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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是欧洲的大运送业者，它现在仍是欧洲的大运送业者。但这法令公布后，他们再不能作大不列颠的运送业者了，再不能把欧洲其他各国的货物输入我国了。
三、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许由出产国船舶输入，连使用英国船舶运送也在禁止之列，违者没收船舶与其所载货物。这项规定，可能也是专为荷兰人而设。荷兰那时，象现在一样，是欧洲各种货物的大市场，有了这个条例，英国船舶就不能在荷兰国境内起运欧洲其他各国的货物了。
四、各种腌鱼、鲸须、鲸鳍、鲸油、鲸脂，非由英国船捕获及调制，在输入不列颠时，即须课以加倍的外人税。那时欧洲以捕鱼为业供给他国的，只有荷兰人，现在主要仍是荷兰人。有了这个条例，他们以鱼供给英国，就须缴纳极重的税了。
这航海法制定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实际上没有战争，然两国间的仇恨，已达极点。这仇恨在制定这法律的长期议会统治时期已经开始，不久在克伦威尔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的荷兰战争中爆发了出来。所以，说这个有名法令的有几个条目是从民族仇恨出发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条目却是象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当时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其目的，这和经过最冷静的熟思所想出来的正相同。
航海法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的。一国对外国的通商关系，象个别商人对他所交易的人的关系一样，以贱买贵卖为有利。但是，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最可能有贱买的机会，因为贸易完全自由，鼓励一切国家，把它所需的物品，运到它那边来。由于同一原因，它也最可能贵卖，因为买者麇集于它的市场，货物售价可尽量提高。诚然，航海法，对来到英国输出英国产物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往时输出货物和输入货物通常都要纳的外人税，由于以后若干法令，有大部分输出品，无须再缴纳了。但这一切，都不足减轻航海法对国外贸易的有害倾向。外国人如果因为受我们禁止，或被我们课取高关税，不能来此售卖，也不能来此购买。空船来我国装货的外国人，势必损失从他们国家到大不列颠的船费。所以减少售卖者人数，即是减少购买者人数。这样，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比较，我们不仅在购买外国货物时，要买得更贵，而且在售卖本国货物时，要卖得更贱。但是，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以奖励国内产业，一般有利的第二场合是，在国内对国内生产物课税的时候。在这场合，对外国同样产物课以同额税，似乎亦合理。这办法不会给国内产业以国内市场的独占权，亦不会使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资财与劳动，比自然会流入的多。课税的结果，仅使本来要流入这用途的任何一部分资财与劳动，不流入较不自然的用途，而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在课税后，仍能在和课税前大约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在大不列颠，当国内产业的生产物课有此等税的时候，通常就对同种类外国商品的输入，课以高得多的关税，免得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吵吵嚷嚷地埋怨说，此等商品要在国内贱卖了。
关于自由贸易这个第二种限制，有人认为，在一些场合，不应局限于输入本国而与本国课税品相竞争的那些外国商品，应该扩大到许许多多外国商品。他们说，生活必需品，要是在国内课税，那末不仅对外国输入的同种生活必需品课税是正当的，即对输入本国能和本国任何产业的生产物竞争的各种外国商品课税也是正当的。他们说，这种课税的结果，必然抬高生活品价格，劳动者生活品价格抬高的结果，劳动价格一定跟着抬高。所以，本国产业生产的各种商品，虽没直接课税，但其价格都将因此种课税而上升，因为生产达各种商品的劳动的价格上升了。所以，他们说，这种课税，虽只以生活必需品为对象，但实际上等于对国内一切产物课税。他们认为，为要使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立于同等地位，对输入本国而与本国任何商品竞争的任何外国商品，须一律课以与本国商品价格增高额相等的税。
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硷税、盐税、皮革税、烛税等，是否必然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我将在后面考察赋税时，加以考察。但是，假定这种税有这后果（它无疑有这后果），一切商品价格象这样由于劳动价格的上涨而普遍上涨的情况，在以下两方面和特定商品由于直接课有特种赋税而涨价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这特种赋税能使这特定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什么程度，总可以很准确地判定。但劳动价格一般的提高，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的价格，却不能相当准确地判定。所以，要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相当的赋税，不可能做得相当准确。
第二，生活必需品税对人民景况的影响，和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同。食粮价格因此变得比从前昂贵，正象在土壤贫瘠气候不良的情况下生产食粮，需要异常的劳动和费用。在土壤和气候引起天然的穷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是不合理的；在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缺乏时，指导人民应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也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在这两个场合，对人民最有利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适应自己的环境，寻找劳动的用途，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占有稍稍优越的地位。他们的捐税负担已经太重了，再给他们课新税，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已经给付过高的价格，要他们对其他大部分物品，也给付过高的价格，作为补救办法，无疑是最不合理的。
