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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还没稠密，耕作也还没充分发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会多于当地居民的消费，因此牲畜往往价值低廉，乃至没有价值。但我们说过，牲畜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国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够进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广阔的市场，想以此来提高这种商品的价值，因为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为列举商品，减低了美洲牲畜的价值。上述自由的良好影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个法令所抵消了。
通过扩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加我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似乎是我国议会经常怀抱着的一个目的。因此，这种渔业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给予的一切奖励，大大繁荣起来。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渔业，在最近的变乱之前，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渔业之一。捕鲸业，在英国虽有异常的奖励金，但成绩不大，在一般人看来（但我不想作这种意见的证人），它的生产物全部，比每年所付奖励金的价值，也多不了许多。而在新英格兰，虽无奖励金，却在大规模经营。鱼是北美洲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国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本来也是只许输到英国的列举商品。但1731年，经甘蔗栽种者陈请，砂糖输出始准扩展到世界各地。但在允许此种自由时，附有各种限制，而砂糖价格在英国又特高，故这自由没产生大的作用。英国及其殖民地，依然几乎是英国蔗糖殖民地所产砂糖的唯一市场。它们的消费量增加得很快，虽有牙买加和被割让各岛日益增加的改良，砂糖的输入在这二十年内仍大有增加，而输到外国去的，却据说并不比从前多了许多。
甜酒是美洲与非洲沿岸通商的极重要商品，而从这种通商带回来的，就是黑奴。
如果美洲各种谷物、腌制食品和鱼类的全部剩余生产物，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迫输入英国市场，那就过分妨害我们本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物了。此等重要商品所以不但不曾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谷物及腌制食品，在一般情况下，都被法律禁止输入英国，那也许并非为了关心美洲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这种过大的妨害。
非列举商品，原来可输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为列举商品，此后即定为非列举商品，但准许输往的欧洲市场，仍限于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依照乔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号法令，一切非列举商品，都受同样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我们比铰不担心殖民地船，从它们那里把那些能妨害我们本国制造品的东西带来。
列举商品，有二类。第一类，是美洲特有的产物，或是母国所不能生产的产物，至少亦是母国所不生产的产物。属于这一类的，如蜜糖、咖啡、椰子果、烟草、红胡椒、生姜、鲸须、生丝、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靛青、黄佛提树及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第二类，非美洲所特有的产物，母国也能够生产，但其产量不足供应其需要，以致有大部分要仰给于外国。属于这一类的，如一切海军用品，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铁条、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灰。第一类商品最大量的输入，亦不能妨碍母国任何生产物的生产与销售。我们的商人，不仅要想限制这种商品，使仅能输到本国市场，并由这种限制，使自己能够在殖民地上廉价购买，在国内以较好的利润售卖，而且要想在殖民地与外国之间，设立一种有利的运送贸易，那必须以英国为中心，就是说，此等商品输入欧洲，必须先输到英国。第二类商品的输入，据说，也须妥为安排，使不妨碍本国同种产物的售卖，而仅妨害外国输入品的售卖。因为，课以适当的税，那种商品总会比前者略为昂贵，但比后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仅能输入本国市场，并非要妨碍英国产物，所要妨害的，乃是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英国的那些外国的产物。
禁止殖民地以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输到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降低殖民地木材的价格，因而会增加开拓殖民地土地的费用，而这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碍。17O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规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只装运，按它自定价格，并按它认为适当的数量运出，否则禁止其输出，它企图通过这办法来抬高其商品到英国去的价格。为了要对抗这一个令人注意的商业政策，并使英国尽可能不仅不依赖瑞典，而且无须依赖北方任何其他国家，英国对于美洲海军用品的输入，发给奖励金。这种奖励金，使美洲木材价格抬高到大大超过木材限定输入国内市场所能减低的程度。因为这两个规定是同时颁布的，其连带的作用，不是妨碍美洲土地的开拓，而是鼓励其开拓。
生铁和铁条，虽亦为列举商品，但从美洲输入，免纳重税，而从其他各国输入，却得纳重税，所以这规则一部分起鼓励美洲制铁厂建设的作用，另一部分起妨碍的作用，而鼓励的作用比妨碍的作用大。没有一种制造业，能象熔铁炉那么需要柴火的消费，或能象熔铁炉那么促进树木遍野的地方的开拓。
这些规定，有些会提高美洲木材的价值，因而促进土地的开拓。但这种趋势，既不为立法机关所注意，亦不为立法机关所理解。其有利效果，虽就这方面说全是偶然的，但并不因此而不真实。
英领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间的贸易，无论就列举商品说或就非列举商品说，都有最完全的自由。此等殖民地，现在是那么富庶，所以彼此间，对于彼此所有的产物，都能提供广大的市场。把这一切殖民地合起来看，那对于彼此的产物，就是一个大的国内市场了。
但英国对其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大体上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物更精致的加工，英国商人和制造者要自己经营，并请求国会，以高关税或组对禁止，使这些制造业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从英领殖民地输入粗制砂糖，每百斤仅纳税六先令四便士，白糖纳税一镑一先令一便士，单制或复制的精制糖块，纳税四镑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课税如此苛重时，英国是英领殖民地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场。这种高的关税，起初等于禁止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不能供应外国市场，现在又等于禁止制造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不能供应那也许可销其全产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场了。因此，法国蔗糖殖民地有很发达的砂糖精制业，但在英国殖民地上，除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外，简直没有其他砂糖精制业。当格伦纳达由法国人占领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但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几乎全部放弃了。现今（1773年1O月）我相信，这岛上至多不过有二、三个厂。但是，现今因为海关宽纵，白糖或精制糖，若能从块状研成粉末，通常可作为粗砂糖输入。
