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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一个技术工的收入，可是他说：“我们（干部）穷，但是我们有战斗力。”
那么，“工会民主”能够使美国工会走出困境吗，能治愈美国工会的美国病吗？费奇的翔实分析展示了美国的劳工如何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上下左右内外条块地分割。针对这个问题，“工会民主”，这个大多数工会改革家使用的口号，就显得空洞而肤浅，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使某些地方工会内部比较民主，但以利益群体为核心、条块分割的宏观架构本身却阻隔了工人之间广泛的认同和联合。事实也证明，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那么，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为什么作为工人组织没有能够克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呢？费奇认为，与欧洲的工会相比，美国工会的困境来自于画地为牢的半封建领地性的体制问题。这一分析似乎在提醒我们，工人组织相对于农民组织的先进性是潜在的，却不是必然的，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美国的工会组织奇特地复制了类似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十九世纪法国农民的状态：“它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它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而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相加形成的。”然而，不同的是，如果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十九世纪法国小单位农民的袋装马铃薯式的社会生存状态，那么，美国小单位工会的袋装马铃薯式的体制则来自于美国的法律、政府、资方对原始的行业工会的扶植和栽培。劳联屡屡战胜新型的劳工组织对它的挑战，和这种扶植分不开。
这里我还要谈一谈费奇的书的欠缺。费奇分析的重点在于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及其后果，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就是缺乏对美国工会的政治分析。我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问题和局限，这个局限也使他不能更充分地分析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当然任何著作都应该有所侧重，但是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美国工运界已经有人士提出。二○○五年三月的《每月评论》发表了十一位美国工会活动家的联合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工会的未来：面临二十一世纪，重建工会运动》（Kate Bronfenbrenner； Donna DeWitt； Bill Fletcher； Jr。； et al。 “The Futur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S。： Reinventing Trade Unio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56：10）。作者指出，工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会能不能迎接挑战，成为与非正义做斗争的武器，还是沦为帮助其会员减轻些遭遇资本主义痛苦的机构？”文章接着提出：“工会运动的信念究竟是什么？”这表明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问题首先不是美国工会有没有战斗能力的问题，而是工会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工会的定位问题，是有没有战斗意识的问题。作者们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劳工运动讨论中没有明确的说法。我的浅见是对工会体制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推进到政治问题的分析，那么对体制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彻底。应该说，费奇的分析对于我们探讨美国工会的政治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使我们看到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政治问题是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共生关系。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对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一个总体的判断，我们也就不大容易了解美国工会的海外运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劳工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工帝国主义从劳联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儿就开始了。劳联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海外活动，维护美国国家政权的利益。其中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一九一○
—— 一九二○）从事反革命活动，支持和维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立“泛美劳联”（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来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二战”期间劳联起先是反纳粹，后来就反共产党，而当时共产党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种运动中是主导力量；“二战”以后，冷战期间，劳联在意大利和法国积极反共，随后在整个欧洲反苏。这些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在拉丁美洲，通过“自由劳工发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AIFLD）； 劳联支持和参与推翻了几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非洲，通过它的“非美劳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 劳联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亚洲，劳联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亚美自由劳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韩国和菲律宾展开活动，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对于劳联—产联的缩写，AFL…CIO，人们戏称为AFL…CIA（劳联—中情局）（Kim Scipes； “Labor Imperialism Redux？： The AFL…CIO’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5；” Monthly Review 57：1，May