这类赋税，在达到一定高度时所造成的祸害，等于土壤贫瘠和天时险恶所造成的祸害。但最普遍征收这类赋税的地方，却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国家。其他国家，都经不起这么大的乱政。只有最强健的身体，才能在不卫生的饮食下生存并处在健康状态，所以，只有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点和后来获得优点的国家，才能在这类赋税下存在而繁荣。在欧洲，这一类赋税最多的国家，要算荷兰，而荷兰所以继续繁荣，并不是由于有了这一类赋税，象不合理的想象那样，而是由于荷兰有了特殊情况，使得这种赋税不能阻止其继续繁荣。
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以奖励本国产业，在上述二场合，是一般有利，而在下述二场合，则有考虑余地。（一）在一个场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货物的自由输人，是适当的；（二）在另一个场合，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在自由输入业已中断若干时候之后，恢复自由输入，是适当的。
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是适当的，有时成为要考虑的问题的场合是，某一外国以高关税或禁止的方法，限制我国某些制造品输入那国家的时候。在这场合，复仇心自然要驱使我们报复，我们对他们某些或一切制造品，课以同样的关税或禁止其输入我国。各国通常都是如此进行报复的。法国人为了庇护本国的制造业，对于一切能和他们竞争的外国商品，特别喜欢用限制输入的方法。这似乎是科尔伯特政策的大部分。科尔伯特才能虽不小，但在这里，却似乎为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诡辩所欺蒙了，这般商人和制造业者，老是要求一种有害同胞的独占权。现在，法国最有才智的人都认为，他这种行为对法国无利。这位大臣1667年公布关税法，对大多数外国制造品课以极高的关税。荷兰人请求减轻关税不得，于1671年，禁止法国葡萄酒、白兰地及制造品输入。1672年的战事，一部分可归因于这次商业上的争论。1678年尼麦格和约，允荷兰人之请，减轻了这种种关税，荷兰人于是也撤回了输入禁令。英法两国大约是在同一个时候开始互相采用同样的高关税与禁止政策来压迫对方的产业的，但首先采用的似乎是法兰西。从那时以来存在着的敌忾心，使得它们都不肯减轻关税。1697年，英国禁止弗兰德制造的麻花边输入。弗兰德那时为西班牙领地，其政府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以为报复。1700年，英国撤回了禁止弗兰德麻花边输入的禁令，以弗兰德撤回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的禁令为条件。
为了要撤废大家所斥责的高关税或禁令而采用的报复政策，如果能达到撤废的目的，就可说是良好的政策。一般地说，大的外国市场的恢复，可以抵消由于某些物品价格暂时昂贵而蒙受的暂时的困难而有余。要判断这种报复能否产生那种效果，与其说需要有立法家的知识，不如说需要有所谓政洽家或政客的技巧，因为立法家的考虑，应受不变的一般原理的指导，而狡猾的动物即世俗所谓政治家或政客的考虑，则受事件暂时的变动的支配。在没有撤销这种禁令的可能性的时候，为了要赔偿我国某些阶级人民所受的损害，再由我们自己来伤害我们的利益，不仅伤害那些阶级的利益而且伤害几乎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似乎不是一个好办法。在我们邻国禁止我国某种制造品时，我们通常不但禁止他们同种制造品，而且禁止他们其他几种制造品，因为仅仅前者，很少能绘他们以显著的影响。这无疑可给我国某些部门的工人以鼓励，替他们排除了一些竞争者，使他们能在国内市场上抬高他们的价格。不过，因邻国禁令而蒙受损害的那些我国工人，决不会从我国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们以及我国几乎所有其他阶级人民，在购买某些货物时，都不得不支付比从前更为昂贵的价格。所以，象这一类的法律，对全国课了真实的税，受益的不是受邻国禁令之害的那一阶级工人，却是另一阶级人民。
在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已经中断若干时候以后，使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来恢复自由输入才适当成为一个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的场合是，本国的某些制造业，由于一切能和它们的制造品竞争的外国货物，都课有高关税或被禁止输入而扩大起来，能雇用许许多多工人的时候。在这场合，人道主义也许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入国内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夺去。由此而起的混乱，当然很大。但依据下达二个理由，这混乱也许比一般所想象的小得多。
第一，无奖励金通常亦可输出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制造品，都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输人的大影响。这种制造品，输往外国，其售价必与同品质同种类的其他外国商品同样低廉。因此，在国内，其售价目必较低廉，因而仍能控制国内市场。即使有一些爱时髦的人，有时只因为是外国货，便爱好起来，本国制造的同种类货物，虽价廉物美，亦为他们所不取，然而这种愚行，总不会那么普及，所以对人民一般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我国毛织品制造业、鞍皮业、铁器业中，即有很大一部分制造品，每年不依赖奖励金而输往欧洲其他各国，而雇用职工最多的制造业，亦就是这几种制造业。从自由贸易受到最大损害的，也许是丝制造业，其次是麻布制造业，但后者所受损失比前者少得多。