英国，一方面允许生铁和铁条从美洲无税输入（由他国输入，则不能免税），以奖励美洲这种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又绝对禁止在任何英领殖民地上建立制钢厂及铁工厂。它甚至不允许其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这种精制品，却要他们向它的商人和制造者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这一类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运，甚至由车马陆运，把美洲生产的帽、羊毛和毛织物，从一省运至另一省。这种条例，很有效地使这个殖民地不能为远地贩卖而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这样就使殖民地人民只能经营通常仅供自用或其同省邻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
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然而，此种禁令，虽是那么不公正，但没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殖民地。土地仍是那么低廉，劳动仍是那么昂贵，以致他们仍能以比自己制造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几乎一切种类的精制品。所以，即使不禁止他们建立这一类制造业，但在现有改良情况下，他们一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许就会使他们不愿经营这种事业。在他们现有的改良情况下，此等禁令，也许没拘束他们的劳动，没使他们的劳动不能投在按自然趋势要投的用途上。不过这是母国商人和制造者，由于无根据的嫉妒毫无理由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无礼的奴役标记。但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很可能成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压迫。
英国把殖民地某几种极重要产物，限定输入它的市场，作为补偿，它又使殖民地某几种产物在这市场里占有某种优势，其所用的方法是对由他国输入的同种产物课以高关税，而对由殖民地输入的则给予奖励金。按前一种方法，它在国内市场里给予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以上述好处，按后一种方法，它给予殖民地的生丝、大麻、亚麻、靛青、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以输入奖励金。以奖励金奖励殖民地产物输入的这第二种方法，据我所知，是英国所特有的。第一种方法却不是这样。葡萄牙不满足于仅以高关税限制烟草从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输入本国，而干脆禁止其输入，违者重罚。
关于欧洲货物的输入，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处置，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宽大。
英国对于外货输入时所纳的税，准其在再输出时，退还一部分。那几乎都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时是全部。如果外货输入英国时须课极重的税，而在再输出时又不许退还任何部分，那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会承受这种再输出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输出时退还部分的税，否则重商主义耶么提倡的运送贸易，便会告终了。
但我们的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外国，而英国又取得了以一切欧洲商品供给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权利，英国正可象他国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其所属殖民地，承受这种在输入母国时课有重税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货，在输到我国殖民地时和输到任何独立外国时一样要退税。不过，1763年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这种宽大待遇，它规定：“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制造品，从本王国输到任何英属美洲殖民地时，称为旧补助税的那一种赋税的任何部分不得退还，但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这法律颁布之前，有许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比在母国购买价廉；现在，有些货物仍然如此。
在制定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条例时，都以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为主要顾问，那是必须知道的。所以，此等条例，在更大程度上注意这种商人的利益，在较小程度上注意殖民地或母国的利益，那是一点也不足怪的。他们有专营的特权，可以输运欧洲货物供应殖民地，又可以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生产物。这种专营的特权，显然是牺牲殖民地的利益，来顾全商人的利益。他们在把欧洲及东印度大部分货物再输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又象再输到独立国家去一样，享有退税。这种退税，即按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亦是牺牲母国利益，来顾全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于，对运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国货物，尽可能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尽可能收回所垫付的税。这样他们就能在殖民地售卖等量货物，得到较多利润，或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到同样多的利润，因而能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样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尽可能多的这一切货物。但母国的利益，未必总是这样。退还此等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部分，会影响母国的收入；由于有了这种退税，外国制造品得以更便易的条件运到殖民地，使得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跌价售卖，这就会影响母国的制造业。人们常说，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大大推迟了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
但是，关于殖民地贸易，英国的政策，虽和其他各国一样，受着重商主义精神的支配，但总的说来，不象任何其他国家那么偏狭、那么令人难受。
