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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就会出现更多破坏性的行为。这就是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对于违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关组织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引起员工的重视，从而使类似行为再次甚至多次重复发生；对于工作不讲求成本效益的行为，有关领导不以为然，使下属员工的浪费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日趋严重；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而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这些都是“破窗效应”的表现。
在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破窗效应”。经常听有老师说起，班里的某位学生调皮捣蛋，几乎没有办法管教，或者是某位学生不够聪明，屡教不会。可老师的话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调皮捣蛋的学生更淘气，不够聪明的学生表现得更笨。在这里，“破窗效应”起了作用。因为老师的话使学生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顾忌，调皮捣蛋是理所当然，笨也是理所当然。所以，老师千万不要打碎一扇窗子的“玻璃”，不要轻易放弃一个学生，而要用热情和鼓励去引导学生。
还有，当我们有了新的物品总要好生爱惜的。比如小孩子新得一玩具，总会爱不释手，无论谁要借，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要好生斟酌一番，然后找一借口不借给你；即使你面子很大，借到手，他也要商定一个还期，更要再三叮嘱，不要弄坏。及至后来，玩具有些磨损或是破旧，那时你即使不要，他往往也要问你要不要玩他的玩具。这也是生活中的“破窗效应”。
在企业管理中，“破窗效应”应用也非常多。比如对公司员工中发生的“小奸小恶”行为，如果管理者不引起足够重视，就会因“破窗效应”而引发非常严重的问题。管理者只有防微杜渐，甚至适当的时候小题大做，这样才能防止有人效仿，积重难返。
美国有一家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以极少炒员工鱿鱼而著称。有一天，资深车工杰克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没有防护挡板，虽然埋下了安全隐患，但收取加工零件会更方便、快捷一些，这样杰克就可以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不巧的是，杰克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大发雷霆，令他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后，又站在那里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克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杰克就被通知去见老板。老板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
杰克被解雇了。离开公司那天，他流泪了，工作了几年时间，他有过风光，也有过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克知道，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破窗效应”还可以应用于治安管理方面。纽约的地铁被认为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针对纽约地铁犯罪率的飙升，纽约市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携带凶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转。他的做法显示出，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温床。也就是说，这些看似微小但有象征意义的违章行为就是那第一扇破窗，如果修补了破窗，即大力整顿这些违章行为，就会发挥“破窗效应”，大大减少刑事犯罪。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个别的、轻微的“小过错”，并坚持严格依法管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就可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如果能及时修复，则效果会非常明显。
第五章 透视晋升、加薪的秘密——工作中要懂的经济学
你为什么总是原地踏步——内卷化效应
爪哇，印度尼西亚第四大岛，南临印度洋，北面爪哇海，人口稠密，风光旖旎，首都雅加达即位于此。作为世界著名旅游区，天南海北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利福德·盖尔茨，一位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在此长住，却一直无意于如碗风景，而是潜心于当地的水稻生产。刀镰犁耙，种锄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爪哇岛的原生态农业在维护了一派自然景色的同时，却长期陷入到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状态。盖尔茨将这种现象冠名为“内卷化”，随后这一概念便广泛引入到政治、经济之中。
“内卷化”意指一个社会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层面上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大到一个社会，小至一个自我，一旦陷入内卷化状态，即似身陷泥沼，无力前进。
生活当中，经常可见这类事情。老李，“干事”一当三十年，身边同事一个一个升迁，自己却还原地徘徊。退休年龄将至，心中酸涩，“二锅头”变成贴心朋友。老张，“技工”一做十五年，同辈之人已升任高工和主管，自己却还只是戴着一顶技工的帽子，心境抑郁。老周，二十年少时，一部剧本即获得电影大奖，被公认前程似锦，然而二十载光阴荏苒，创作水平再不见长，毫无建树，甚至开始考虑改行……面对这些屡见不鲜的“内卷化”情况，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何停步不前？是天赋欠缺，勤奋不够，还是运气没有垂青？
