的时候，我拨通了“零距离”直播热线，和晓乐做了一次直播连线。当然，少不了让史密特市长用我刚刚教会他的一句中国话向大家问好：“《南京零距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德国人的性格。
德国人的严谨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国游历的几天里，我当然感觉到了，不过，除了严谨，德国人身上还有更多让人惊叹的特质。
1、志愿者阿卡尔
在驱车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学德语文学的吕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机，提出晚上请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连续的疲劳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松一把。在买酒的小店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年轻人胸前挂着一个印有世界杯标志的胸牌，吕先生马上跑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叫阿卡尔的小伙子是世界杯的志愿服务者，他愿意为我们做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见到了阿卡尔。他说我们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车站广场看看，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世界杯比赛设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电视屏幕。一路交谈中我们得知，这个叫沃桑·阿卡尔的小伙子二十四岁，是土耳其人，库尔德族的后裔。我一下子想起国际新闻里那些关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消息，不过，这个小伙子很开朗，和大多数穆斯林一样有浓密的胡须、深邃的目光。
来到多特蒙德火车站广场，那个让当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电视墙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们在广场上驻足仰望这个庞然大物，这也是我们到德国三天来感受到的最强烈的世界杯氛围。据当地媒体报道，六月二日德国足协主席贝肯鲍尔先生专程乘直升机来为这个大屏幕揭幕。当天，多特蒙德阴云密布、山雨欲来，贝肯鲍尔一到竟然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当地媒体惊呼，他们的足球皇帝的光临果然是天降祥瑞。看来，哪里的媒体都会八卦。
距火车站广场不远是该市最著名的和平广场，据估算，开幕式当天会有一百万各地球迷汇集到这里共襄盛举，这对于人口不到五十五万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压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会聚集到这两个广场。为了应付那百年不遇的人潮，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准备。我们在南京也能见到的那种流动公厕就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不同的是他们的流动公厕是免费的。走着走着，阿卡尔指着我们脚下说，我们现在踩着的红地毯也是专门为迎接各地球迷准备的，长达六千米。这让我有些意外。在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常识中，走红地毯是最隆重的礼仪之一，走在上面的人非富即贵，而德国人却把这种礼遇提供给了全世界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来的都是客。
阿卡尔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而且是一个水平很不错的球员，还兼职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杯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就看不了比赛了，连电视转播也要请家里人录下来过后再看。我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活不了多少年，过几十年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能参加一次世界杯，能为这样的大事提供一点儿服务，老了以后回忆起来会觉得很有意义。他的回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锋”。我写前面一句话的时候犹豫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说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锋”好，还是说成“德国版的雷锋”好。他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做生意，却愿意为德国举办的世界杯做义工，如果按我们写劳模报道的方式，多少有些“国际主义”的意思在里面，但我想这个年轻人恐怕没想过这么多，这就是让我觉得他更可爱、更能打动我的地方。
采访结束后，阿卡尔竟主动掏钱请我们喝咖啡，让我们很不好意思。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童年记忆里他们民族遭遇的可怕磨难，气氛也跟着凝重了起来。对于这样复杂的国际矛盾，我拿不出像样的解决办法，也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但我想，愿意为别人付出并不求回报的人一定会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2、小事故后的大见识
在德国西部参访的一个早上，吕先生一早出门，开车不小心，把车撞到了路沿上一根突起的护栏，车被高高地顶了起来。下车后，我们看到车底哗哗地漏着淡绿色的液体。当我们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司机都停下来，伸出头大声问“需要帮助吗”。一个散步路过的老太太主动帮我们打电话给警察局、消防队、保险公司分别求助。
这时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路过，停了下来，趴在地上检查车辆，然后告诉吕先生，破损的不是油箱，是一根排水管，不严重，只要把车抬下来，开到维修点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四个人中一位女性，一位老人，把他算上也只有三个劳动力，实在抬不动这辆旅行车。这时消防车赶到了，下来六七个壮汉，长得跟德国足球队队员差不多。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可没想到这些消防队员看了现场后，摇摇头都不动手。瘦高的中年人跟消防队队员说，他是汽车维修工程师，是专业人士，请他们帮忙把车抬下来就可以了。可消防队队员们说，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这样的，必须有保险公司在场，他们才可以工作。瘦高的工程师听了很生气，和他们吵了起来，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袖手旁观？你们的程序既愚蠢又死板！”可消防队队员执意按原则办。气愤的工程师在我们车里找出千斤顶，自己动手了！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了，下来一男一女两名警官，了解完情况后要求工程师立刻停止，等待保险公司的人，并告诉他：“你的专业只能在你的厂里，在公众场合必须服从警察。”
