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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两大要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作出了这样一种解读。那么，下面就讲中国人是怎么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我认为有很多东西要把它正误。
我们中国传统里面缺乏语言学的精神。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儒道佛都有一种反语言学的倾向。我们不重视语言，接受西方的辩证法不是从语言的层面上来理解它，而是从事实的层面上理解。比如说，我们理解矛盾——这可以是辩证法的精髓——什么是矛盾学说，我们在汉语里面找到了韩非子提到的一个寓言，就是矛与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矛和盾就构成了一个词，我们用来翻译黑格尔的自相矛盾的含义，这个自否定的含义，应该说比较恰当的、自相矛盾嘛。但是，我们往往不能从语言学上来翻译，没有什么逻各斯，对话呀，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实物性的概念，一个矛和一个盾，好像黑格尔和马克思讲的矛盾就是一个矛和一个盾的相互关系的学说。这就理解错了。矛盾这个词在德文里面是“Widerspruch”；就是一句话里面的自相冲突，它不是两个东西的外在对立，用那个矛去刺那个盾，那个盾又不让矛刺穿，它不是这种关系。它相当于逻辑学里面的自相矛盾的命题，“这个木制的铁”，“这个好人很坏”。（笑）这样一种自相矛盾是逻辑上自相矛盾，这个在汉语里面没办法表达，只有用矛盾来表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在这样表达的时候要意识到这样表达的缺陷性。一般人都没意识到。都以为矛盾就是一种外在的冲突。
因此，我们常常把矛盾和对立混为一谈。我们谈辩证法从来都是这样的，矛盾就是对立嘛，对立统一，矛盾统一。毛泽东也这样讲，矛盾论就是对立统一嘛。其实对立和矛盾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比如说，对立是黑的和白的，矛盾则是黑的和不黑的。黑的和白的是对立的，但它不矛盾，因为它中间还有些别的，有红的，黑的，它并不符合排中律。矛盾就是要符合排中律，不能有中间的东西，黑的和不黑的，不黑的把所有的黑的之外的东西都包含在内了，这才是矛盾。辩证法就是讲一个东西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所以它才是矛盾学说。对于对立，国民党和共产党对立，左派和右派对立，但他们都不是矛盾的。毛泽东讲的矛盾其实都不是矛盾，其实都是对立。（笑）他不是从语言层面上来讲的，是从事实层面上来讲的。事实上，当时国内正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有两派，两派有冲突，它们的地位发生相互转化，这些都可以讲的，但这不是矛盾。当然毛主席的这样一种观点也不是他个人创造的，它来自于传统。中国历史从来都把对立理解成万事万物的动因，而不是把矛盾理解为事物的动因。像王安石，他解释运动，说事物内部包含两个对立东西，他称之为“耦”，意味着两个东西，“耦”意味着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相互冲突造成运动。但谁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又如何会发生冲突呢？王安石就讲“耦之中又有耦焉”。“耦”的冲突又用更小的“耦”来解释。“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用这样一种方式不断来追溯它的“耦”。但这样一种对偶式的解释永远需要第三者来解释。我们通常讲辩证法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把事物的运动归结为事物的矛盾性，但我们通常理解的矛盾性是两个事物的相互冲突。但这样有一个问题，是谁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即使放在一起了，又是谁让之冲突？后来张载把运动解释成“动必有机”。“机”这个词是和“耦”非常接近的，机是很小的诱因。但是机也是一种关系。“机”的繁体字“機”，两个幺底下一个人还有一个戈字，那个人拿了一个兵器在那里守卫两个小东西，这个人就是那个第三者，他和兵器的关系又是一个“机”。毛泽东讲“一分为二”，而且无限可分，这个观点是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但没有一个中国传统的哲学家意识到，一个事物的运动其实不在两个东西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那就是自否定的关系，自己否定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通常讲把自由理解成自由自在，谁也管不着，自得其乐，怡然自得，这是老庄的自由，但是“自得其乐”是不持久的，人总要吃饭，不能餐风饮露，人不是石头——当然老庄是很希望自己变成石头的（笑）——但是你不是，你的肚子饿了怎么办？你的自由自在是一瞬间，顶多是一天的工夫。老庄讲要放弃自己的追求，禅宗也讲要破除一切执著。但是你不执著怎么办呢？所以这种自由是虚假的，中国传统自由的追求是实现不了的。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种反抗，首先反抗自己的惰性、奴性。你做了奴才，被迫为主人工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反抗。反抗比不反抗要更难，所以自由比不自由更难。一个奴隶要决定反抗比不反抗要难，那就看它有没有自由精神，一个有自由精神的奴隶会选择反抗。那是很难的。大自然也是压制人的，但是选择忍饥挨饿，少生孩子，少吃？还是去创造发明，去改造自然？这比安于现状更难。