分析个人的内卷化情况，根本出发点即在于其精神。人们常说，信念决定命运。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这一生只能如此，那么命运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改变，生活就此充满自怨自艾；如果相信自己还能有一番作为，并付诸行动，那么便可能大有斩获。正像运动员所说的，“拼搏不一定会得到，不拼搏一定会得不到”。如果上面提及的李“干事”认定此生只适合这一职位，那么他升迁的动力将消弭殆尽，前途可以不作他想。
上面提及的老李、老张、老周，都为现状不满，都为前途沉郁，其心气还在，这时就要分析个人内卷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个人能力。一般说来，它包括“专业”和“处世”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能力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处世能力可以让专业能力如虎添翼。但是，若只重专业而不顾人际，将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只重处世而无一技之长，终究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两者结合，个人才华才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上面提到的老张，“技工”一做十五年，可能是他上进不够，专业能力没有提高，也可能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导致技术性更强的工作难以插手，种种原因使得他失去了评定职称的机会。推广开来，梦想有所作为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大多只是空想家，不去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处于“内卷化”当中。想想看，在现实生活中，哪个单位的一把手不是熟练业务，而又同时精于世故呢？
一个人早上出门，必照镜子以正衣冠，然而晚上归来，可否想到再照镜子以正心灵呢？这面镜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中国农民一代一代繁衍，生活却不见大的改变，而更要命的是，人们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多年前，中央电视台记者去陕北，偶然间采访一个在黄土高原上放羊的男孩，便有了这样一段“经典对话”：
“为什么要放羊？”
“为了卖钱。”
“卖钱做什么呢？”
“娶媳妇。”
“娶媳妇做什么呢？”
“生孩子。”
“生孩子做什么呢？”
“放羊。”
小孩几句话勾勒出了一种“内卷化”生活状态，这无疑折射出当时许多陕北农民的思想观念。多少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改进，在于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改进。思想观念的故步自封，使得打破内卷化模式的第一道关卡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对于整天忙碌于工作的人们，虽然没有站在黄土地上守着羊群，但在思想上是否就是那个放羊的小孩呢？怨天尤人或者安于现状，对职业没有信念，对前途缺乏信心，工作结束就是生活，生活过后接着工作，对内卷化听之任之，人生由此停滞不前。
生活陷于内卷化的普通人迫切需要改进观念，而那些成功人士相比之下，则更需要理念更新，否则内卷化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注定只能做一个小老板？并非他不想做大做强，而是思想观念停滞在小的层面。小老板需要精明，而大老板不仅需要精明，更需要气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进入多事之秋，多少著名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思想观念停在原地。面对国际化接轨、现代化生产的企业，这些老板还在用农民的思想进行管理。市场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倒闭自属必然。
总而言之，一个人要摆脱内卷化状态，就要先确信自己是否还有上进的志气。如果有，那就再看看自己掌握的技能是否纯熟。精益求精，发挥极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或者下决心钻研，或者再去接受培训，都非常必要。除此之外，再分析一下自己所处的人际环境。尤其是在企业这个大舞台里，自己与同事是琴瑟相和，还是凉若秋水？自己在领导那里，是青睐有加，还是可有可无？要切记，走出职场的内卷化，要靠自身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上进精神。只有充分发挥自身力量，才能突破自我、表现自我、超越自我，从而使得职业生涯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原因——人才经济学
秦末农民战争中，韩信仗剑投奔项梁大军，项梁兵败后，韩信归附项羽。他曾多次向项羽献计，却始终不被采纳，不得志之下转而投奔刘邦的汉军。汉军大将夏侯婴见韩信言论不凡、相貌威武，便将其向刘邦推荐，但仍然未被重用。后来，韩信多次与萧何论兵，颇得赏识，但仍不能舒展志向。刘邦行军至南郑时，郁郁不得志的韩信面对当空明月，仰天长叹前程渺茫，便骑马而去。萧何听说后，来不及向刘邦报告，连夜追赶，天至拂晓，方才追及。在萧何的再三恳求下，韩信勉强留了下来。此时刘邦正准备收复关中，萧何就向他推荐韩信，希望重用。刘邦起初只想将其封为将军，然而萧何竭尽所能争辩，说明争夺天下，韩信是必不可少的大将之才。于是刘邦便择选吉日任命韩信为大将，从此文依萧何，武靠韩信，刘邦终于夺取了天下，建立了西汉。
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在小说、戏剧当中屡屡提起，传为佳话。古往今来，这一典故的教育意义始终未曾降低分毫。从萧何为国求贤、识人爱才的一片赤诚之心中，可以看到人才的高度重要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人才经济学”的高度。