几分钟后保险公司的人到了，了解完了情况后立刻调来一辆起重机，把我们的车吊起来拖回去修。到这会儿，我们这个小小事故的现场已经聚满了消防车、警车、保险公司的吊车，有警察、工程师、消防队队员、保险公司救援人员等一大群人。这时瘦高的工程师走到我面前说：“听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可德国的经济却在持续滑坡，什么原因？眼前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德国纳税人就养了这么一帮效率低下的公务人员，真让人生气。希望你原谅。”我赶紧向他致谢并解释，大家都是在帮助我们，只是方式不同，千万不要弄得不愉快。最后两名警官走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处理意见。警察说，那个工程师是一番好意，但他的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如果在他的帮助过程中车辆发生了更大的损失，保险公司将不负责赔偿。“现在我通知你：这辆车买了保险，拖车费、维修费都在保险范围内。这辆车在维修期间，保险公司将为你们提供一辆同样的旅行车，让你们免费使用七天。希望这个小插曲不要影响你们的心情，祝你们在德国一切顺利。”最后那名警官还向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他说，他注意到我们是记者，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拍成了新闻，最好不要在德国播出，因为他下车时比较匆忙，忘记戴帽子了，播出后会影响德国警察的形象，纳税人会不满意的。我向他保证不会并再次向警察和消防队队员表示了感谢。半小时后我们拿到了一辆崭新的欧宝旅行车。
一个很小的事故引来了这么多相关工作人员和市民，他们之间为了帮助我们竟然还发生了争吵。我很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减小我们的损失。德国人的热情、礼貌和严格按制度办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
熟悉的陌生人。
德国离我们有万里之遥，不过，这个国度里有着众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也有着众多被我们挂在嘴边念念不忘的大师、名人。
1、波恩&贝多芬
离开多特蒙德后，我们到了曾在中学历史书上熟悉的城市—波恩，曾经的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故居就在这里，这也是我向往的地方。
按照行程的安排，我们首先要访问德国之声电视台。下午两点半我们如约而至。德国之声国际部主任蒂曼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大门口，我就惊讶于德国之声总部大楼的气派。德国同行告诉我们，这栋大楼是目前德国造价最昂贵的大楼之一，原本是为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建的议会办公楼，没想到大楼刚建好就迎来了德国统一，首都从波恩迁到了柏林，后来德国政府就把它作为了德国之声的总部大楼。德国同行介绍说，这栋大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透明。外墙是透明的，办公室是全玻璃透明的，就连电梯也是透明的。走进这座大楼，每一间办公室里的情景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唯一不透明的屋子恐怕只有洗手间了。我的一个同事问，那办公室里岂不是一点儿隐私也没有了？一个长相英俊且有一个中国名字的德国同行冯海音对我们说，这栋大楼造价昂贵，都是用纳税人的钱盖的，所以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每一个议员的工作都能让纳税人看到，保证他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是透明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搬到这里来办公，让我们的工作也变得这样透明。说罢他就爽朗地笑了。看来，德国人的政治透明化都渗透到了建筑领域。值得一说的是，德国之声是政府投资的媒体，但是德国之声从来不听命于政府，政府也从不以老板自居，德国之声要求每一个记者对一切来自政府的言论和政策首先要持怀疑态度。
在我的想象中，联邦德国的首都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座标准的国际化大都市，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来到波恩时才发现，它原来是一座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用德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国际小村落”。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会把首都选在这样一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城市。然而这正深刻地反映出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人的心态。他们把首都放在这样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偏僻小城，就是要彻底改变全世界对德国在历史上那种强悍好战的印象。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在介绍波恩的时候这样写道：波恩，这座莱茵河畔花园式的城市享有了半个世纪的首都的荣耀，一夜之间又把首都还给了柏林，那份失落至今还在波恩人心里隐隐作痛。可是当我和一些德国人谈到这个话题时，他们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一部分德国人觉得首都就应当在柏林，这就是德国历史的原貌，还于旧都，无可厚非；而另外有很多德国人认为首都定在柏林不利于德国的国际形象，因为柏林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注定将永远和那场战争联系在一起。冰冷的政治、痛苦的历史给柏林这座城市积淀了太多德国人不堪回首的记忆，德国人更希望给全世界的印象是像波恩那样的亲切、宁静、平和。今天，大多数德国人更愿意把幸福和未来寄希望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而不是重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这些所见所闻和历史上德国总理在波兰出乎全世界意料的一跪联系在一起。在今天，世界上并非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勇气和理智去面对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说，德意志这个民族特别值得我们尊敬。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可以去拜访贝多芬的故居了，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才找到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的出生地。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人故居竟然和周围的建筑完全融为了一体，除了墙上一个不大的贝多芬头像和一块特殊的门牌，再无更多标记。更让我遗憾的是，当我们赶到时参观时间已经结束，只见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看门老人。我没有奢望严谨的德国人能为我们通融，我只提出和这个白胡子老人在门口照一张相，以示我们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敬意。就在我们转身告辞的一瞬间，老人突然对我说：“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中国人最多，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老人的话在我脑海里转了很久。的确，中国和德国的人民应该多亲近一些才好。