所以，自由在西方意味着是一个痛苦的概念，而非像中国是一个舒适的概念。为什么弗洛姆写了一本书叫《逃避自由》呢？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呢？中国人很难理解，自由还不好吗？确实，真正的自由是痛苦的。把自由选择的权利交给强者，甚至交给大自然，那是最舒服的。自由是痛苦的，但是只有自由才是人的出路。中国传统的解释没有把运动放在自由的上面。荀子讲人之性本静，感于物而动，老庄讲虚静寂寞无为，老子崇尚安静，儒家也讲安静，温静，儒雅之士。禅宗更是四大皆空。佛家讲不要去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都主张人心要安于现状，不要去追求，追求就会碰钉子，就会触犯法规，没有好结果的。所以，儒家的“仁”是二人关系，这跟王安石讲的“耦 ”有相似之处，都是把运动归结为二者的关系，二人互动。其实人都是安静的，那就近似于“仁”，“仁人”是安静的，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即使去做什么事情，也是因为二人的关系。儒家当然讲人要有事业，“治国平天下”，但这个事业不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仁”所决定的，由“仁”规定的一套既定的道德立法规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通常把这个理解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你应该像天行的那样自强不息。你的自强不息的程序和目标都是天所规定好的。孔子讲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你的从心所欲好像是从心所欲，但都在既定的规范之中，都是天规定好的。
中国文化，中国的儒佛道从来不讲自否定，自己建立自己自由意志的目标，自己建立自己的规矩，而总是让人去遵守既定的规矩，天道，天理，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在这个方面它妨碍了我们去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及马克思辩证法。通常我们把辩证法理解成外部的冲突，而不是一种自否定，一种思维的痛苦，一种自觉的追求。
从五四以来，我们引进了中国从来没有的两个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科学和民主，但是很少有人把科学和民主后面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研究。什么是科学？科学不是技术，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规范性，要重视语言、逻辑、认识论。如果没有科学精神，把科学引进来也没用，那就成了技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引进了技术，但是我们没有科学精神，没有那种规范性，中国人长期自由散漫惯了。只有一种外在的强制规范我们才能遵守，只有在人行斑马线上拉一根绳子才能把我们管住，不知道重庆怎么样，武汉拉的绳子又粗又脏，谁也不敢碰（笑）。这就把人管住了，但是两头必须有专人拉绳子。（笑）我们没有一种逻各斯精神，没有一种遵守规范的习惯。写在纸上的东西都可以不遵循，那是一纸空文，签了字可以不作数，还可以让人代签，这在西方是犯法的。我们没有这种规范性，还讲什么科学精神呢？
另外，民主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民主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操作上的权宜之计。真正的民主的根基是自由精神。科学精神底下是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精神，它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我们理解的民主是什么呢？就像毛泽东讲的，我们不给少数人自由，只给多数人自由 。这叫民主啊？（笑）每个人都有自由，自由是天赋人权嘛，没有自由，是不会理解什么叫民主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法治。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有理性的自由 ，这才是法治。我们五四以来强调这个东西，实际上都对它没有吃透。
所以，我们今天要深入它的后面要去探讨它的来由，来理解为什么西方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就变了。西方那么好的法治为什么实现不了，表面好像是是实现了，但实际上是换了另外的内容。通常讲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笑）中国当然有中国的国情，但国情就那么好呀 ，国情是要我们改变的，我们引进法治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国情。按照中国的国情，选一个皇帝来，那不是更好吗？（笑）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面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否则，我们的民族这样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包括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搞法律工作的人对这不是很强调了，认为它是意识形态，主张法律上的具体问题要具体研究等等。实际上，它是有联系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它的来龙去脉，那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它的实质的把握可能要更准确一些。总的来说，学法律的当然离不开哲学，哲学方面如果还停留在简单化层面，那么我们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实际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大都是法学家，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马克思更不用说了，马克思读的就是法律系，后来得的是哲学博士。在法学里面有非常多的哲学道理，特别是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倡的这种辩证法的精神，如果我们理解的话，我们的思想有非常的灵活性和深刻性 。我们会对事情看得更透一些。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辨正（2）