第二，这样恢复贸易自由，虽将使许多人民突然失去他们通常的职业和普通的谋生方法，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失业或无生计。上次战争结束时，海陆军裁减了十万以上，所减人数等于大的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他们顿时失去了他们平素的职业，无疑会感到困难，但他们并不因此便被剥夺了一切职业与生计。水兵的较大部分也许逐渐转移到商船上去服务，在这当中，被遣散的海陆军兵士，都被吸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受雇于各种职业。十万多惯于使用武器，而且其中有许多惯于劫掠的人，他们的位置起了那么大的变化，却不曾引起大的动乱，也不曾引起显著的混乱。任何地方，流氓的数目并未因此而显著增加，而且，据我所知，除了商船海员外，无论何种职业的劳动工资也未曾减少。要是我们比较兵士和任何种类制造业工人的习惯，我们就可发现，后者改业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因为兵土一向赖饷给为生，而制造业工人则专赖自身劳动为生。前者习于怠惰与闲荡，后者习于勤勉与刻苦。由一种辛勤劳动改为另一种辛勤劳动，当然比由怠惰闲荡改为勤劳容易得多。此外，我曾说过，大部分制造业，都有性质相似的旁系制造业，所以，工人很容易从这些制造业的一种转到另一种。而且这类工人的大部分，有时还被雇从事农村劳动。以前在特定制造业上雇用他们的资财，仍将留在国内，按另一个方式，雇用同数的人。国家的资本和从前相同，劳动的需要也和从前相同，或大致相同，不过是在不同地方和不同职业上使用。诚然，海陆军士兵如被遣散，有在不列颠或爱尔兰任何都市或任何地方操任何职业的自由。让我们恢复国王陛下的一切臣民有选择任何职业的天赋自由，象海陆军士兵所享受的那样，换言之，摧毁同业组合的专营的特权、撤废学徒法令（这二者都是对天赋自由的实际侵害），再撤废居住法，使贫穷工人在此他此业失了业的，能在被地彼业就业，无须担心已被人检举，亦无须担心被迫迁移，这样社会与个人，由于某特定制造业工人的偶然遣散而蒙受的损害，就不会大于他们从士兵的遣散所遭受的损害。我国的制造业工人，无疑对国家有很大的功绩，但和以血肉保卫国家的那些人相比，他们的功绩就显得小，对于他们，用不着有更好的待遇。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军队的将校，都象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反对缩小兵力，都象制造业者鼓动他们工人，以暴力攻击这种法律的提议者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鼓动他们的士兵，以暴力攻击缩减兵力的提议者，那末要想缩编军队，正如现在想在任何方面减缩我国制造业者既得的危害我们同胞的独占权同样危险。这种独占权，已经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象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
大制造业经营者，如果由于在国内市场上突然遇到了外国人竞争，不得不放弃原业，其损失当然不小。通常用来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要另觅用途，也许不会十分困难。但固定在工厂及职业用具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其处置却不免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利益，公平的考虑，要求这种变革不要操之过急，而要徐缓地、逐渐地，在发出警告很久以后实行。要是立法机关的考虑，不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而为普遍幸福的广大见地所指导，那末它为此要特别小心，不建立任何新的这一类独占，也不推广已经建立的独占。这样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紊乱，而后来的救济，也难免引起另一种紊乱。
至于在什么程度上，可对外国商品输入课税，不是为着防止输入，而是为着筹集政府收入，那是我以后考察赋税时所要考察的问题。但为防止输入，甚或为减少输入而设的税，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破坏关税收入的。
第三章 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
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
第一节即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增加金银量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例如，西利西亚的细竹布，缴纳了一定的税，即可输入英国，供英国本国消费；但法国的细葛布及细竹布，却除了输入伦敦港落栈以待输出以外，便禁止输入。法国葡萄酒输入所须负担的税，亦较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国家葡萄酒为重。依照1692年所谓输入税，一切法国商品，都须缴纳其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但其他各国的货物所纳的税，却大部分要轻得多，很少超过百分之五。诚然，法国葡萄酒、白兰地、食盐、醋，不在此限，但此等商品，却依照别项法律或这个法令的特殊条款，缴纳别种苛重的税。1696年，又认为此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够阻止法国商品输入，于是又对白兰地以外的法国货物再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税，同时对法国葡萄酒每大桶课新税二十五镑并对法国醋每大桶课新税十五镑。法国货物从未省免税则上列举的各种货物或大部分货物必须缴纳的那些一般补助税或百分之五税。要是把三分之一补助税和三分之二补助税也计算在内，作为全部要缴纳的补助税，那就课有那些补助税的五种。因此，在这次战争开始以前，法国大部分农产品和制造品，至少也须负担百分之七十五的税。但大部分货物实在负担不起这样重的税。所以，课它们以这样重的税无异禁止其输入。我相信，法国也针锋相对地以同样苛重的税，加在我们的货物及制造品上，虽然我不知道它所课的税具体苛重到什么地步。这种相互的限制，几乎断绝了两国间一切公平贸易，使法国货物运至英国，和英国货物运至法国，主要都靠走私。我在前章所考察的有原则，发源于私人利害关系和独占精神；在这章所要考察的各原则，却发源于国民的偏见与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