2、马克思的故乡
特里尔是德国西部靠近卢森堡边境的一座小城，坐落在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的北岸，青山绿水环抱，风景如画。之所以要来到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曾走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甚至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启蒙者—马克思。
其实，特里尔城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始建于公元四十年，非常难得地保存了古罗马时代的遗迹，最著名的就是一进特里尔城远远就可望见的雄伟的黑城门。这座如今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罗马建筑甚至躲过了二战的浩劫，至今仍屹立在摩泽尔河畔。
从黑城门我们步行前往马克思的故居，走了一段很长的青石路。我看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马克思当年就是走在这青石路上，思索着人类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在特里尔，只居住到了一八三五年他十七岁高中毕业。作为一个高中学生的马克思未必就已经开始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思考。
如同波恩的贝多芬故居一样，当我们已经走到马克思故居门口时，如果不是吕先生提醒＇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间普通的德国民宅和沿街的其他房屋有任何不同。推开那扇窄窄的门，我们才注意到这里大多数标志都同时注有中文和德文。这是在德国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的情况。稍微想一想也不奇怪，连昨天贝多芬故居门前的白胡子老爷爷都告诉我们，贝多芬故居的访客中中国人最多，我们也就不难想象马克思故居的中文标志因何而来了。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住宅，窄窄的楼梯、窄窄的走道、窄窄的小院，却诞生了一位思想博大的哲学家。院子里马克思的青铜头像和他夫人燕妮的雕像静静地立在爬满青藤的角落，静静地看着来到这里的人们。每个房间里的图片的注解都是德文，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毛泽东。青灰色的墙上，毛泽东的照片下有一句用德文刻的话。我赶紧请教吕先生，他一字一顿地念给我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想，很多到过这里的中国人看罢一定都会会心一笑。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一生说过很多至理名言，可马克思故居里不知为何选了这一句。
非常凑巧，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一个衣着端庄的德国女士主动迎上前来自我介绍。她就是这里的馆长—伯维叶教授。一看她的名片更觉亲切，因为它跟我所见过的德国朋友的名片都不一样，这张名片正面印中文，反面才印德文。这倒很像是我们的名片，正面印中文，反面印英文。伯维叶教授对我说，马克思是众多德国思想家中的一个，但是他研究剖析社会问题的方式非常具有科学价值，而他的哲学方法论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都仍然具有它的特殊意义。我对她说，德国出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你们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民族。她听完之后脱口而出“过去是这样的”，说罢大笑。
我在离开之前翻阅了那本厚厚的参观留言簿，每个造访者都可以在上面任意留言。我浏览了一下，中文、英文、俄文、德文都有，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我的同胞们留下了很多崇敬膜拜之词，也不乏标签、口号式的评价。我们不敢在伟人面前妄下评论，最后写下了一行字：孟非、向青、季双亭二〇〇六年六月七日来过这里。
第二十章神秘的国度
以特拉维夫—雅法为起点，我开始了解以色列这个神秘的国度。
1、随处可见的意外
经过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安检、问询和十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乘坐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雅法（以色列人心目中的首都永远是耶路撒冷，但是由于和巴勒斯坦的争端，很多国家都把特拉维夫—雅法当做以色列的首都，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驻以大使馆都设在特拉维夫—雅法）的本—古里安机场。这个机场是以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名字命名的。初入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充满好奇地朝着舷窗外看去，以悠久的历史和整日的炮火闻名于世的以色列，到处是连绵的山脉，灰蒙蒙的房子，一切看上去都很普通。但在之后几天的拍摄和游历中，我最初的看法随时随地就能被现实修正，最后演变成叹为观止。
按照行程，连时差都没有倒过来，我们就要开始紧张的拍摄了。为了方便我们和当地人交流，以色列方面特地安排了一名专职导游陪同，他是台湾人，姓张，是一名牧师，曾经在希伯来大学教书，会用英语、希伯来语和中文交流，历史、宗教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
拍摄了大半天后，带着一身的疲惫，我也终于可以定下心来仔细审视特拉维夫这座陌生的城市了。车开着开着，张牧师突然指着前方一栋灰蒙蒙的建筑，让我们快看。我抬眼望去，那是一栋类似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单位宿舍楼一样的建筑，六七层高，四四方方，也就比大部分筒子楼略好一点儿。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看的，只听他平静地说：“那是以色列国防部。”我立刻特别吃惊，因为那栋楼的门口也没有什么指示牌，要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那么重要的地方。一车人都感到惊奇，只有他见怪不怪，说以色列的建筑都是这样。
没过多久，车拐了一个弯，前面土坡上又出现了几栋小房子，张牧师的手再次一指：“这是摩萨德。”当时我就肃然起敬了，要知道“摩萨德”可是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在冷战时期，它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媲美。
车到了吃饭的地方，由于靠近国防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