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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公务人员感到永久的不安全。斯大林死后，这一官僚体制被打破了，历史学家列文（Moshe Lewin）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心，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支持了个人权力的复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了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向所有权聚集状态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而在中国，这种同样的有权势的公务人员向财产所有者转变的趋势却比较有节制，因而政治阶级的恶化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这些应该归功于：一、制度力量的相对强大；二、干部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和对于腐败以及不能胜任者的限制；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国家命运更负责任的精神。
中俄之间的第二点差异来自于对过去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相当于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虽然他应该为“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负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带领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伟人。毛的功过被三七开，整个社会体制都铭记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光辉形象。中国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们将自己放在了继任者的位置上。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尽管对于斯大林的评价至少要将对毛的评价翻过来）。安德罗波夫可能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同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一九四五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能最终融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存。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无力。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而将这段历史描述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现在来讨论中国的第三个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十九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利。他们丧失这种权利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的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妇女是不能拥有投票权的，直到一九○五年，妇女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利。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本世纪的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与此相反的是，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往往成为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证明是成功的。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最后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其权力的实施过程中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权力滥用。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制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政府很好地实施着，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就是腐败。中国的腐败呈上升的趋势。在十年间，中国从按照腐败严重程度排名的一百个国家的末位上升到第五十七位，和阿根廷、埃及、拉脱维亚、泰国和土耳其差不多。但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长处在于还在进行反腐败的斗争。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呆在监狱的铁窗之后……虽然所有这些并不能表明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问题，但却说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五百强——这些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五十八家（12％）来自亚洲，其中四十六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了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a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和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和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须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在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保证的权力，迟早，也许二十年，或许更短，就会成为现代化的阻遏。这一点需要深思熟虑，欲速则不达。
中国宣称要将人均GDP从现在的一千美元增加到二○二○年的三千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汲取得越多，面临的发展危险就越小。
北京 二○○五年秋
返回目录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林 春《读书》2006年第4期
“北京共识”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提法，但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因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不公、两极分化、农村基层教育和大众健康等的大规模滑坡；（二）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因素，包括敌视力量及“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争夺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短期利益与长远的代价不成比例，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四）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崛起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后者又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在这样的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
事实上，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及号召力。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准确稳妥，也比较灵活。比如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无需在国际上求取很大“共识”，却是中国改革设计和今后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些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无法包容的。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其间无数曲折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和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摸索中继往开来而逐渐成型的，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如何在一个开放世界里坚持以本土需要为依据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是决定其功过前途的最大考验。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这个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第二，健全有效的法制和民众参与、监督机构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保障。否则一旦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即被压制或误导，甚至使以“人民”的名义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繁多，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剥夺民间智慧及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概括为两条。前提是作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的改革必行。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改革因其方向与东欧式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故此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已是明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将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完成或私有制不到位，或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的“完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主张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私有化。如此自相矛盾，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运作。第二，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改革失误后果特别严重，在发展道路、分配格局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已造成某些影响深远、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应该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前者克服了剥削和压迫，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速高效低，仅以超高投资率与超廉劳动力维持。以“效率”压“公平”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拜金、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恶化。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对改革道路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反思。比如反贫困，中国在二十几年间使几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亦出现大量城市贫困及城乡因病或因不堪重负的教育费用而致贫的现象。又如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在一切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但同时却又高度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乃至不惜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价。再如乡镇企业八十年代的繁荣并未以私有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尽管其后的转轨使一场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半途而废，它的潜在意义，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错过的机会，明显地至少两次。一次是未能抵抗汽车工业的诱惑，取代了全面建设公共交通，鼓励发展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另一次是WTO谈判做出过度退让，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贸易开始转向造福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良机。此外，我们轻视开发国内市场，又在许多产业中对外资放弃技术转让的要求，使自己变成所谓的“世界加工厂”，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如高毒性焦炭生产等。当然，在全球化博弈中，中国也有赢的地方，但输得太多。原因之一是缺乏广泛参与的探讨和政策论证。反对意见发不出来或听不进去，主流媒体又一哄而起宣传盲目接轨、市场迷信。结果是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成了他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这项反思工程有些已经在做，比如对医疗和教育改革的辩论和诸项亲民绿色新政的出台。但需要动员大家一起做，从而寻求新的可能性，力争变被动为主动。其中关键的一环，是检讨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式？
首先，中国模式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它要求恢复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来人民主权的伟大传统，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立法的依据和政府行为的准则。“人民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最根本的制度和政策体现应包括：一、保障民族独立并在险象四伏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及财政金融的安全；二、国有资产、税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益服务于可持续性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三、公共政策以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为主，同时奖励开发多种民间资源；四、实现政治民主，为公众参与各级决策立宪，并继续寻找其有效的机构、形式和渠道。要实现这些目标必从国企私有化刹车入手——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私有改制总体上未能改善企业效益，反而造成失业危机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国有银行的改制更需慎之又慎。政府立足点在过去数年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是目前“群体事件”激增的根本原因，对之唯有变压力为自身重新定位的动力。只要党政官员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人民对暂时的困难就能理解并帮助解决。法治本身并不是民主，人民应该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各级人大应真正代表民意。
其次，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手段）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九八○年前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意义，或者说在今天的意义特别重大。事实上，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最可称道并值得自豪的成就，使国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远远领先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面向大众免费或低收费提供的住房、交通、医药、教育等设施即使在灾荒时期也不曾放弃。但九十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在中国的所谓“市场化”程度迅速超过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东欧（更不必提社会主义的古巴），使几代革命者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几近付之东流。由此必须提出重建覆盖全国的群众卫生防疫、公费（含社会、集体投资）医疗体制和免费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