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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改良是由他出资本搞的。
有时，地主对于完全不能由人力改良的自然物，也耍求地租。例如，克尔普是一种海草。这种海草一经燃烧，即可成为制造玻璃和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硷盐。不列颠几个地方，尤其是苏格兰，都生产这种海草。它生于高潮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被海潮淹没两次，所以，生在这些岩石上的海草，绝不是通过人力而增多的。但是，对于以生产这种海草的海岸为界的所有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象他们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
设得兰群岛附近，产鱼极为丰富。鱼成为居民食粮的大部分。但是，居民要从水产物获利，就不能不住在近海地带。因此，该地地主所收的地租，就不是和农民由土地上所能获得的利益成比例，而是和他由土地和海上这两方面所能获得的利益成比例。这种地租部分是以鱼缴纳的。鱼这种商品价格中含有地租成分是很少见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实例。
这样看来，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
只有这样的土地生产物，才能经常送往市场售卖，即其普通价格，足够补还产物上市所需要垫付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这限度，其剩余部分自然归作土地地租。若不超过这限度，货物虽可运往市场售卖，但不能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限度，取决于需求。
土地生产物中，有些物品的需求，使得它们在市场售卖的价格，总是超过其原费；有些物品的售价，或是超过或是不超过其原费。前者，总能给地主提供地租；后者，随着不同情况，有时能提供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
所以应当注意，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商品的价格的有高有低是因为这一商品上市所须支付的工资与利润有高有低。但这商品能提供高地租，能提供低地租，或不能提供地租，却是因为这商品价格有高有低，换言之，因为这商品价格，是大大超过或稍稍超过足够支付工费及利润的数额，或是仅够支付工资及利润。
我把本章分为以下三节，专门讨论：第一，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第二，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第三，这两种原生产物，彼此互相比较或和制造品比较，在不同改良阶段，所自然产生的相对价值上的变动。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象一切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增殖，自然会和其生活资料相称。所以，对于食物，总是或多或少地有需要。食物总能购买或支配或多或少的劳动量，而愿为获得食物而从事劳作的人，总是可以找得到的。诚然，对劳动支给高工资的结果，食物能购得的劳动量虽与处理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未必相等，但食物总能按照邻近一带劳动者的普通生活标准维持一定数量的劳动。
但是，就几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说，其所产食物，除足够维持它上市所需的劳动外，还有剩余。而这剩余，又不仅仅足够补偿雇用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
挪威及苏格兰的荒凉旷野，产有一种牧草。以这牧草饲养牲畜，所得的乳汁与繁殖出来的牲畜，除了足够维持牧畜所需要的一切劳动，并支给牧畜者或畜群所有人的普通利润外，还有小额剩余，作为地主的地租。牧场地租，随着牧场条件的优良程度而增加。优良土地，不但比同面积的劣等土地，能维持更多的牲畜，而且由于牲畜集聚于较小地区，饲养上和收获上，需要较少的劳动。这样，地主就从生产物数量的增加以及维持费用的减少这两方面得到利益。
不问土地的生产物如何，其地租随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相同；不问其肥沃程度如何，其地租又随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相同。都市附近的土地，比僻远地带同样肥沃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耕作后者，所费劳动量，与耕作前者所资劳动量虽相同，但僻远地方产物运到市场，必需较大劳动量。因此，这僻远地方，必须维持较大数量的劳动，而农业家利润及地主地租所出自的剩余部分，势必减少。但是，前面说过，僻远地方的利润率，一般比都市附近高，所以，在这减少的剩余部分中，属于地主的部分，必定更小。