2005）。
一九九五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劳联—产联外事机构 AIFLD），由美国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国国际发展处”（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资助，又参与了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
为什么劳联—产联不能摆脱它的劳工帝国主义？有人道出了真情，此人是爱德门德·麦克威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主任。对于美国劳工在冷战中做出的贡献，他评价道：
劳工外交，即美国外交关系中与提倡工人权利和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相关的方面，是美国外交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工会为美国遏制和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冷战结束后，劳工外交被外交决策者们摆在一边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轮挑战下，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越发重要了。又到了劳工外交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价值的时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上，工会可以起与它当年在冷战中同样有意义的作用（Scipes，见上）。
费奇在书中提到过劳工帝国主义，但他所指涉的范围比较小。他谈到美国工会的一些虚伪，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馆业和成衣业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为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维护就业合同的斗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UNITE的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来的公关策略是打击海外的血汗工厂，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虚伪的公关转移了一般民众的视线，引导美国年轻的大学生无视本国的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出了救世热情。这种伎俩和救世情怀的确是劳工帝国主义的表现。但是劳工帝国主义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的领导层与美国帝国主义合作，长期以来是美帝的帮手。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的、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散和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尽管费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但还是深入地剖析了美国工会的弊病，对我们了解美国工会和工运是一本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书。
返回目录融合模式的失败？
□罗 卡《读书》2006年第5期
最近在法国大城市郊区爆发的骚乱，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成为媒体高度关注的一个事件。发表的相关文章都强调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另外，法国与中国媒体上都流行谈论一种观点：法国国民与移民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按照这种说法，法国老百姓对移民的看法在近年有很大的改变，十九世纪以来，移民为寻求打工的机会而一波波迁入法国，这一系列移民潮都被法国社会成功地加以融合了，但是，目前的“融合政策”却在最近一轮的移民潮上失败。据这个分析，法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不符合目前的多元文化共存的要求。法国模式以倡导移民必须接受迁入国的价值观念为核心，在上述观点看来，既然这一模式已被实际情况证明行不通，那么法国社会就应该借用一些“社群主义”模式的优点。总之，在法国社会最近流行歧视移民、排斥移民这些现象，其缘由都是与法国社会没有能力接受文化差别有关。据这些媒体的报告，“郊区危机”基本上是“文化危机”。而我所要解释的却是：首先，“郊区危机”不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的失败”的结果；因为那种模式从来没有存在过；其次，“郊区危机”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而是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的结果。
“共和国式融合模式的危机”之说的误区在于，其一，不能说过去法国移民的历史就是一个太平无事的过程。多数的研究与材料都充分证明，从十九世纪以来，排斥、歧视移民是普遍的行为。比如，一旦有工人被解雇开除，或失业状况恶化这样的事件发生，通常就会引起法国工人的暴力反应。他们会手持棍棒袭击意大利咖啡厅，殴打比利时工人，不乏因此发生的流血伤亡事件。当法国与某一个国家之间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候，民间也会爆发针对那个国家的公民的报复行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情况：外国人，特别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外来者，被挑出来充当替罪羊。
另外，城市暴力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焚烧车辆、攻击公共汽车就成为了频繁的活动。每个周末过后，安全机关都要发布被烧车辆的数字，这一数字已然构成“郊区状况”的基本指数。我有意使用“活动”这个词，是因为最近爆发的类似运动都带有“好玩”的特点。这并不是说，这些运动不是“严肃”的，不表明社会焦虑，不体现对法国社会不公平的反应与批判，也不是说，在那些更典型的社会运动中就全然没有“游戏”因素。这里要强调的是，与其他运动相比，焚烧汽车这一行为因为其缺乏其他方面的因素（没有代表，没有传单，没有明确的要求或目标），所以对郊区骚乱而言，“游戏”因素占了很大成分。由于生活在郊区的人缺乏娱乐活动，焚烧车辆就不仅是失意者表达不满的渠道，也带有“消遣”的性质。