2007年08月01日 星期三 00：33
黑格尔辩证法辨正（下）
邓晓芒教授
（2004年10月25日晚上，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在西南政法大学演讲。西南政法大学龙宗智教授、陈金全教授、付子堂教授、赵明教授、曾繁跃教授、郑传坤教授、朱学平博士评论。演讲由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付子堂教授主持。讲演前，邓晓芒教授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龙宗智教授代表学校为邓教授颁发聘书并致辞感谢。演讲由杨琨、何永红、谢敏、蒋海松等同学记录整理，蒋海松统筹校对。赵明教授代为审阅。）
点评
陈金全教授： 我先说几句。上周我们在这里听了蒋庆的讲演；我称它为”中国文化的宣言”， （笑声）龙校长最后总结说“我们品尝了一次精神的盛宴”；这话说得非常好。今天晚上邓晓芒先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精神的盛宴。蒋庆先生是从贵州的深山里带来的中式的阳明精舍的这种盛宴；而晓芒教授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欧洲大陆的古典的德国式的西餐；（笑声掌声）所以我们大家对他表示感谢~
今天晚上看到这么多同学和很多老师来这里听讲座；我也很感动。这使我想起我的大学时代 。（笑声）那个时候我们就坐在讲坛上听啊；今天晚上台上的人也不算少了；到处坐。那时候到处都是人。这使我感到这是我们西政的生命力之所在；西政的希望之所在。
80年代中期；我们中国的最出名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一代宗师贺麟先生，从朝天门下船；找了几个棒棒把他抬上岸；最后搭车经过我们西政；可惜我们没有意识到应该留住他；说明我们法学的幼稚。那么今天我们把邓晓芒教授从武汉邀请到这里；而且这个邀请是从去年就开始了。而且上个学期不停在联系；因为他很忙。终于他来到我们这个歌乐山下；而且给我们讲了一场精彩的有关黑格尔的讲演；这说明我们西政在远离法学的幼稚，在走向成熟 。（掌声）
马克思经常讲“我学的专业是法学；但是我是把它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我每次跟研究生都说这句话。这说明当年马克思为了搞清法学问题；他要去研究哲学研究历史；我看到我们同学们对哲学和历史有这么大的兴趣；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学校理论法学有希望了。（笑声掌声）
再一个就是邓晓芒教授；我们应该算是有点缘分；35年前；我们两个都在湖南沅江县千山红农场劳动。那个时候我是种水稻；他也是种水稻；而且每天要挑砖挑瓦；我们是一个人种十亩水稻 ，但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是大学毕业嘛，所以是42块5；所以每天大概可以挣一块多一点；估计晓芒教授当年；挑一天砖可能一块钱都赚不到。他当过农民；作过工人；他的经历，就是他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看他的自学能力非常强；我知道他的英文和德文都是自学的。他是陈修斋先生的硕士生。完全靠自己学习达到这样的境界；非常不容易 一个没有到过德国学习过德文；没有到过英国学习英文的人；居然能够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 （掌声）
另外；晓芒教授；我们是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的；认识以后我们就互相聊 ；我就说：“35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劳动！”而且那次会议上很多老先生跟我推荐说：“晓芒教授不仅学识很高；而且人品也非常高。”所以我非常主动地跟他接近 ，我们应该算是朋友
另外他的妹妹残雪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我读过；读不懂。看来要请教一下晓芒教授，感觉就象是卡夫卡的作品。所以他妹妹也是个哲学家；用哲学的语言来讲述很多中国的故事；我们有机会我觉得也可以邀请残雪女士来我们这个讲坛 （掌声）
今天晚上是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和我的专业的关系；我认识很多黑格尔专家，比如张世英教授今年83了；他还可以站在讲台上讲，还有这个贺麟教授的学生薛华先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政治著作选；还有很多搞黑格尔的学者，我都认识一些。我们念书那个年代；谈黑格尔就是批判；批判唯心主义；因为斯大林在苏联政治局开会讲过“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动”，那黑格尔也是反动了；因此影响到我们中国哲学界的一些讨论。我记得60年代在这个，我们在现在是叫首钢；当时是叫石景山钢铁公司劳动，跟我们一起劳动的有一个知名的黑格尔专家叫熊伟；他是从德国回来的；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惊呼声）他一生研究青年黑格尔派；也是湖北人，我们在一起谈思想的时候；居然不谈哲学家的哲学修养；只能谈“工人阶级有很高的哲学修养”。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环境下的一种扭曲。
晓芒教授今天晚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我很受启发 他解读出“自由”来；“自由”也是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