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僻远地方，必是乡村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又破坏都市附近农村的独占，因而对都市有利。连都市附近的农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虽会使若干竞争的商品，运到旧市场来，但另一方面，对都市附近农村的农产物，却能开拓许多新市场。加之，独占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经营方法。将近五十年前，伦敦近郊一些州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僻远州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样那些僻远州郡，由于劳动低廉，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将以比附近州郡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出卖，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将因此下降，而他们的耕作事业，将因而衰退。然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却增高了，而他们的耕作事业，也改善了。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比最上等同面积牧场所生产的多得多。耕作谷田，虽需大得多的劳动量，但在收回种子和扣除一切劳动维持费用以后所剩余的食物量，也大得多。所以，一磅家畜肉的价值，如果一向都没被认为大于一磅面包的话，那末上述较大的剩余到处都具有较大的价值，而且是农业家利润及地主地租所以出的较大基金。在农业幼稚初期，情况似乎普遍如此。
但这两种食物即面包与家畜肉的相对价值，在不同农业发展时期，大不相同。在农业幼稚初期，国内绝大部分未曾开辟的土地，都用于收畜。家畜肉比面包多，而面包这食物成为极大竞争的对象，因而可卖得极大价格。据乌洛阿说，在阿根廷首都，四五十年前，一头牛的普通价格为四里尔，合英币二十一便士半，而且购买时，可在二三百头的牛群中随意选择。乌洛阿授说到面包价格，这大概是因为面包价格并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地方。他又说，那边一头牛的价格，几乎和捕获它所费的劳动相等。但无论在那里，栽种谷物，就得使用很大劳动量，而阿根廷位于拉普拉塔河上，拉普拉塔河当时成为欧洲至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路，在这样一个国家，其劳动的货币价格，不可能很低廉。但当国内大部分地区成为耕地的时候，情形却完全两样了。这时，面包比家畜肉多，竞争既转变了方向，家畜肉价格就变得比面包高。
加之，耕地扩大，未开辟原野，就不够供应家畜肉的需求。许多耕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所以牲畜价格，不但要足够维持饲养所需要的劳动，而且要足够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时地主所能收得的地租及农业家所能收得的利润。可是，荒野地上所饲养的牲畜，与改良地上所饲养的牲畜，在同一市场，比照品质和重量，以同一价格出售。荒野地所有者，就乘此良机，按照其牲畜的价格，增加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的家畜肉价格，和燕麦面包的价格相等，甚或较为低廉。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苏格兰高地的牲畜在英格兰得到了市场。现在，苏格兰高地家畜肉的普通价格比本世纪初大约高三倍，而高地许多土地的地租在这一时期内增加三四倍。今日不列颠各地，最上等家畜肉一磅约值最上等白面包二磅以上，而在丰年，有时值最上等白面包三磅乃至四磅。
所以，随着改良的进展，未改庭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已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而已改庭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又受谷田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谷物每年收获一次，家畜肉却需四五年工夫，才有收获。因此，同是一亩土地，家畜肉的出产额，比谷物出产额少得多，家畜肉较低的产量必须以较高的价格得到补偿。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超过了这限度，那末就有更多的谷田，改为牧场；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没达到这限度，那末已用作牧场的土地，一部分又必改为谷田。但是，必须知道，牧草和谷物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直接生产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只在大部分土地已经改良的国家，才会发生。就某些地方说，情形却完全两样，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润高得多。