其二，法国根本的社会冲突并不是文化的、种族的或宗教的。把社会骚乱视为文化冲突的结果，当然是时髦的观点。然而，文化现象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以外的现象。欧洲有很多的例子足以证明，民族、宗教等等的同化都是由社会地位改变，由偶然事件，由经济危机等等社会现象而促成。因此，不能认为种族主义行为是某一个人的自身的选择，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感染性的病毒。如果观察现代法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距离感这一观点没有丝毫客观的基础。目前，有一些人认为，造成“法国融合模式危机”的最大缘由在于，随着最近一轮移民高潮而来到的人们，其文化特点与“地道”的法国文化之间距离太遥远。据这个分析，过去的移民基本上是欧洲人，与法国人的风俗和价值观很接近——他们是基督教徒，说拉丁语系的语言等等。但是，那个时代的法国工人的看法可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的行为、观念、习俗等等与法国人有很大区别。社会与国家的认同，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还是通过阶级、民族等渠道，其实都是以排斥“异国人”为基础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法国历史所揭露的实情是：文化冲突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关于这个现象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已经成功“融合”的“老移民”对于新移民的观点。在已经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移民群体当中，恰恰有不少人觉得近年到来的移民太多，所以投票给极右党派的选民也比较多。这样一种观点的出现，清楚表明，移民完成融入的过程，其途径正在于排斥新一轮移民高潮中的来者，也就是排斥那些尚没有成功融入的人。文化认同不是本质性的，而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现象。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文化认同都只是政治操作的结果，而是说，个人与群体是从社会经验的角度来制定其文化选择。
其三，“法国融合模式”从来就未曾存在。当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移民融合的过程一直没有遇到不能克服的障碍，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这一情况是法国政府自觉地、系统地、持续地达到的结果。尽管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同政党的政府都采取一系列政策以推动或限制移民，比如批准移民的家庭成员到法国居住或实行血缘法等政策，但是，“法国融合模式”基本上是偶然事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是丰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将涉及到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国家，尤其是民主的国家，有控制移民的迁徙的能力？据我看来，尽管国家的作用在任何领域都是有限的，但移民迁徙这个方面是国家能力最弱的领域之一。因此，其实并没有成型的“法国模式”可以模仿、复制或改革，只有以一些融合机制为基础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到底为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一直成功吸收了连续多轮的移民高潮？其实有四个相结合的机制可以解释这个通过“火与血”来实现的成功。
第一个是劳动。因为法国工业需要外国劳动力，所以移民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随之也就有机会与法国工人发展交流和互动，吸收本地的语言与风俗，得到社会承认；取得身份等等。当然，融合并不就意味着公平。在二元劳动市场的结构下，移民劳动力必须忍受最坏的劳动条件。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总是肮脏、危险和低收入的，通常是法国工人不愿干的活。但是，通过与法国工人以及前一轮移民潮的移民在工作上形成配合，也通过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工人运动的方式，新一轮的移民逐渐接受了法国工人的习俗与价值体系。
第二个机制是教育体制。移民（包括不合法的，没有暂住证的）的子女都能上学。当然，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说法国社会确实保障了公民子女日后成功的公平可能性。教育挑选就是社会隔离的结果。虽然如此，但是，移民子女从三岁开始就接受法国学校的教育这一实际情况，不能不引起移民子女在语言、行为、观点上的深入改变。尽管移民子女上大学，尤其是考上优秀大学的可能性相当低，但是与法国工人子女相比，这一项上的差异并不太大。
第三个机制是“区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止，移民都居住在城市内的街区当中。法国大城市中都有传统的移民聚居区，不过，那时这些区域没有“封闭、独立”的特点，本地人（尤其是工人与小资产阶层的成员）也在这种地方居住。在这个情况下，就发生了——虽然是有限的——社会混合的现象。邻居之间形成互助、互动的关系，友谊、恋爱、婚姻等等的现象则会引起成人及其子女的融合。
最后一个机制是国民兵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止，法国一直实行全民兵役制，尽管一些青年（基本上是大学生）会找办法来逃避服兵役，但是，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不得不完成这一义务，这也包括那些因在法国出生而获得法国国籍的移民子女。这样，至少在一年之间，移民子女有机会与其他阶级出身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
总之，上述这些制度与政策，其设立的初旨并非专为融合移民，但却真正形成了法国的移民经验，因此倒足可视为某种模式。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乃是因为这些机制都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全民兵役制被取消了。第二，法国失业率有所上升，尤其是低技术岗位，供远远大于求。过去，移民的融入化与工业化是同步的现象，因为工业持续发展，需要体力充沛的劳动力，所以能够吸收新来的移民。而在目前，这一可能性有所下降。第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政府对大城市进行的重要调整，引发了地区隔离的现象。近年以来，城市中心变成了只有富裕阶层与高级中产阶层居住的地方，郊区则分为高层、中层和底层分别占据的不同居住区。条件恶劣的郊区被视为可耻之物，那里的居民都经历着同样的生活——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家庭状况差等等。你住在这些郊区城镇，就意味着你属于“异类”群体，甚至属于犯罪团伙，于是，愿意给你提供工作或出租住房给你的人就很少。你一直背负着侮辱性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