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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日本当代社会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长期不景气让很多日本人都在重新思考日本民族自己的出路。该怎么样认清当代日本社会？我读王先生这部书，深深体会到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代学者的责任，战后六十年来的日本，应该好好作一研究。
董炳月：这套书的价值之一是系统地提供了一八七一年之后约六十年间中日关系方面的具体知识。有些知识与当前的某些社会事件构成了参照。比如二○○五年春天发生在大陆的“抵制日货”问题。王芸生的这套书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最早的“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在一九○八年。屈指算来，中国人“抵制日货”的历史已经有九十七年。断断续续“抵制”了九十七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每次的“抵制”都没有效果。既然如此，如何才能走出“抵制日货”的怪圈、来一点更有效的行动？
这套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因此具有很大的“生产性”——具体说就是能够让读者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我通过阅读就开始怀疑某些本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者历史表述。首先是中国“抗日”的问题。“八年抗战”的说法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八年”是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算起。后来把前移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多出来七年，又说是“十五年抗战”了。但是，王芸生先生告诉我们，日本武力侵略中国是从一八七四年进攻台湾、占地杀人开始的。同时，以高山族人为主的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抵抗。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或者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但中国人的“抗日”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开始了。我想，如果把一八七四年作为抗日的，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显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能够说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是“中日友好”问题。在近代以来日本残忍地侵略、祸害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怎样的“友好”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仔细想来，那种“友好”缺乏国民层面的真实性，缺乏历史基础，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说不是一种国家关系的常态。现在，历史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两国老百姓各自发出心底的声音，“友好”就崩溃了。今后如何重建中日关系，建立怎样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第三是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
从王芸生的这套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清政府腐朽无能、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是导致日本入侵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侵略与被侵略实质上构成了“制度的共谋”。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异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且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张季鸾在一九三二年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痛感“国家之可危可耻”，王芸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所写的《修订导言》中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批判反动政府为了阶级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都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为日军的长驱直入提供便利。“八一五”之后又“下山摘桃子”、“劫收”甚至发动内战。近代中国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分化、利用，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用于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知耻近乎勇。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接受历史教训，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金以林：一九九五年，我因工作需要曾认真读过一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间过了整整十年，可以说研究这一时段的中日关系，至今还没有一部学术著作可以超越王先生的大著。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唯一一次彻底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排除有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尽管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抵抗，又何尝不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绝不应该轻视中华民族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