人才经济学首先要明确“人才”的定义；人才是什么？首先，人才属于劳动者，但绝不是一般的劳动者。相比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具有“三高”，即“高质量”、“高素养”和“高能量”，因此，人才可以在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群体中，脱颖而出。古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求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回归时，遇到百般阻挠，原因何在？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给出了形象的答案，他说，宁愿枪毙钱学森，也不愿意他回到中国，因为他“一个人可以顶五个师”。所以钱学森在美国被扣五年才得返回，而他一旦回国，便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人才的重要性，其释放出的能量是一般人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明确人才的定义后，再分析市场竞争。归根到底，它将集中于人才的竞争。这里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逻辑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竞争取决于产品的竞争，谁能生产出适合用户需要、赢得用户满意的产品（这里的产品包括技术、服务等），谁就能占领市场。但是只有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方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才竞争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成败。
在市场里，人才也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其价值就由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对于人才，又绝不能简单等同一般的商品。随便列举某种商品，比如手机，在其刚进入市场时还是紧俏货，但是到了现在，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市场上基本达到供求平衡，甚至开始出现供大于求。手机的价格越降越低，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市场里绝大多数商品的供求发展都会符合这种最终供大于求的趋势，这是由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共同决定的。但是人才——而且只有人才，作为科技的研发者，是不折不扣的稀缺资源。尽管在短期内人才市场会有所起伏，但从长远看，人才总会供不应求。比如作为朝阳产业的IT界，已经持续多年上演争抢软件人才的大戏；近几年，中国模具工业高速发展，市场广阔，产销两旺，在我国一些模具业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企业追着疯抢模具数控技术人才，技能较好者工资达四五千元，年薪十万以上的也并不鲜见。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商品，人才因为具有了创造力，从而始终处于买方市场。
人才经济学同样注重人才这种商品的成本问题。企业追求效益，效益对应成本。企业购进人才同样需要成本的付出，但是付出的成本能否换来效益，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人才一般需要具有高学历，但这只是说明他已经获得了较高层次的知识，进入企业后能否创造价值，一般没有人可作保证。企业进口一条先进的汽车流水线，只要质量可靠，开动后就能达到预期的产出，但是人才却未必如此。比如企业高薪招来一位博士，本来希望其能发挥一技之长，在产品研发上有所创新，然而一年多过去后仍无所作为。企业这才意识到这名博士早已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思维，更适合去做一名教师，无奈之下只好将其辞退——这是发生在企业中的真实事件。又比如，企业好不容易挖来一名高级管理人才，为其提供了很好的职位和薪资。然而，这名经理人却不能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久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暗自寻找机会。就在公司这边工作已经展开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投了其他公司。像这种跳槽现象，同样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成本损失。由此可见，人才的投入产出比是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非线性的。正因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人才的雇用，都有着高成本、高效益和高风险的特点。
企业渴求人才，在雇用人才商品时必须给出价格。但人才与一般劳动力相比，在供求关系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我国，有着大量的一般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人才总体来看一直就是求大于供。人才月工资可以拿到几千元甚至更多，同时，一项高科技成果可以卖到成百上千万元，这两种数额都是人才价值的转化。企业购进人才时，因为人才的价值往往难以在当下就体现出来，这就使其本身的定价难以预计，在企业效益尚未实现前谁都不能确定。面对这种风险，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防止，比如技术入股、报酬与效益挂钩等，都可以有效做到买卖双方都不吃亏。
对于企业而言，人才经济学还研究怎样才能招揽人才、留住人才。鉴于人才商品的特殊性，要达到这一目的绝非易事。地区不同，企业不同，都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但总的说来，要吸引人才，其关键还是在于“以人为本”，即在以价值规律对待人才的同时，还要从人文角度充分尊重、吸引人才。为此，人才经济学指出，需要在两方面下足工夫。
首先，企业必须有优秀的激励机制。比如华为集团，人才一旦被聘用，就会享受优于同行业外资企业提供的薪资待遇。公司还对提出合理化建议或作出技术革新的员工提供报酬，而且它所占据员工收入的比例相当可观；山东海信集团实行年薪沉淀制度，集团经理的年薪从15万元到50万元不等，但这笔钱要分成四部分，当年只能拿走30％，其余70％是“沉淀”的，五年之后才能兑付。如果有人提前离开，他的沉淀工资是不能全部拿走的。类似这样的激励机制，对于留住人才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次，企业必须为人才提供优秀的发展环境，从而充分凋动其积极性。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做得是非常到位的。为了鼓励创新，日本企业普遍组建了各种“发明创造委员会”，人才以及所有员工都可以随时提出设想，如果被采纳，企业将会提供可观的奖励；即使不被采纳，也会获得一定奖金。企业还始终为人才提供继续提升自己的培训环境，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让自己的综合素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生活当中，每逢员工遇到婚娶、祝寿、生子一类的喜事，日本企业都会有所表示，如在工厂门口