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自由，人民代表议会，独享有权力课税以维持殖民地政府。这个议会的权力，超越行政权力，即最卑贱或最可憎恶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忧惧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对他们的愤怒。殖民地议会，和英国众议院一样，未必都是极平等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总更具有这种性质。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而且因为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亦无收买议会的必要。所以，一般地说，这种议会也许更受选举人意旨的影响。殖民地参议院，与英国贵族院相当，但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此等参议院议员，非由政府指派，却由人民的代表推选。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有世袭的贵族。在所有殖民地，象在其他自由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虽比有同等功绩同等财产的暴发户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但亦只更受人们尊敬，并没有烦扰邻人的特权。在现今的变乱开始以前，殖民地议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及罗得岛，总督亦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上，会议规定的赋税，由会议直接派员出去征收，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了。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专制政治，却又在它们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此种政治，大都以独断权授与一切下级官吏，由于相隔遥远，此等独断权的执行，目比平常还要强暴。我们知道，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首都总比较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不想压迫人民大众，这对他亦无利。首都为君主所在地，下级官吏有所威慑，但在远地，人民的怨声，不容易传到君主耳里，下级官吏乃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但是，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总比以前为人所知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要远得多。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能给那么遥远的省区人民，以完全的保护。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行政相比，总是较为宽宏温和。这种较好的政治，和法国民族的性格相称，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称，他们政府的性质，与英国相比，虽较为专横，然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则比较守法、比较自由。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优越，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表现出来。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英国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胜一筹，但英国蔗糖殖民地，却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享受同样的自由政治。不过，法国没象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精制自产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们政府的特质，使他们对于黑奴，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欧洲人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民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就今日情况说，栽种甘蔗，都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认为，使用锥犁，当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润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马的良好管理，奴隶耕作的利润与成效，必同样取决于奴隶的良好管理。我想，一般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于管理奴隶。对奴隶给予些微保护，使不大受主人侵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专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非经充分考虑，不敢干涉他们。地方长官不得不把他们放在眼中，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要是个人不依他的意见管理，他也许发出拘票逮捕他们，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会使他这样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敢轻视奴隶，因而不得不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使奴隶不仅更诚实，而且更聪明，因此变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并照顾主人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种德行，奴隶决不会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并不受干涉的国家，奴隶一般受着奴隶的待通。
我相信，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政策，都可证明这种议论，即奴隶在专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罗马史上，第一个保护奴隶，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就是皇帝。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仅仅犯了一点小过失的地的一个奴隶，截成小块，投入池中喂鱼，皇帝大为愤怒，命令立即将此奴释放，并把他的其他奴隶同时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不能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了。
应该指出，用以改良法国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资本，几乎全部来自此等殖民地逐渐的改良与开垦。那几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的产物，换言之，是由良好经营而逐渐蓄积并用以生产更多产物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但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及开垦的资本，却有大部分来自英国，并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生产物。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财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这样说）此等殖民地。但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全部原因，却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法国移民，在这一点上，优于英国移民。这个优点，在奴隶的良好管理上最明白地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