返回目录从那霸到上海
□孙 歌《读书》2006年第4期
二○○四年的圣诞节，我是在冲绳的那霸度过的。
当飞机准备着落的时候，我经验了一次奇特的低空飞行。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下面美丽的海浪透明地追逐着，幻化着，飞机就在海浪上掠过。不知是否是幻觉，依稀觉得看到了水底洁白的珊瑚礁。听说珊瑚死后的颜色才是白的，而白色珊瑚会把深蓝色的海水点染成美丽的碧绿：冲绳渔民视绿色海水为死亡的颜色，因为水底一定有珊瑚的遗骸。飞机抖动着机翼，掉转着角度，舱外的天空和海洋倾斜着连成一体，海天一色，让人产生幻觉，不知道人在天空还是在海底。我不记得这低空飞行持续了多久，但这个迥异于其他机场着陆方式的低空滑翔，却把一个美丽的时间维度定格进了我的记忆。
几天之后，我才从冲绳人的口中得知，所有进入那霸的飞机都必须要在起飞之后和降落之前保持一段时间的低空飞行，因为，冲绳的领空被美军占领，民用客机不能够进入高空。为此，飞机要承受更多的风险，耗费更多的能源。当我听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几天前那个美丽的定格在瞬间轰毁。眼前浮现的，却是几年前在海南岛我国领空发生的与美军飞机撞机的镜头！
冲绳，是一个被占领的岛屿。一九四五年美军攻占冲绳岛的时候，截断岛上南北通行要道，把当地人集中到固定区域，不许他们随意走动，并在岛上划出大块地区筹建军事基地。后来，当美军解除了对冲绳老百姓的禁令之后，在这个岛上出现了奇妙的政治文化景观：以美军基地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生活集散地，这也就是今天的那霸市城市格局。冲绳的百姓为了生计，把美军基地变成了谋生的媒介，战后产生了许多针对基地的行业。在今天的那霸市中心，坐落着普天间空军基地，当地人无法穿越市中心通行，只能绕路而行；这种零距离的共生状态带来很多麻烦，岛上频发的恶性事件，让老百姓吃尽苦头。
我和同行的学者一起到冲绳国际大学参观。这所私立大学紧挨着普天间美国空军基地，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据说是因为毗邻基地的土地比较便宜，政府每年还提供补偿费用，当年才会在这里建大学。几个月前，一架据说是刚从伊拉克归来的直升机从基地起飞后直接撞到了大学的一号馆墙壁上，引起大火，烧掉了半栋楼，烧焦了院子里的树。更残酷的是，人们在飞机残骸散落出来的零部件中，发现了和贫铀弹类似性质的放射性物质的载体，而且其中一个去向不明！直升机的坠毁，给校园留下了无法驱散的阴影。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教员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可是我们没有任何防护的能力！
在那霸逗留的短短几天里，我们赶上了冲绳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当地群众的抗议，美军决定关闭普天间基地，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一九九六年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书看中了离那霸市并不太远的名护市边野古，这是一片著名的珊瑚礁产地，由于海水清澈，栖息着许多珍贵的海洋生物，有些还属于濒临灭绝的罕见物种，这里的海草则以纯净上乘而闻名。为了建造新的基地，美军要填掉这片美丽而富饶的海湾，这当然意味着毁掉这里世世代代与海湾共生的渔民的家园。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名护市民投票反对建设新基地，接着，发起了抗议静坐示威活动，这个长达几年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妨碍了工程的开始，但是并不能阻止它。到了二○○一年一月，日本政府决定在边野古海域打桩建设新基地。美军军方把填海造基地的工程通过竞标“承包”给了日本的大建筑公司，自己坐山观虎斗。于是，当地人从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开始，与在海里打钻孔勘探的日本公司展开了顽强的对抗。我们到达的时候，边野古的人们已经抗争了二百多天时间，他们每天到海里的勘探架上去静坐示威，借以拖住工程的进展，为取消这个计划争取时间。时值隆冬，海面上寒风刺骨，静坐的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需要换班。这片海域里已经竖起了六七个勘探架，示威的人手显然不够。因此，这引起日本全国志愿者们的关切，他们从各地赶来，要求参与。据说当地人有过一些争论，是否应该让来自日本本土的志愿者参与，但是我们到海上的时候，发现本土的志愿者的确已经参与了这艰难的抗议行动。
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边野古，听那些组织和参与静坐的人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说，在漫长的抗争中，为了确保斗争的合法性，他们一直坚守“非暴力抵抗”的原则。他们曾经划着小船试图靠近勘探架，被勘探队员推入海中；落海的人爬上小船，仍然划船靠近，又被推入海中。这样明显弱势的斗争方式为他们赢得了坚持抗争的权利，因为警察没有找他们麻烦的借口——边野古人知道，斗争的合法性，在这个并不合理并不公正的世界上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沙滩上听到的一位从九十年代后期就致力于抗争的老妈妈的话。我问她，是否认为这场抗争可以赢？她冷静地说：她并没有这个期待。之所以全力以赴地抗争，是因为她觉得这抗争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可以把历史传给下一代。“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的琉球，我们可以自由地跟东亚和东南亚进行贸易。那个时代不再有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掉。我要让子孙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放弃自由的理想！”