在大都市附近，对牛乳及马粮的需求，以及家畜内的高价，使牧草价格增高得超过它对谷物价格的自然比例。很明显，这种地方性利益决不会扩及到僻远地区。
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有时使其人口变得非常稠密，以致这些国家所有土地，象大都市附近地域一样，所生产的牧草及谷物，不够满足共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其土地，主要用以生产那容积较大、不易由远方输来的牧草，而人民所食的谷物，则仰给于外国。现今荷兰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在古罗马繁荣时代，古意大利都把大部分土地，用来生产牧草。据西西罗说，老伽图曾说：“经营私有土地所得的利润与利益，以善于饲养为最，占第一位；差可人意的饲养，占第二位；不善的饲养，占第三位。”他把农耕的利润与利益，列为第四位。古罗马常把谷物无代价地或极低价地分配其人民，结果大大阻害部近古罗马的古意大利地域的耕作。这种谷物，来自被征服省分。这些被征服省分，有的不纳赋税，但须将产物十分之一，以每配克六便士的法定价格卖给共和国。共和国以这谷物廉价配售人民，这必然使罗马旧领土的谷物，在罗马市场上跌价，因而必然妨害其谷物耕作。
此外，在以谷物为主要产物的开阔地方，圈围草地的地租往往比附近谷田的地租高。圈围便于饲养耕畜，而圈围地这样高的地租，并不是由于草地生产物的价值，而是由于利用耕畜耕作的谷田生产物的价值。假若邻近土地全被圈围，那高地租就会跌落。现在苏格兰圈围地地租的高昂，似乎由于圈围地太少，圈围地一增加，其地租大概就会下降。圈围土地，对牧畜比对耕作更有利。它不但可节省看守牲畜的劳动，也使牲畜由于不受守护人或守护狗的惊扰，吃得更好。
但在没有这种地方性利益的地方，收地的地租和利润，自不免要受适宜于耕种谷物或共他一般榕物性食品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同一面积的土地，仅仅使用天然牧草，所能饲养的牲畜使比较少，而使用芜青、胡萝卜、包菜等人工牧草，或使用其他已经用过的方法，所能饲养的牲畜便比较多，这样就可使进步国家中家畜肉本来高于面包的价格，稍稍降低。而且，事实上似乎如此；至少，可以相信，伦敦市场上家畜肉对面包的相对价格，现今比前世纪初叶低得多。
伯奇博士在他所著《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详记这亲王日常支付的家畜肉的价格。重六百磅的牛一头，通常只费他九镑十先令，即每百磅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亲王是在1612年11月6日，他十九岁时死的。
1764年 3月，议会曾调查当时食品价格高腾的原因，在这次搜集的许多证据中，有一个弗及尼亚商人证言：他于1763年3月备办船上食物，支付每百磅牛肉二十四先令至二十五先令的价格，他认为这是普通价格，而在物价高的年度，即1764年，对于同质同量的牛肉，他却支付二十七先令。但是，1764年这样高的价格，却比亨利亲王所付的日常价格还低四先令八便士；应当指出，为远道航海而购买的适于腌藏的牛肉，一定是最好的。
亨利亲王所支付的价格，等于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包括上等或下等肉块的平均价格。所以，推算起来，当时零售的上等肉，每磅不可能少于四便士半或五便士。
在1764年议会作调查时，作证人都说，当时上等牛肉的上好肉块的零售价格每磅为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肉块的价格，每磅由七个铜元到二便士半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们说，一般地说，此种价格比三月间的普通市价，每磅约高半便士。但是，连这样高的价格，也比亨利亲王时代的普通零售价低廉得多。
前世纪头十二年间，温莎市场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合九温彻斯特蒲式耳）为一镑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然而，在1764年前十二年（包括1764年）内，同一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为二镑一先令九便士半。
因此，小麦价格在前世纪头十二年内，比它在 1764年前的十二年（包括1764年在内）内低廉得多，而家畜肉价格却高得多。
在一切大国中，大部耕地，都用来生产人类的粮食或牲畜的粮食。此等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支配其余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假若用以生产某种特殊生产物的土地，提供了比上越少的地租和利润，那种土地，马上就会改作谷田或牧场。若能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润，那末部分谷田或收场不久就改用来生产那特殊的生产物。
