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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以使人们形成必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参与活动本身而进行。
按照佩特曼的观点，公民参与政治最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社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他才能真正控制日常生活的过程。佩特曼重点研究了工业领域特别是工厂，因为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中，工作场所的活动在集体事务的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种教育功能，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而且，佩特曼认为，象工业这样的领域本身就应该被看作是政治体系，它提供了除了国家层次上的参与以外最重要的参与领域。如果个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施加最大程度的控制，那么，在这些领域的权威结构必须按照他们可以参与决策的方式组织起来。工厂内部的参与活动推动工业领域中权威结构中的民主化，进而废除了“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差异，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经济平等。佩特曼对当时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制度十分赞赏，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组织形式从整体上看，非常类似于一种参与性社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工业社会中蓬勃兴起的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实际上就是参与民主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体现。
提出一种参与民主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佩特曼也不认为直接民主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所有社会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扩大基层或地方的参与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民主的内涵。就参与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功能而言，首先，在当代社会，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事务决策，才能实现对自己生活前景和周围环境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或地方层次上的广泛的、深入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控制能力，通过在较低层次参与活动的教育功能，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国家事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最后，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在任何层次和领域都是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有广泛的机会学习和实践民主，私人个体将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自我实现的公民。
由于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无法解决政治现实中的个人主义困境，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同时代许多学者的共鸣。作为新左派代表之一的麦克弗森对当代的民主政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二十世纪市场社会的一个巨大悖论，即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现实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而缓解这一危机的主要手段就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与参与民主相结合。只有公民不断地直接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巴伯同样强调了参与民主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疗救功能，提出了一种强势型民主的理论。他在《强势民主——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猛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民主”，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只是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它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将引发许多严重的后果，最典型的是它摧毁了传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维系纽带的同时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纽带。在批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巴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这种方案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等理念为特征，将市场社会中的个人重新连接在一起，找回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失散的、孤零零的个体。
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积极回应。社群主义同样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重新的图绘。社群主义批评作为自由主义前提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不管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认识论，都在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与其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的谬误之处在于，它所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目的所承当的责任。社群主义则以家庭、社区、宗教、工作场所、结社乃至国家等社群为，探求的是一种以社群的公共善为目标的价值伦理或以个人品格为基点的德性伦理。因此，社群主义自然而然地将社群的建构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显然，社群建构的一个必然过程就是社会成员的直接的、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过程，社群才得以可能。通过参与活动所形成的协商活动，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能力，发展公民的人格和精神，同时明确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增进公民与社群的关系，最终实现公共之善。
参与民主理论对参与的强调继承了古典民主的基本精神，在当代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在参与民主论者看来，参与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还包括经济领域的参与（例如职工对企业决策的参与）、社会领域的参与（例如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政党组织内部的参与等形式。为了避免人们对其理论的误解，参与民主论者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直接民主，参与仅仅是人们扩大对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参与民主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当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到物质丰裕的繁荣时代，自由主义民主日益显示出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缺陷和危机，如普通民众很难对代议民主政府体制及其决策过程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精英主义和大众的政治冷漠并存；自由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对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自由主义民主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公共善的失却。参与民主的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主义民主所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参与民主改变了二战以来民主理论过分依赖经验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参与在民主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民主理论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平等特别是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基层生活的平等，主张不仅在政治领域实现民主，而且要实现包括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民主，以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民主化来缓解由于结构因素导致的经济不平等，试图来回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尽管并不成功），即民主所追求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虽然无法取代自由主义民主在市场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种针对市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的疗救方案，参与民主理论还是得到了不少政治家、学者以及许多民众的支持，对于维系一个公共性的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与和民主理论》，＇美＇卡罗尔。佩特曼著，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返回目录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蒋冬梅《读书》2006年第11期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是另一回事。当法律或公众情绪不允许对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有所争辩时对意见的真确性本身就是伤害。