也正是在边野古的海滩上，我听冲绳的几位学者讲述着他们的处境和困惑。冲绳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唯一被美军登陆作战的地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战争记忆与日本本土是一致的。在战后思想史脉络里，日本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一直倾向于把冲绳看作日本的受害者，因为它不仅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牺牲品，而且在战后美军基地的蹂躏下依然付出着沉重的代价，而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一直无视冲绳的被害体验，冲绳人撤走美军基地的呼声至今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如果加上对于历史的回顾，本土的进步知识人不免产生更多的歉意，因为在冲绳成为日本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它被强加了太多并不属于自己的文化，比如天皇制。我在那霸曾经看过一场以地方戏的形式演绎江户时代忠臣故事的剧目《忠臣藏》，尽管在台词和表演中有着相当多的属于冲绳而不属于日本本土的自由感觉，但是这个来自冲绳外部的历史故事仍然在那霸显得不够协调。日本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冲绳会歉然说道，“这里不是日本”，我能够理解那里面复杂的潜台词。
然而我遇到的几位冲绳知识分子却似乎并不愿意单纯以受害者自居。在他们的讲述里，加害与被害的结构关系被更多地内在于冲绳本身，而不仅仅是在“美国”、“日本”与冲绳之间。波平恒男教授在他的战后思想史研究里指出：那霸与冲绳的其他离岛之间，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美军的占领和军事基地的建设在战后引起了冲绳本岛与离岛之间更为畸形的分化和与此相关的歧视问题。研究日本文学的新城郁夫教授则通过分析描写冲绳男性和美军士兵同性恋关系的小说，试图揭示加害与被害者之间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在反对美军基地、抗议日本政府对冲绳态度的背景之下，这些冲绳知识分子的视角显示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冲绳的那几天里，我趁着开会的间隙独自溜到路边的商店和饭馆，力求跟普通的冲绳人有所接触。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冲绳人对于美军基地的撤离有着相当的保留。他们一方面承认美军基地的存在破坏了冲绳的安宁，另一方面，却对于基地的撤离充满现实的疑虑。一位礼品店的老板对我说，美军的确不好，但撤走了基地，谁知道日本又会把什么塞过来？说不定是核试验基地，或者更坏的东西！反正，日本从来没有善待过冲绳！另一个在饭馆里跟我邻桌吃饭的中年妇女也说，能把美国人赶走当然好，问题是赶走之后怎样？现在，冲绳县的预算里有一半来自日本政府赔偿在冲绳建立美军基地的补偿费，如果撤走，完全没有自己产业的冲绳将如何安身立命？
波平教授把这种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称为“基地经济”。我在德国也听说过类似的状况，当美国决定部分撤离驻扎在德国的部队的时候，引起了基地周边依靠基地为生的德国人的抗议。但是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并不多，对德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冲绳相比。冲绳的面积不到日本国土的百分之一，但是这里的美军基地却占了整个驻日本基地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基地经济在这里是最基本的结构，它牵制着整个冲绳县的命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赶走美军基地的社会运动变得异常艰难，它不仅需要对抗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国家政策，而且还要面对自身的生存困境。“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字眼，而是一种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艰难抉择——我在冲绳学者的发言中感觉到了它。
从那以后，一年过去了。在二○○五年这一年里，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社会运动人士为了赢得边野古的抗争，展开了全面的抗议活动。在边野古静坐的同时，东京都的日本防卫厅前面也定时举行着抗议示威活动。冲绳县政府在民众的推动下，也终于开始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有节制的对抗态度。由于稻岭惠一知事反对在边野古填海造基地，日本政府计划在二○○六年国会讨论中提交一项特别立法议案，把冲绳的制海权从冲绳县知事那里转移到日本政府手中。同时，日美政府在十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意见书，表示将要把基地建设地点从边野古转移到邻近的海域。不但日本自卫队将参与军事设施转移过程，日本政府还将全面负责提供美军基地转移的费用。冲绳与日本的舆论开始对于“法制社会”的有效权能发生怀疑。有人指出：政府随时可以不顾国民的意志强行立法，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程序，并不必然地保证社会公正。日美政府在冲绳的所作所为，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了法制理念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暴露了在西方社会内部尚可局部有效的“法制”实践，在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中是如何毫无矛盾地转化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
在这同一年里，中国社会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为了表达对于日本申请入常和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的抗议，四月开始陆续发生于各地的自发性游行揭开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序幕；而接下来台海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也带来了东北亚政治格局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切变动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心。尽管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这关心显得有些稚嫩，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毕竟开始显示比单纯仇日的情绪更有建设性的追究态度和反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