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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爱的本质:少有人走的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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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时机(2) 
解决问题的时机(2)

  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面对问题时,也不会出现奇特的“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问题没有消失,它们仍继续存在,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

  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可是四个月以后,就在那年的初秋,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这样,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冬天(淡季)即将来到,他很可能生意惨淡。那个销售员却认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使他很快渡过难关。二月份,他对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他一贫如洗,只好另寻职业。在过去五个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说:“六个星期以前,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但当时看上去,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料到!”显然,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他终于明白:只有解决“忽视问题”这一问题,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本质上莫不如此。

  忽视问题的存在,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我说过: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决,就会永远存在,阻碍心智的成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问题降临,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意味着推迟满足感,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如此才会得到回报。现在承受痛苦,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而不谋求解决问题,将来的痛苦会更大,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表面看起来,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实际上,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似乎盯上几天几夜,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而是高级军官,他们资历深厚,接受过严格训练。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 


  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 


  ,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 


  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 


  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 


  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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