为使土地适合于那特殊生产物的生产，或最初要花比谷田或收场所要花的更大改良费用，或每年要花更大的耕作费用。较大的改良费用，一般提供较大的地租，而较大的耕作费用，一般也提供较大的利润。这样增高的地租和利润，往往只是较大费用的合理利息或报酬。
就栽植忽布花、果树及蔬菜的土地说，地主的地租和农业家的利润，一般比谷田或草地大。但是，使土地适合于这种栽植，需要有更大的费用，所以应给与地主以更大的地租。此外，这种土地，需要更细心和更巧妙的使用，所以应给农业家以更大的利润。况且，这些作物，至少是忽布和水果的收成，很不确定，所以，其价格必须提供类似保险的利润的某种东西，以补偿一切意外损失。种园者的平凡境遇，使我们确信，他们的大技能，很少得到过大的报酬。许多有钱的人为着自娱都从事种园者那种愉快作业。所以，以种园谋利，得不到很大利益，因为那些应该成为他们产物的最好顾客的都自己种植各种珍贵花木。
地主从这种改良所享得的利益，似乎都仅仅足以补偿改良所花的费用。就古代耕作说，除葡萄园外，农场中能提供最有价值产物的部分，似乎是便于浇水的菜园。但是被古代人曾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莫克里特斯，在二千年前，写了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把菜园绕以围墙，是不聪明的办法，因为菜园的利润，不能补偿其石墙的费用，而砖块（我想那种砖块是指由日光晒干的一种）一经风雨毁坏，就需要修补。科伦麦勒引用德莫克里特斯的话，不加反驳，但提倡使用由荆棘和茨作成的篱笆。他说，根据他的经验，那是既持久又不易侵入的栅栏，然而在德莫克里特斯时代，一般人民似乎还不懂得这个圈围方法。科伦麦勒这意见，首先为瓦罗推荐，以后又为帕拉迪阿斯采用。根据这些古代农事改良者的意见，菜园生产物的价值，似乎只稍稍超过特殊栽培和浇水的费用。靠近太阳的国家，那时和现在都认为，应掌握水源，把它导入园地。欧洲今日大部分地方的菜园，依旧采用科伦麦勒提倡的围篱方法。在不列颠及其他北方国家，不借助于围墙，就不能获得优庭的果实。所以，它们的优良果实的价格，必须偿付其生产上所不可少的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常常用果树圈围菜园，这样就使不能从生产物来补偿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的菜园，也得到圈围的好处。
种植适当而培养完善的葡萄园，乃是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似乎是古代和现代一切葡萄酒产国都承认的农业上无可置疑的原理。但据科伦麦勒说，种植新葡萄园有无利益，却是古代意大利各农业家间争论纷坛的问题。科伦麦勒和一个确实爱种新奇榕物的人一样，决然赞同种植新葡萄园，并通过利润与费用的比较，力图证明，种植新葡萄园是一种最有利益的农事改良。然而，关于这种新产业计划中利润与费用的比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农业中尤其如此。如果这种种植所得的利益，都是象科伦麦勒所想象的那么大，那末关于这问题，就不会有那种争论。直到现今，在葡萄酒产国中，这还是争论纷坛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农事作家，即高级耕作的爱好者和鼓吹者，和科伦麦勒一样，都决然赞同栽种新葡萄园。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阻止种植新葡萄园的焦急心情，似可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见，并表示那些有经验的人，都觉得现今在那个国家种植葡萄，比栽种其他任何植物，更有利可图。可是，同时似乎也表示，从另一方面看来，葡萄园的优越利润，如果不受限制葡萄自由培植那些法律的庇护，就不能持续下去。1731年，旧葡萄园所有者，得到以下敕合：凡未经国王特许，新葡萄园的种植，停种二年以上的葡萄园的续种，都在禁止之列。要得国王这种特许，又须先请州长查验，证明这土地不适宜于任何其他耕作。据说，当时发布这敕令的理由，是谷物、牧草的缺乏和葡萄酒的过剩。但是，葡萄酒过剩，如确系事实，那末它就会使这种种植的利润降落到牧场和谷田的利润的自然比例以下，这样无须上述敕令便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园的种植。关于所谓葡萄园增加，招致了谷物缺乏，我们知道，就法国说，在土地适宜于生产谷物的葡萄产州，谷物耕种得比其他各州更精细，在勃艮策和吉延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种耕作事业雇用很多劳动者，必然给另一种耕作事业的产品提供了好市场，从而鼓励另一种耕作事业。减少能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无疑是最浪有效果的奖励谷物耕作事业的方策。这方策简直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