缄默的结果是使异端意见永远得不到公平透彻的讨论，但一些经不起这种讨论的异端意见也不会因此消失。最大的损害还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结果。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人们永不会享有思想动物的尊严。
返回目录水龙头的普世象征
□郑鸿生《读书》2006年第9期
“野火”的历史任务
一九八二年夏天，岳父母远从台北飞到美国旧金山湾区，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已被服务的“中信局”调到台湾工作，～生奉公守法，是个典型的公务员小康人家。这可从他们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时，只能提供单程机票与一点零用钱来送行看出。而这么一个典型的基本拥护国民政府的外省公务员家庭，对他们女儿找了一个本省女婿却是绝无二话，只有祝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在经济上越发兴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重组基本完成，电子与信息产业开始起飞，但是政治上却还是个十分陌郁的时期。那几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多重政治事件：一九七九年底爆发美丽岛高雄事件，接着的大逮捕中又有我们熟识的友人；一九八零年初发生林家血案，过一年又发生访台留美学者陈文成命案。当时我们远隔重洋，家乡发生的事却是令人极为牵挂，这些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在我们心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岳父母来后，我们除了带他们到处游览外，闲时也不免谈起美国及家乡的种种。岳父有着现代化的开明观念，对他女儿大学时代介入的校园异议活动并不介意，甚至还感到骄傲，因此我们对很多话题颇为投契而不见龈龄。然而有一次与岳父谈着，竟就转入了台湾的政治，而触及林家血案。对谁是背后主谋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让我们互相提高了声调，岳父显然不愿面对威权体制的特务主导此事的可能性，最后他起身离座，走了几步又回头怅然说道：“你看，我像是个特务吗？”
岳父这句话让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一点也没有要把共谋的责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灿然从来不屈脚阅此辟．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平常对当局的作为也会多所批怦，却似乎自觉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以致说出这样无奈而悲切的话来。如此回应，让我顿觉个人处于不同处境的诸多困境与无奈，此后对于岳父的立场我也就释然于心。
我体认到像岳父母这辈播迁来台的外省人的心境。他们中像这样具有开明现代观念的为数不少，也因此才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自由中国》杂志领头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传布；以及六十年代重现“五四”风华的文艺复兴盛况。而这么一批开明现代派的外省人，由于有着这么一个大陆背景，或多或少都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有关系，或者是家人亲戚，或者是同事师友。这是因为那时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针对与左翼思想有任何联系的人土，而从大陆来台的这一批开明现代派，对威权体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台独势力乍起之际，又被迫要与这个威权体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样的困境，我从岳父那句话中是深深感触到了。
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龙应台开始在台湾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后集结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烧全台的时候，岳父母这样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龙迷，显然龙应台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多年来的无奈与闷气。
单从《野火集》的文本来看，它所要燃烧掉的是被追求“现代化”的国民所深深引以为耻的、社会上的诸种“落后”现象。就像龙应台后来自己说的，她并不要像当时党外民主运动那样，去直接对抗当时的威权体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回方式去挑战其统治基础。虽然读者并不一定会有这般深刻而曲折的体会，但是《野火集》确实在政治上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它所召唤的读者群，正是如岳父母这样有着现代化信念的标准公民／市民，召唤出来的正是他们长年以来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落后现象的羞耻感，及对现代化的渴望，当然也包含了对威权体制特务手段的不堪。这种祛除落后、“向上提升”的急切渴望，就在八十年代的这个时刻转为愤怒了，“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质问正是个有力的召唤。
国民党如何丢了“现代”光环
战后台湾社会对现代化与落后问题即有敏锐反应，一九六三年一位留台美国学生狄仁华写了一篇批评国人没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学校园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青年自觉运动。与此同时的《文星》“全盘西化论”之争，以及接着在七十年代初《大学杂志》的现代化论述，不用说是更深刻的思想运动了。
这些以欧美为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八十年代基本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标准公民／市民的话语，当局面对这种新兴的社会期望，它残存的诸种威权作为就显得极为汗格不入，尤其是继续以恐怖手段作为统治技术的那一面。
龙应台《野火集》所召唤的这些社会标准公民，在更早的时候也曾被另外一种称为“小市民”的身份召唤过，而召唤者却是威权体制本身。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二年的事，当时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后的民主抗争正闹得风风火火，而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正在鼓吹设立民主墙、开放学生运动。那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场，以“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来攻击台大异议师生。当局旋将此文印制成数十万份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环境卫生、讲究生活品位的所谓沉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现代公民”。这批现代公民被召唤出来对抗“治大乱党”，在当时十分有效，台大的异议师生虽然在校园里获得了支持，但在社会上却处于劣势。
同样处境的这批‘叫。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一九七二年曾是《小市民的心声》企图召唤的对象，但他们在十多年后却成了龙应台的热烈支持者，成了动摇威权统治基础的野火的一分子。因为到了这时，国民党已经在小市民／现代公民的心目中开始崩盘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九八零年前后的政治事件让国民党极为“落后”的统治术充分曝光，让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为耻。
《野火集》在关键时刻迂回地扯下了国民党“现代化”的残余光环，但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与“现代化”完全脱钩，还是与民进党夺得“现代化”大旗互为消长的。野火过后没几年，民进党就以“进步”为名建党，从反面将国民党的“落后”定了性，直到如今，社会上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尽可归诸旧党国余孽。而这正是民进党在九十年代攻城略地之后，逐步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国民党是落后的守旧政党，而民进党则是进步的现代政党”。
九十年代中期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现民进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争战中已经基本获胜。一九九七年，台北市宣布辖区内的户政事务所全面启用户政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几十年来用笔书写在户籍大簿上的户口资料计算机化。报纸上一时忙着介绍户政计算机化带来的诸种好处，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还特别强调说，户政所人员将以全新的便民态度来服务市民，譬如作业柜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来与户政人员面对面交谈，还会有服务人员来亲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传说，这些都是陈水扁市长的德政，是民进党的进步便民理念的展现。
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的承诺，后来确实都实现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误导信息，就是这荣耀全被归于陈水扁市长与民进党。
真相是，台北市户政信息系统是全台户政信息系统的一环，在那时已经筹建十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后，在台北市全面实施之时，而恰巧就在陈水扁的市长任期上。
从一九八八年开始，资讯工业策进会接受“内政部”委托，进行这套大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置，而我本人当时刚从美国回台，进入资策会工作，恰巧就是负责这套大系统的网络方面的规划设计，直到一九九六年离开，因此熟知建立这套系统的来龙去脉。
这个当年台湾最大的网络联机大型信息系统，会交给资策会来建置，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除了资策会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单位外，“内政部”也信任没有厂商包袱的资策会工程师，会以最先进的技术建置这套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当时国外的大计算机厂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通过各种途径游说采用他们的专属系统。采用厂商专属系统的好处是用成熟的专属技术来解决问题木容易出错，资策会可以乐得轻松。然而资策会的工程师却是高瞻远瞩、不为所动，决定全面采用当时虽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却是最先进、最公开的开放式计算机与网络架构，以免公众的系统被任～专属厂商的技术绑死，而代价则是资策会的工程师必须辛苦地边学习边开发这整套系统。
在系统主机与工作站上，我们订出来的系统规格就是以UNIX为基础，而且必得有能力处理三万个以上中文字的开放系统；在网络方面我们订出以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